感受十三年之三：锤炼，政以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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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1月7日晚，中华第一高楼金茂大厦的玻璃幕墙上，巨大的光束映出“庆十六大”、“与时俱进”字样，令璀璨夜色中的浦东陆家嘴格外美丽。 本报记者 屠知力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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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江山代有才人出，风华正茂书新篇———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低了，文化程度高了
崔文玉：4000余万，这是截至去年底我国各类干部的总数。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看我们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13年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我们党始终重视的一个工作重点。党员干部队伍发生了许多可喜变化。
顾勇华：我这里也有一些数据：在全国的干部中，超过一半拥有大专以上学历，34的干部年龄在45岁以下。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培养和建立一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现在看来，我们已经向这个目标大大靠近了。
包蹇：这一代干部有个显著特点，就是精力充沛。
邓建胜：对。我在福建漳州市采访，头天晚上与市委书记袁荣祥长谈至夜里十点多钟，次日一早他赶到距市区约50公里的南靖县。中午，我们在该县金山镇采访，又碰到了他。原来，他又跑了20多公里，从县城赶到这个镇与民营企业家开座谈会。据说，这位书记的工作节奏一直这样。难怪一些老干部感叹：“要不是年富力强，谁能这样超负荷工作呢？”
王伟健：年轻干部特别想做事，想做大事。
刘士安：他们普遍思想解放，敢于开拓创新。在一些领风气之先的地区，表现更为突出。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吕网大：知识结构与文化水平的提高，也使这批干部在眼界、观念、判断能力、科学决策等方面，较过去更能适应新形势。
汪晓东：最近，我采访长江三角洲的区域合作问题，接触不少市县领导，发现他们的许多看法与学者、专家相近。讨论时不仅使用的术语一样，内容也在同一个层次。现在的领导干部，对于经济工作更加专业了。
郝洪：在各级领导班子中，绝大多数人本身就是知识分子。至于院士任市长、博士当县长、配备科技副县长等，已不算新闻了。“技术官员”越来越多，专业色彩越来越浓。
王伟健：这一代干部确实不一样。我在苏南听一位镇干部讲，他是全镇干部中最闲、也是责任最大的。最闲，是说把具体事项都分解下去了，自己只需听报告，签字；责任最大，是指他要全面调控，对所有的事情负责。后来一打听，他上过MBA。不管这种看法是否全面，他还真把企业管理的思路运用到行政管理中来了。
姜泓冰：正是这样。我采访过的山东泗水县委书记，曾在美国读过MPA，可以流利地用英语与外商会谈，但平时仍操着一口方言。最土的方言与最现代的词汇乃至外语并用，可以说是“这一代”“穷县官”的真实写照。
陈颂清：他们既要面对偏僻的中国乡土社会，解决父老乡亲的温饱，又要收集、分析外地乃至世界的经济走势。
孙小静：在沿海地区，一批既熟悉发达国家游戏规则，又了解国情民情的干部，近几年涌现出很多。
康燕：上海特别典型。人称“海派特点”，其实就是国际眼光。近几年，在这个城市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每七八个人里就有一人接受过中长期出国培训。市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几乎都有留学经历。上海建设的很多“大手笔”，都直接受益于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张江高科技园区“移植”了美国“硅谷”的不少理念和做法。另一方面，上海也将大量年轻干部交流到新疆、西藏、云南等西部欠发达地区。
谢卫群：中西部地区同样把干部派到上海、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挂职。这对他们的触动特别大。江西一位年轻干部说，他在上海挂职期间，特别注意上海与自己同级别、年龄相仿的干部的工作规律，发现他们花在交际、应酬上的时间很少，而把许多时间放在知识更新上。这种对比后的收获，相信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财富。
吕网大：我补充一条。上海市政府每次召开全体会议，都先安排半小时的专业知识讲座。上午9点一到，会场的灯一暗，电子大屏幕亮起，一位专家就结合形势和任务讲一个专题。市领导和数百名局以上领导干部都坐在台下，认真听，认真记。到9点半，正式开会。这已形成制度了。
田泓：现在世界变化那么快，不及时更新知识，就有“本领危机”了。
广开门路揽贤才，制度严明倡清廉———领导干部的选拔范围“松”了，管理措施严了
宗卫东：我说件新鲜事。9月份，山东省在举行公务员考试时，首次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民报考县级机关。过去，山东省已有不少农民参加过公务员考试，但当时规定只能报考乡镇一级。这次扩大到了县一级。
吴焰：我也说一件。今年5月，上海浦东新区第一次在香港招聘两名行政公务人员，年薪均为50万元人民币，职级等同于副局长级。
娄靖：一方面，政府机构的大门敞开了，干部来源宽了。另一方面，从严治党、依法执政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查过一些资料，过去5年，党和政府制定的党风廉政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有2000多件。这可不是“纸上谈兵”，是动真格的。
包蹇：我在安徽采访时得知，这个省去年对在年度考核中不称职票超过30％的8名厅级干部作了职务调整，其中3人被免职，4人改任非领导职务。这样的做法，让大家感到干部年度考核绝不是走走过场的。
徐爱民：你们说的这一“松”一“严”，似乎说的是选拔和管理的不同举措。实际上，它标志着我们在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时，民主化、法制化、制度化建设成为其中的重要特征和手段。
顾春：“松”，不是说选拔人才的标准“低”了，而是指选择面宽了。
刘士安：事实证明，把干部选拔考核的整个过程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是确保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保证。
娄靖：有资料说，从2000年以来，全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2万多名，其中有厅级干部近千名。有19万多名干部通过竞争上岗走上了领导岗位。这些举措也宣示了一种现代观念：即“公务员”。也就是说，国家干部是一种社会职业，而不是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
郝洪：对，他们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心和社会管理能力的群体，能代表全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凌志军：这也使我们的干部，既能体会“穷人”的疾苦和喜怒哀乐，也能和“富人”打交道。
汪晓东：公开、公平、公正地选拔干部，可以从源头上消除腐败。
励漪：说到腐败，我想起最近在采访中，一些人谈到对十六大的期望时，都要求继续加大反腐倡廉力度。
包蹇：是这样。所以说，把反腐倡廉作为“从严治党”的重中之重，意义重大。这些年，各地的党组织在反腐败斗争中，越来越注重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像浙江不少地方都明确提出，经济要搞上去，但是，干部不能倒下去。预警与预告制度开始在各地推广。
徐锦庚：老百姓也正是从反腐败的成果中，看到了党管好自己队伍的决心与能力。
李泓冰：怎么“反”也很重要。反腐成效再好，也是“事后”了。所以，这些年，各级党的纪检部门“哨位前移”，把工作重点放在事先的“防”。
陶峰：我赞成。过去，提拔干部，侧重个人的道德素养，强调个体的自身建设。这当然没错，但是，制度建设才是保证和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核心。
凌志军：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好人更好，也让想“坏”的人不敢“坏”。
仝志强：据我的观察，近几年，从选拔机制开始，任用机制、评价考绩体系都正在发生一些较大的变革。
赵彦龙：最近十三年来，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成为选拔任用和考察考核干部的必经程序，普遍推行了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前公示和任职试用期制度，还有离任审计制、干部末位淘汰制，以及政务公开、电子政务等。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还有定期考核制度，像考察预告制、差额考察制和干部考察责任制，等等。
杨哲华：浙江温岭市去年推行了干部辞职制，包括“承诺”和“请辞”两个环节。干部先就自己年内工作目标作出公开承诺，明确提出若有哪些目标没有完成，将请求批准辞职。实行不久，就有3个乡镇或街道的39名领导干部作了公开承诺，两名中层干部自己觉得不适合本岗位，已经主动请辞。可别看这只是两个人，受震动的可是一大片。
娄靖：管好并丰富干部的业余生活也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方面。一些落水干部是在“吃喝玩乐”中滑入腐败深渊的。我在浙江新昌县采访时，看到县里干部的办公室里除了办公桌，还有一张“绘画书法”桌，不少干部都能写一手好字。一打听，他们大都是最近几年才学的，为的是让自己的业余生活趋于高尚。最近遇上浙江省委副书记梁平波，他竟然利用业余时间办了一个“走进西藏”个人画展，其中最大的一幅有几十米长。“宁静致远，淡泊明志”，领导干部更当如此。
邓建胜：内部管理严了，同样，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也大了。
陶峰：是这样。山东沂蒙山脚下有一个垛庄镇，活跃着一支善于维护农民合法利益的诉讼代理人群体。近10年来，这里几乎每一任镇长都被“土律师”们告上了县法院行政庭。因此，这个地方的干部都很注意依法行事，生怕日常行政中有与法律不“合拍”的地方。
郝洪：公民素养和法律意识增强了，干部队伍素质也水涨船高。反过来，也是如此。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大道能行报苍生，不负百姓依依情———领导干部的群众观念强了，“官本位”意识淡了
凌志军：前不久，我去南昌采访，接触了不少老百姓。他们全都大发感叹：“变化太大了。”不只是感叹修了几条路、造了几幢楼，而是在夸奖干部。
吴焰：古人说，为政之道，要在得人。今人说，干部难当，当一个能得到百姓赞美的干部，更难。现在，老百姓对领导干部的要求很高，说得极端点有点挑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威信如何树立呢？怎样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呢？
李泓冰：有一次我去上钢一厂采访，当时它正面临大型国企共同的难题：设备老化，效益滑坡，许多工人下岗。但是，在该厂烧结分厂，工人心气儿特顺，争着夸那位许厂长不赴宴、不坐小车，泡在生产第一线，领着大伙挖潜争效益……许厂长有段话让我动容：“改革开放，涌现了很多新东西，但党的优良传统不能丢。干部的待遇已经比工人好了，我不能在制度以外再贪什么。欧阳修当地方官还想‘与民同乐’，共产党的干部总该想想为群众做点啥吧？”几乎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也曝光了这样一个国有企业的领导：厂里停产，工人工资发不出，他竟然还在公款聚餐，搞异性按摩，甚至无证驾驶出了车祸，损失的十几万元也在厂里报销。工人作何反响？可想而知。
凌志军：南昌之行让我思索良久：那里的干部究竟做了什么让老百姓津津乐道？结论是：干部真的在做老百姓想做的事，而不只是让老百姓做干部想做的事。
谢卫群：江西在华东算是“欠发达省份”。过去，不少干部有怨气，老百姓也跟着情绪低落。近两年，省委提出江西要在中部崛起的口号与措施，顺应了老百姓的迫切要求，因此得到积极响应和支持。
郝洪：今年初，南京市委的一连串言行很让群众振奋。这些言行的核心，就是领导干部要把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放在人民身上，而且把评价与考核干部的权力交给人民群众。
陶峰：无所事事的“太平官”，再也坐不住了。
孙健：有压力是好事。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的一段话就很精彩。他说，压力可以激励干部为老百姓干事。反之，如果老百姓感到压抑沉重，干部感到轻快无责，我们就要犯错误。
王伟健：过去说基层干部不好当、干群关系紧张，我这几次下去采访，觉得情况在明显好转。
李泓冰：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干部素质能扭转乾坤。1998年我去九江采访抗洪，当时干群关系融洽极了。一了解，往常其实也时有摩擦，但洪水袭来，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置生死于度外，死顶在抗洪第一线。江心洲破圩，还死了人。镇党委书记跪在老百姓面前痛哭谢罪。乡亲们知道他在堤上几天几夜没合眼，自己的家人也生死不明，不但不责难他，都跟他抱头痛哭！洪水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漂白效应”，在大灾大难面前，党的干部长期历练的基本素质一一凸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分外纯洁。这稳定了局面，让群众有了战胜天灾的主心骨。
闫向军：山东济宁有个县经济力量较弱，市委书记就去“承包”。县委书记则帮扶最薄弱的乡：从想致富点子、帮着解决问题，直到自掏腰包与几户最贫困的村民结对。看得出，他们的帮扶真心实意，也因此赢得民心。
刘士安：前两天，江西九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邓世南来我们华东分社，也讲到在他们那里，所有的科以上干部都要联系一户困难家庭，帮助排忧解难。他出差在外，还不忘为自己联系的那户人家传递就业信息。
凌志军：过去有些干部，总是把精力放在一些无谓的争论上面。现在，他们更多地关注百姓的需求、市场的形势、世界的潮流。这个变化实在了不起。
康燕：我还有一个感觉，“官本位”意识正在淡化。这在江浙一带显得比较普遍：过去是“企而优则仕”，现在，很多人弃官经商，对权力的追逐欲降低。而老百姓对政府、对干部的依赖程度也减弱了，最典型的话便是“不找市长找市场”。
田泓：你说的现象，较多发生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县市，“权力”仍然受到追捧，“官本位”意识依然较浓。当然，他们正在努力摆脱这些东西。
赵彦龙：从发展进程看，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改革开放的水平呈现的是一种“正相关”。
吴焰：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官本位”意识越淡化的地方，干部队伍的素质普遍较高，政府职能、机关作风的转变越快，而且“人民利益驱动”的力量就更大。
曹焕荣：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事实上，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涌现出了无数带领群众苦干、巧干，一门心思脱贫致富的好干部。他们的综合素质很高，而且，在条件艰苦的环境里沉下心来为群众谋利益，更显示了他们可贵的精神。对我们党员干部来说，无论在哪里工作，都要为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而不懈奋斗。当前，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六大精神，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只要坚持与时俱进，牢记执政为民，我们的干部队伍就会越来越有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
（执笔：吴焰）
《人民日报 . 华东新闻》 (2002年11月08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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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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