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时政 >> 时政专题 >>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 >> 大事记 2001年6月12日13:48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79年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社论强调,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全体干部、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社论指出,为了加快现代化的步伐,就要大力采用先进技术,不管哪个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把它学过来;要从小生产式的甚至封建衙门式的落后管理方法,转到符合现代化大生产要求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要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工人、技术员、干部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个人和集体的劳动成果。

    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统一祖国,人人有责。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贡献。我们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商谈,结束台湾海峡目前仍然存在着的双方的军事对峙状态;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应当发展贸易,进行经济交流。当天下午,全国政协就此举行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

    同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至此,自1958年开始的人民解放军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宣告结束。

    同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1月1日、8日、14日、20日、21日,《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四川省广汉县、贵州省开阳县、云南省元谋县、安徽省和广东省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这些地区的基本做法是,把生产队划分为若干作业组,给作业组规定劳力、地段、产量、工分、成本等,超产给予奖励,即“五定一奖”。这种做法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后,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月3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发表讲话。他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式和作用,都需要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探讨。林彪、“四人帮”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歪曲、篡改和利用,制造一整套向无产阶级全面夺权的理论,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扩大化。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准确,维护它的严整的科学思想体系,这对我们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十分必要的。

    1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所谓“一月革命”,是指张春桥、姚文元从1967年1月4日到2月5日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一段时间内进行全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四人帮”搞乱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它的矛头针对各级领导干部,是向党中央夺权。

    1月4日至2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制定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指出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安定团结和四个现代化。会议决定对康生、谢富治的问题进行审查。

    1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特使金永南时说:我们多次讲过,对于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我们是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台湾的社会制度可以不动,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台湾人民的收入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同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记者时说:我们多次声明,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现了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当然,在双方达成建交协议的时候,卡特总统曾表示一种愿望,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愿望,但是我们同时也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究竟可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愿望的实现。

    1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会议,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讲话指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尽可能使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指导我们夺取新长征的胜利。他在会上宣布:中央决定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

    1月11日,中共中央将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印发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决定》以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为首要出发点,制定了包括建立生产责任制在内的发展农业的25条政策措施,强调要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保护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和物资。由于认识的局限,当时仍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

    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宣布: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1月17日,邓小平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听取他们对搞好经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并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他还对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给予支持。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是我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一项重要政策。当前,认真落实这项政策,不仅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必要的,而且对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1月18日至2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前一阶段的会议。胡耀邦在会议开始时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着重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理论工作,继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研究和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这一阶段的会议在春节期间休息5天,开到2月15日休会。会议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和思想僵化现象进行了尖锐批评,对多年来被歪曲了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1月30日,邓小平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归回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国际形势进行讨论,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以及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合作的谅解换文,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协议,建立领事关系的协议等。

    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62年、1964年对李维汉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在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包括李维汉本人,都不存在执行一条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情况,凡是因这个问题而受牵连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2月6日,中共安徽省委鉴于该省肥西县山南公社已经出现包产到户,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万里的意见得到省委的同意。此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该省风阳县小岗生产队农民也自发地悄悄采取了包干到户的做法。

    2月8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农村牧区若干政策问题的决定》。《决定》共10条:(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二)减轻农民负担,严禁“一平二调”;(三)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实行联产计酬;(四)正确执行粮食政策;(五)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六)开放农村牧区集市贸易;(七)严禁开荒,保护牧场;(八)积极发展社队企业;(九)努力办好国营农牧场;(十)充分调动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2月10日,《内蒙古日报》将《决定》全文发表,公告全区,并配发了《狠批极左路线,坚决贯彻十项政策》的社论。截至1980年底,全区3673个牧业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占牧区生产队总数的96.7%。

    2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总结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等六家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关于扩大企业权利,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简称“14条”)。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选择了不同行业有代表性的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南充丝绸厂等六家企业做试点,逐户核定利润指标,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以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的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额奖金。“14条”提出,要使企业拥有利润提留权,扩大再生产权,联合经营权,外汇分成权,灵活使用奖金权。文件要求把企业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并且决定扩大试点范围,在100家企业中进行扩权试点。到1979年底,84个试点工业企业比1978年总产值增长14.7%,利润增长33%,上缴利润增长24.2%。

    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指出:我们进行自卫反击的目的是求得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战斗的地区、时间和规模,都是极为有限的。我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进行的自卫反击战自2月17日开始,在完成预定作战任务后,全部撤回中国境内。3月16日,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结束。 

    2月17日至2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设立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并通过了以彭真为主任的法制委员会组成人选。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随即开展了各项立法工作。中国的法制建设在中断多年后开始恢复和发展。

    2月26日,文化部党组作出决定,为所谓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 “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后17年,文化部的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文艺黑线”和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宣布凡是受到这一错案牵连和遭到打击、诬陷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中央随后批准了这一决定。

    3月1日,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议,国务院决定从3月份起,提高粮、棉、油、猪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统购价格从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8%。这个措施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增加,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交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

    3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萧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提出:萧劲光同志是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的,所谓“上了林彪贼船”的问题完全是张春桥蓄意制造的一桩冤案,应当予以彻底平反。

    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劳动报酬联系产量计算的调查》一文,介绍了安徽滁县和淮北地区一些社队实行的“定产到组、责任到人”的做法及显著成效。这一做法实际是包产到户。

    3月8日陈云写出题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提纲,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这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这一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问题的关键是要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部分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弄清这两部分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有不同的比例。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一个后果是忽视价值规律。他还提出: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

    3月9日,新华社报道: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同成都地区部分理论工作者座谈,就当前经济领域内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与会者在讨论中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不是绝对对立的,是可以结合的;在计划经济指导下,有一定范围的市场经济作补充,很有必要。

    同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指出:康生、“四人帮”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应予平反;强加于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倒。 

    同日,新华社报道:最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布:对内蒙古各族人民危害深重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

    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县的负责人召开座谈会,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上围绕联产计酬特别是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热烈争论,最后达成折衷的意见:目前多数地方,还是实行包产到组、定额计酬;不许包产到户;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可以包产到户;现在春耕已到,不论采用什么形式的责任制,都要很快定下来,以便全力投入春耕。

    3月13日,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中国银行体制的请示报告》,决定扩大中国银行的权限;设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授权管理国家外汇;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直属国务院领导,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

    3月14日,李先念、陈云就财经工作致信中央,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并就财经工作提出重要意见:(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3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反对农村中正在试行的包产到组生产责任制,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应该稳定;并在“编者按”中指出: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出现的地方要坚决纠正。结果引起正在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地区的人心波动和强烈反对。3月3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署名文章,批评3月15日读者来信的看法;同时在“编者按”中承认:3月15日的提法有些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不同意见可以继续讨论。

    3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销两个文件的报告》。《报告》指出,1971年8月13日中央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对教育战线17年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四人帮”强加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影响极坏。1974年1月31日中央转发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是“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炮制的,并由此制造了许多冤案。中央同意教育部党组的建议,决定撤销这两个错误文件,并要求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3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同意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为“总政阎王殿”等冤案彻底平反的请示》、《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和《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4月2日,总政治部召开了平反大会。

    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此前,中央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已经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充分的酝酿。针对1979年计划中留有很大物资缺口的问题,陈云曾于1月1日和5日两次批示:“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1月6日,邓小平批示:“我们要从总方针上来一个调整”。“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根据陈云和邓小平的意见,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调整。对这个调整过的计划,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陈云提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我国有9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最好有3年的调整时间。23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针对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两年来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更加严重的情况,邓小平指出:中心任务是3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要看到困难,把道理讲清楚,把工作做充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钢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钢铁要抓质量,抓尖端的。谈农业,只抓粮食不行,还是要因地制宜,农林牧副渔并举。人口增长要控制。争取到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以下,降不到这个水平不行,国家负担不起。在这方面,应该立些法,限制人口增长。邓小平还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会议原则同意了国家计委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的修改和调整,决定用3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所谓“杨、余、傅事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制造的冤案,中央决定,为这一事件公开平反。

    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后一阶段的会议上讲话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邓小平着重讲了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宣布:中央认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讲话强调: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流毒(这种思潮是从“左”面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至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开始形成。理论工作务虚会后一阶段的会议由中共中央主持召开,从3月下旬开始,到4月3日结束。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调整问题。李先念代表中央在讲话中分析了经济形势,论述了调整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同时指出: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会议通过了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和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

    4月8日至1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访日期间,邓颖超出席了日本各界在京都隆重举行的周恩来诗碑揭幕仪式。

    4月9日,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纪要》。《纪要》提出,要把银行工作的着重点迅速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人民银行既是国家的金融管理机关,又是办理信用业务的经济组织。它是全国资金活动的枢纽,连接国民经济的纽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的专业化,银行的作用会愈来愈显著。全党必须十分重视提高银行的作用,努力学会运用银行的经济手段,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同日,国务院批转轻工业部《关于轻工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报告》,并向各地政府及财经部门指出,轻工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决,积累多,换汇率高的特点。把轻工业工作着重点转好,可以加快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改善人民生活,繁荣城乡市场,扩大对外贸易,为国家增加资金积累和外汇收入,从而加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4月13日至20日,国家经委召集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企业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讨论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决定在这8个企业进行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允许它们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并在人、财、物方面拥有相应的自主权。5月25日,国务院转发了会议纪要。

    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并发出通知,决定撤销中央于1966年4月批发的这一纪要。总政治部在请示报告中指出,《纪要》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步骤,推行的是林彪、“四人帮”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它的贯彻和推行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应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

    5月3日至9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同时举行。两个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一届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胡启立当选为全国青联主席,伍绍祖当选为全国学联主席。

    5月25日,首都钢铁公司等企业被国家经委等6部委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实行利润留成。1980年又试行以税代利。1981年,首钢在国务院和北京市的支持下,改变国家与企业之间分成的办法,实行承包制,即全年上缴利润2.7亿元定额包干,超过部分利润全部留给企业,并按照4:3:3(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个人消费基金)的比例分配使用。实行定额包干后,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当年就实现利润3.16亿元,不仅完成了上缴利润包干任务,企业还留利4000多万元。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首钢开始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办法,即以1981年上缴利润2.7亿元为基数,每年上缴利润递增6%(1983年又主动把递增率提高到7.2%)。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补,国家不再给首钢投资;留用利润的分配比例改为6:2:2;职工工资总额与实现利润按0.8:1挂钩浮动;企业计划内产品自销15%,超产产品全部自销,承包期限15年。企业内部,实行全员承包,责权利到人。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优秀共产党员、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烈士同林彪、“四人帮”英勇斗争事迹的报道。

    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认定陆定一同志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内奸嫌疑”问题, 是错误的,应予以平反。

    6月15日,万里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调查时,肯定了当地实行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大包干”即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万里勉励有关人员: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要伯,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把凤阳讨饭花鼓扔掉,扔得远远的,扔到太平洋里去。无论怎么说,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8月8日,《安徽日报》发表《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一文,向全省介绍了这一做法。

    6月15日至7月2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6月16日至29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连续召开四次全体会议讨论上海宝山钢铁厂建设问题会议认为。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引进的第一个特大项目,本应用更多一点时间,听取更多方面的意见来考虑决定。现在看来决定得仓促了,这是由于我们对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经验不足所致。中央既已决定建设,就应当统一全党认识,协力同心,勇往直前,一干到底。建设期限可以延长一两年,所用外汇也适当调减。

    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致开幕词,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重大决策。会议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大会增选彭真、萧劲光、朱蕴山、史良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不再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6月28日,叶剑英在军队代表团会议上作《军队也要做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的发言。大会审议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七个法律。彭真就七个法律草案作了说明。他说,这些法律的通过,迈出了加强和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一大步;今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还要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陆续制定各种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使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完备起来。9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带头遵守法律。

    6月25日,正在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四川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产品不经物资部门收购入库,不占用国家流动资金,而由用户直接订货,这一举动对探索产销结合的新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8月,国家经委同意在该厂进行以销定产、产销直接见面的试点。

    6月29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正式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撤销对邓拓、吴晗、廖沫沙3位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随后,邓拓追悼会于9月5日在北京举行,吴晗及其夫人袁震的追悼会于9月14日在北京举行。

    7月4日,国务院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下发试行。为鼓励社队企业的发展,草案提出今后新办的小工厂从开办起免税三年;对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县(旗)、社、队企业,从1979年起免征所得税五年。

    7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党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指出:全党必须统一思想,正视当前已经出现的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立即扭转那种光想办好事,开口子,减收增支的主意多、增收节支的措施少的现象。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增产节约。根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的改革设想,7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财政管理办法的通知》,决定从1980年起,对各省、市、自治区开始试行这项办法。

    7月13日,国务院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5个文件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要求在少数国营企业组织试点。主要内容是“放权让利”:允许企业实行利润留成;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企业可制定补充计划,自行销售产品;有权设置内部机构,任免中层以下干部等等。目的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搞活生产。到年底,据四川、北京、上海等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963个试点企业的统计,全年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2%,实现利润增长20%,上缴利润增长13.4%,超过了试点前的水平。但也有一些企业由于国家计划部分所占比例过重,上交基数不合理等原因,未能取得明显效果。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指出:中央关于对1959年以来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甄别问题,在1961年和1962年7000人大会以后,曾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有不少人已得到平反、改正。但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于提出了反对“右倾翻案风”,致使这一工作实际上停止下来了。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许多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他们的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把他们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斗是错误的。《通知》决定,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妥善落实政策。

    7月13日至30日,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院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会上讲话指出,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七项重要法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要求司法人员必须依法办事,要学法、懂法、执法。会议研究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问题。要求各地法院为明年1月1日起施行几个重要法律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是根据当年4月邓小平在同习仲勋、梁灵光等人的一次谈话中提出的利用沿海有利条件,创办特区的意见起草的。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以更多的自主权,以充分发挥两省的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条件,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原则同意两省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在计划、物资供应、物价政策等方面也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和灵活政策。同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特区。中央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

    7月21日,邓小平在上海接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邓小平在接见时说:大问题是接班问题,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有这个问题。现在就要有意识地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这是党的战略任务、根本任务。现在老同志要注意,要任人唯贤,选真正好的,不能论资排辈。讲解放思想,这是最大的解放思想。如果说,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就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一部分干部中一种是崇拜西方世界,反对四个坚持;一种是利用毛主席旗帜,坚持“两个凡是”,这个问题是大量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是非就搞不清楚。思想路线不解决,政治路线是搞不清楚的,必然是摇摇晃晃的。我们的根本问题是要搞四个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搞穷过渡、穷社会主义。否则你吹有什么用。思想路线解决了,政治路线才容易贯彻。归根到底,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三中全会的意义不能低估,这是根本建设,是毛主席延安路线的继续。组织路线,有党规党法问题,有组织纪律问题,但现在最迫切的是班子问题,是找接班人的问题。

    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指出: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解决组织路线,最大、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

    8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所谓利用写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大错案。中央决定,为小说《刘志丹》平反,因此案受到诬陷的习仲勋等同志一律平反昭雪。

    8月7日至11日,邓小平到天津视察工作,就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方针,加深理解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把天津市的工作搞上去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邓小平向有关同志指出:你们要考虑天津的发展方向。搞一个总体规测,把方向定下来,就可以搞得活一点,发展快一点。

    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对张闻天一生的革命活动作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宣布为张闻天平反和恢复名誉。

    9月2日至24日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1980、1981两年的计划安排,认为国家计委提出的计划,基本建设规模仍然过大。财政有几十亿元赤字,物资供应也不平衡。9月18日,陈云在会上指出:经济的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基本建设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

    9月5日至10月7日,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把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改革干部制度作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来抓。

    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同时决定各省、市、自治区可在1979年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恢复这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取消的权力机构。

    9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宣布为北京大学原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平反,肯定了他一贯坚持的、自1958年起受到错误批判的“新人口论”和关于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的观点。

    9月15日至30日,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本届运动会在整个34个项目比赛中,共有5人5次打破世界纪录;2人3次打破3”项青年世界纪录;3人3次平3项世界纪录;12人24次打破8项亚洲纪录;204人和34个队376次打破102项全 国纪录。

    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物价工资会议纪要》。鉴于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后出现的购销倒挂、经营部门赔钱等问题,决定从11月1日起,对部分农副产品提高销售价格,同时对职工实行物价补贴,并给40%的职工增加工资。

    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通过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增选赵紫阳、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剑英的讲话稿,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初步总结了建国30年来的重要经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10月4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李先念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讲了对计划安排的意见,强调1980年和1981年两年的经济工作,调整是关键。邓小平在会上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在谈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标准时,他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的设想。

    10月9日,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党组最近召开大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错误批判的“科研14条”、广州会议”等一些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并为因此而受到株连和迫害的干部及科技人员平反昭雪,进一步澄清科技战线上的路线是非。

    10月11日至22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同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九三学社第三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二次全盟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分别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各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各自的工作报告,修改了章程,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并且讨论了今后的方针、任务以及组织发展工作。19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时讲话强调,共产党坚持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实现四化和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奋斗。23日,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各自选出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分别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各自的领导成员:民革中央主席朱蕴山、民盟中央主席史良、民建中央主任委员胡厥文、民进中央主席周建人、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季方、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台盟总部理事会主席蔡啸、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主任委员胡子昂。

    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问题的请示》。《请示》提出:凡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者,不论是按照敌我矛盾还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都应根据中央的精神,全部摘掉帽子;对确实划错了的,也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对摘帽和改正的人都应妥善落实政策。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并发出通知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那种认为统战工作可有可无和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台湾回归祖国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统一战线面临的新的重大任务。要放宽视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搞得宽一些,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提出了应当做好的十项工作:(-)继续抓紧落实政策,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二)加强对知识分子工作;(三)加强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工作;(四)认真贯彻对党外人士的安排使用政策;(五)继续做好对原工商业者的工作;(六)在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实践中帮助党外人士继续实行思想改造;(七)加强民族工作;(八)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九)开展对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工作;(十)开展对外友好活动,促进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10月15日至11月6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应邀对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四国进行正式访问。

    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的第一次盛会,与上届文代会相隔19年。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祝辞。这篇祝辞成为新时期党指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纲领。茅盾致开幕词,周扬作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夏衍致闭幕词。大会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指出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大会认为,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文艺界已经和正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一大批新出现的作品,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大会提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

    11月6日,乌鲁木齐毛纺织厂与香港、日本的合资公司正式签订合资经营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合同。1980年6月23日,经国家批准,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现已更名为新疆天山毛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布后第一批被批准的中外合资企业中的一个。

    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6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统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当前应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分。文件下达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这项工作结束时,有70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身分。各地在开展区别工作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12月17日批转的《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摘掉了原工商业者的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的帽子。

    1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和邓小平于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中央在通知中指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对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生活特殊化问题,意见很大,反映强烈。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邓小平在讲话中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必须带头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自觉遵守有关规定,坚决反对特殊化,纠正一切不正之风,认真选拔、培养好接班人,切实关心群众生活。

    11月19日至27日,全国保险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就国务院批准1980年开始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作了具体部署。

    11月20日至12月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拟定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及各项保证措施。计划安排是: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增长5.5%,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3.8%,工业总产值增长6%。会议还讨论了财政体制的改革,确定全国财政体制,除京、津、沪三市外,广东、福建实行特殊照顾办法,江苏按原定办法实行,广西、云南、内蒙、新疆、宁夏、青海、西藏、贵州8个省区实行民族自治地方体制,其余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

    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外宾时指出: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11月28日,国家体委、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话会,祝贺我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邓颖超在会上发表讲话。此前,国际奥委会于26日通过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设在台北的奥委会名称为“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

    11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干部审查材料问题的通知》,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全国立案审查的干部达200万人左右。这部分审查干部的材料大都无限上纲、诬蔑不实。各级党组织对这些材料应进行认真清理。

    12月3日,国务院批转全国供销总社《关于省、市、自治区供销社主任会议的报告》。《报告》提出,对三类农副产品也就是小宗农副土特产品,根据供求情况,实行议购议销。国务院指出,开展三类农副产品议购议销,是党对农副产品收购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把市场搞活的一种经济手段。要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运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搞好小宗农副产品的经营工作。

    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即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

    12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就各方面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发表意见:第一,一定要争取国民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但一定要是实实在在的速度,持续发展的速度。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避免瞎指挥、瞎呼隆的错误,保证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再乱折腾。第二,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在国民经济的调整中,一定要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第三,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这对于今后生产建设能不能较好较快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第四,在调整国民经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外资,善于利用外资,努力引进我们需要的先进技术。当然,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继续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李先念指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的新的伟大事业,我们知识很少,经验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四个现代化的成败,决定于我们学习的好坏。

    12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善始善终地完成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全面复查“文化大革命”以来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1967年至1976年的十年中的案件,已复查24.1万余件,约占总数的83%,从中纠正了冤、假、错案13.13万余件,约占复查的54%。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小平受诬陷鸣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已复查结束,做了纠正。同时复查了普通刑事案件50.7万余件,纠正冤、假、错案3.58万余件,占已复查总数的7%。此外,各地法院从办理申诉案件中,还纠正了许多“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冤、假、错案。但复查任务仍相当繁重。全国还约有4.6万余件反革命案件、50多万件普通刑事案件没有复查。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资料,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为4038.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比上年增长7.6%,其中,第一产业增长6.1%,第二产业增长8.2%,第三产业增长7.8%。全国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523.48亿元,比上年增长4.5%。全国财政收入为1146.38亿元,比上年增长1.2%;财政支出为1281.79亿元,比上年增长14.2%。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以上年为基期,下同)上升2.0% 。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93.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2.1%,其中,出口136.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0.1%;进口15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8%。全年实际利用外资4.4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0.7%。社会商品(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下同)零售总额(按经济类型计算,下同)为1800亿元。比上年增长15.5%。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6.68元,指数(以1978年为100,下同)为106.6。由于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遏制1978年国民经济新冒进带来的不良后果,造成国家财政出现135.41亿元的赤字。(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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