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执、良友和严师(1998年)
——为周恩来同志百年诞辰而作
杨拯民

  22年前,一个伟人与世长辞了。他身后什么都没有留下,连火化后的骨灰也撒在了祖国的大地上。当他的英灵返回大地时,人民千遍万遍地呼唤他的伟大名字:周——恩——来!

    我是60年前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认识周恩来同志的。1936年冬,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国难日益深重的形势下,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强迫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攻陕北红军。张将军和我父亲杨虎城基于爱国义愤,于12月12日举行兵谏,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政治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是个睚眦必报的人。西安事变以后,先是张学良将军被他扣押、审判,接着我父亲也被他步步紧逼,被迫“辞职”,出国“考察”军事。周恩来同志不忘患难与共的朋友,1937年4月,一到西安便来看我父亲,刚好我也从上海回到了西安。西安事变时,恩来同志留着胡子,大家都亲切称他“周胡子”。听家里人说,“周胡子来了。”我急于想见见这位传奇人物,便赶到客厅,迫不及待地扒着门缝朝里探望。当恩来同志看到我,便用疑问的眼光看了看我父亲。父亲会意,立即向恩来同志作了介绍。听完介绍,恩来同志快步走过来,异常亲切地拉住我的手,问了一些我的情况,然后才微微笑着和我们告别。和恩来同志的这次会面,前后不过是两三分钟里发生的事,但却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由于父亲的身份,我自幼曾接触过一些国民党的达官显要,他们大多是矫揉造作或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没有像恩来同志这样可亲、可敬,令人神往,给人力量。这初见的印象从那时起便一直牢牢地渗透在我幼稚的心灵里,一刻也未能忘却。我暗自思忖:这才是真正伟大的人物,我要跟这样的人走,到延安去,投奔共产党,干革命!

    1944年秋,我从米脂县调到关中军分区工作,路过延安。由当时西北局安排,在同任弼时同志谈话以后去见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和邓大姐亲切地嘘寒问暖,询问我这几年在米脂工作的情况。谈到整风审干时,恩来同志仔细询问了米脂的审干情况,对所谓“抢救运动”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强调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注意做好甄别工作。他和邓大姐一再鼓励我好好工作,要把西安周围的关系都利用起来,去挖国民党胡宗南的“墙脚”。一席谈话,恩来同志提问题,谈看法,讲政策,那么专注、认真而又细微。虽然所谈内容都是工作,但却使我觉得像是拉家常,既受教育、鼓舞,又增长见识,感觉如坐春风之中。

    自“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几十年里,恩来同志始终像战友和兄弟似的关注着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安全,像前辈和亲人似的关怀着张、杨两家亲眷以及原有部属的成长。

    从“西安事变”发生到抗日战争胜利,张、杨两将军竟被蒋介石毫无道理地囚禁了近10年。蒋介石嘴里不断地高喊着“和平”、“民主”等骗人的口号,实际执行的却是内战、独裁的反动政策。因此,在抗战胜利以后,恩来同志代表我党中央,在重庆国、共两党的谈判桌上,在旧政协开会期间,一次次向国民党提出释放张、杨两位将军的正义要求。为了从政治上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中央决定在1946年12月“西安事变”10周年之际,在延安召开纪念大会,从历史到现实,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领导通知我参加大会,并准备发言。我那时在县(今改作富县)任陕甘宁边区所属军分区副司令员,接到电话后连夜赶到延安。12日上午,大会在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还来了两名美国记者。开会前,我在礼堂的第一排木凳上见到了恩来同志。见面问好以后,恩来同志谈起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忍不住气愤地对我说:“你今天要好好地痛骂它一顿。至于我的讲话,拘于身份,还得有个分寸。”我说:“我憋了十年的气,今天要放。讲话稿已请西北局看过,请周副主席再审查一下。”恩来同志接过我的讲稿,看了一遍,迅速用钢笔在上面改了几个地方,然后退给我说:“行了。改了几处,就是给你加重了一点语气。”会议主持者致词完毕后,恩来同志上台讲演。他用愤激的语调,谴责国民党一手挑起内战,揭露蒋介石的各种伪装,怒斥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讲得义正词严,有理有节。台下那两个美国记者一直认真地听,认真地记。周恩来同志讲演一结束,会场上立刻爆发出一片掌声、口号声。我也上台把蒋介石国民党痛骂了一顿。会后,恩来同志又问了我近期的工作情况。当他得知我昨天赶了150里路到达延安后,马上说:“你下午好好休息一下,晚上再去广播电台骂它一顿。”随即指示我把讲稿压缩在20分钟以内,并请当时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同志再帮我改改稿子。

    1949年8月,中央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通知各方面代表陆续到北平报到,我随西北代表团来到北平。不久,接到通知:恩来同志要在北平市军管会大厅宴请原国民党起义人士,让我出席作陪。这时,我人民解放军已横渡长江,挥师南下,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如鸟兽散。在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刻,我又要见到敬爱的恩来同志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那天宴会开始以后,我向恩来同志敬酒,只见他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激动和高兴。他拉着我向坐在他那张桌上的客人介绍,让我和大家干一杯。他自己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宴会散了,恩来同志仍留在客厅同客人们谈话。我上前探问父亲新近的消息,他就大声向那些前不久起义的国民党人士问道:“你们谁知道虎城先生最近的消息,请告诉他。”在座当即有两位应声而至,恩来同志随即介绍他们与我交谈。

    政治协商会议即将结束时,会议秘书处通知我作大会发言,时间不超过5分钟。我表示不想发言了,来人告诉我,这是周副主席安排的,还有张学思同志也要发言。我明白了恩来同志的意图,便答应一定准备。我一边起草发言稿一边想,恩来同志主持着政协会议的内外工作,他在党员大会上作报告,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会谈、协商,随时征求会议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大会、小组会、宴会,都需要他考虑、安排。在工作如此紧张、繁忙的情况下,竟无微不至地想到要我和张学思发言,以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杨两家后继有人。事后我才知道,这是毛主席让恩来同志安排的。他们虽然日理万机,却把我们时时挂在心里。

    我于1949年底回到西安。不久,就听到重庆解放和我父亲惨遭杀害的消息。我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请示恩来同志,他指示我立即赶赴重庆,并对我说:“这不是你的私事,是党交给你的任务。要通过办理你父亲的丧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他还亲自关照沿路有关单位予以支持。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给我们发来电报,无疑是对我们的莫大安慰。父亲的遗体大殓之后,于翌年1月15日上午11时在重庆举行追悼会,嗣后从重庆沿江而下,到西安沿途各地又举行了多次公祭,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深切关怀。

    1961年12月上旬,我在北京参加计划工作会议。11日晚接到通知:让我出席第二天晚6时周总理举行的招待会,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12日晚,与“西安事变”有关的东北、西北方面知名人士共20余人应邀到会,张学思、张学铭夫妇都参加了。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相偕而来。同大家见面后,恩来同志说,原本要请叶帅参加,他去了延安。席间,恩来同志致词,充分评价“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深切表达了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怀念之情。当时台湾发表了经国民党御用文人篡改的所谓《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张学思同志提起此事,心情激动难以自持。他向恩来同志敬酒时竟泣不成声。整个会场的气氛十分沉重,恩来同志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一家牺牲了四口,张先生还被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他的话,使所有到会的人心情无比激动,这表明伟大的党一刻也没有忘记张、杨两位将军,没有忘记他们的历史功绩。在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解放了全国人民,也挽救了我,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尽对党的感激之情。我克制着感情,对恩来同志说:“多少年来,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有一件事总不甘心:‘西安事变’的真相至今众说纷纭。为了批驳蒋介石等人伪造的《西安半月记》,我们应当把西安事变的事实材料整理出来。现在不抓,再过若干年有些人不在了,就不好搞了……请总理考虑。”在场的东北、西北方面人士都表示赞成。恩来同志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最好由三方面有关人士组织一个小组,把它搞出来。”当场指定中央统战部负责组织工作。张学思同志伤感过度,未能终席。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特意到休息室去看他,亲切安慰。临行时,他说:“我今天为你们准备了三个小时,现在还不到。”然后同到会的人一一握手告别。

    1966年我已调到天津市委工作。这年春节,恩来同志来到天津,我立即去看望他老人家。想到“西安事变”30周年到了,我便问:“今年还搞不搞纪念活动?”恩来同志若有所思地回答:“这要看形势的发展来决定。”很明显,他已预感到“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前兆。在坐车去俱乐部参加晚会的路上,他突然浮想联翩地说:“有人问起,‘西安事变’时如果把蒋介石杀掉会怎么样。我看也不过是日本人早打进来,革命力量早发展,抗日战争也许早胜利。结果未必坏。”看到他的面容十分清瘦,我不禁担心地问:“您还是不休息地那样工作吗?”恩来同志说:这次到天津,就是为了休息两三天。记得那天饭后,我陪他打了一会儿乒乓球。他兴致勃勃地说:“我身体很好,经常运动,冬天不戴帽子,一般不穿大衣和棉衣。”接着,他又讲了一件事:“有一次照相,主席不穿大衣,我穿呢子大衣,少奇是皮衣皮帽,三个人是三个样。自那以后,我就向主席学习,冬天不穿大衣,不戴帽子。”我再次敬告:“您年纪大了,还要保重身体。”恩来同志笑笑,说:“人,不要怕死。我想,死最好是打仗和敌人拼,一粒子弹结束生命。如果不打仗,那就拼命工作。什么时候消耗完了,就结束生命。”这就是恩来同志的生死观。

    敬爱的恩来同志对我来说,几十年来既是领导,又是保护人。他是我的父执,可是从来不以父辈自居,总是平等相待,和蔼可亲。他是我的良友,他的关怀给我温暖,他的批评使我舒心,他的教导催我奋进。他是我的严师,表扬时告诫我勿骄躁,批评时告诫我不气馁,教我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他的高尚品德令我倾心,他的言行典范促我效仿,他的坚毅性格给我勇气和力量,使我对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人民日报》    〔1998021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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