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质量感觉好才是真的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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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们对中高收入阶层有没有明确的界定？
唐钧：有一个大致的说法吧。中高收入阶层大致包括个体工商户、公司里的白领、企业的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一些从国有企业分化出来的老板，或者私营企业主或者“准私营企业主”。但是现在从中国来看，刚刚迈入小康门槛的还是大多数，真正达到稳定的中产水平的人还是不多。
记者：也许是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造成了不断升级的消费主义？如从早期的自行车、手表到现在的“靓车”、“豪宅”等等。
唐钧：这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现在整个市场有一种消费主义的倾向，不是自然地根据需要去消费，而是由资本和“知本”在诱导你进行更高的消费，不断地升级换代。
记者：曾经有一本书非常流行，叫《格调》，主要讲中高收入阶层在物质追求上的外在表现，但它的流行似乎也意味着生活质量在提高，至少小农经济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心理诉求。
唐钧：这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至少是从追求单纯的物质享受“升级”到追求精神享受。■中国实施了“伟大的扶贫运动”
记者：我们再说说处境不利的人口，他们的生活质量怎么样？
唐钧：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比如“两个确保”、最低生活质量保障制度的实施，应该说处境不利的人口最起码的生活水平还是有了保证。但是，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可能与我们十几二十年前的一般水平差不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相对落后二十年了。
记者：是不是生活质量还包括要体现进步，与时俱进？
唐钧：基本上解决了吃、穿、日常用品等最基本的问题。但是他们现在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还是有欠缺。同时，在权利维护方面他们是弱者，政策规定他们可以得到的东西他们常常得不到，在就业上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等等。第三，他们在能力上也是弱者，而且现在还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去提高它。最后，还有信息上的不对称，关于政策的信息，关于大环境的信息，他们得不到或者得到的很晚。这样，跟一般人相比，他们可能会吃亏。
记者：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有没有什么办法？
唐钧：我们在大连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成立“社区公共服务社”。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给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社区里的邻居对他们看法也改变了，他们在社区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并且通过“以工代赈” 可以增加一点收入。同时，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使这些人走出了“自我排斥”。原来他们下岗失业以后，觉得挺丢面子的，就自我封闭，不愿见人。现在大家聚到一起，因为处境都差不多，所以能谈得来。再给他们做一些宣传教育工作，他们比以前开朗多了，关键是恢复他们生活的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其实，各个层次上的人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相对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有差距，生活水平有高低，这种现象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各个层次的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更好的生活质量。
记者：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您觉得比较好的生活质量应该包含哪些因素？
唐钧：“好的生活质量”是不是可以这样来阐述：第一，他应该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这就需要整个社会给他机会，政府要给政策，社会上要给帮助；第二，他应该在他目前的经济收入水平上去尽量好的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不要盲目地去追求一些不太实际的目标，尤其不要跟人家攀比，“人比人，气死人”，自己过好了就行了；第三，要努力地不断提高自己本身的素质；第四，要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现状。
但是，生活质量毕竟是以生活水平为基础的，但这一要靠经济的增长，二要靠公平的分配，光有经济的增长没有公平的分配也还是不行。这就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努力了。
记者：我们现在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生活质量跟西方发达国家生活质量差别主要在哪里？是体现在生活条件上吗？
唐钧：其实生活条件我看也差别不大。以前在发达国家眼里，“中国人”就等于“穷人”，甚至被“妖魔化”，成为“很可怕的会做坏事的穷人”。现在这种形象改变了，中国人也有钱了。拿旅游来说，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到欧美旅游的“黄皮肤、黑眼睛”，大多是日本人，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大多是台湾人和香港人，而现在大多是中国内地的人了。这说明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也开始追求一种惬意的、舒适的生活。
记者：我注意到这几年关于“脑体倒挂”的议论比较少了。现在随着社会发展，收入差距是不是逐渐在合理化？
唐钧：脑体倒挂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最低的收入标准还太低。中国也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但是这个劳动力市场一开始是由出来打工的农民工造成的，后来下岗失业的工人就得去适应这样的低价位的市场，所以他们现在很难找工作。
记者：中国政府在消灭贫困方面有哪些作为和成就？
唐钧：一个最大的成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有2.5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到上个世纪末已经降低到3000万。而且贫困的标准是一直在变化的，刚开始的贫困标准是年收入200元，到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收入标准已经提高到625元。联合国有关组织称它为“伟大的扶贫运动”。第二个成就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城市贫困的问题，到今年为止，我们第一步用最低生活保障使1500万到1800万的贫困人口都得到了最起码的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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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青年报》 2002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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