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姓蓝皮书四：生活质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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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撰写人／唐钧 张时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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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六
■从1999年起，中国政府为扩大内需而启动了个人消费信贷政策。个人信贷消费首先在购买住房上取得了突破。
■“按揭”近年来已经成为媒体上常用词语之一，市民也欣然接受。
■如今，中国人的“信用”也成了无形资产，想消费而手头没有钱或钱不够时则可以凭“信用”去贷款，这对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焦点七
■民谚曰：“没什么不要没钱，有什么不要有病。”这种观念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健康方面的投入日益增多。
■北京申奥成功大大推进了中国的全民健身运动，采取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以参加体育活动来防病健身也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
■出于对健康的追求，人们对周围的环境也变得敏感起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焦点八
■1999年，中国平均每个家庭的教育支出达1014元，占全年消费性支出的7%。调查表明，中国家庭用于教育的投资已超过住房支出。
■自费留学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调查显示，90%的人倾心于国外的高等教育。
■留学的低龄化趋势明显，1999年，仅深圳一地，出国留学的中学生多达2000余名。据调查，近年来广东省中小学生出国留学每年的花费已超过10亿元人民币。
焦点九
■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开。
■收入差距的拉开，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不同职业、不同收入的人群逐渐演变成各个社会阶层，以往那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正在向“纺锤形”的社会结构转化。
■中高收入阶层发展、壮大对于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有积极的意义，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的结构性因素。
焦点十
■1999年，对个人生活状况表示“满意”和“比较满意”的“高满意度群体”占52.8%；2000年，“高满意度群体”占 55.5%；2001年，“高满意度群体”占63.4%。进入新世纪以来，“高满意度群体”是逐年上升的。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自己的生活，与5年前相比，积极评价超过3/4；对今后的预期，积极评价也占4/5。因此，就调查总体而言，可以说对自己的生活的评价与预期是乐观的。
焦点六 信用消费走入城镇家庭
民间一直流传着“美国老太与中国老太”的故事：美国老太年轻时刚工作不久就按揭买房，很潇洒就住上了好房子，到退休时她刚好把贷款还清。中国老太从一开始工作就拼命攒钱，大半辈子一直在凑合着过，到退休时正好把买房的钱攒够了……这也许是思想比较“前卫”的国人编来自嘲的段子。
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历来的确趋于“保守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达318元，平均占家庭总支出的6.4%，比1995年增长189%。其中，医药费占76%，医疗保健服务占13%，滋补药品占6%。200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也已经增加到88元，比1995年增长110%。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半个世纪前，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而到2001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1.8岁。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也只有67.8岁。20年间又增加了4岁，进入了世界上“长寿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在70岁以上）的行列。
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得益于医疗卫生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卫生技术人员的不断增长。2000年，中国的卫生机构已达324700个，而在1949年，却只有3700个，还不到如今的一个零头。即使在改革之初的1980年，也只有180600个，20年来又增长了80%。2000年，中国的卫生技术人员为449万人，而1949年只有50万人，为2000年的1/9。1980年也只有280万人，20年来又增长了60%。
北京申奥成功大大推进了中国的全民健身运动，采取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以参加体育活动来防病健身也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老年人早起去公园活动活动，中青年人下班后到健身房进行健身，儿童们则参加各种体育培训班……中国于1995年颁布实施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制定了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总体目标。我们确定的体育人口标准是：每周参加体育活动频度不少于3次，每次活动30分钟以上，自身感觉中等以上负荷强度。199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达到了1/3。当然，与发达国家体育人口60%~80%相比，我们差了一大截。
出于对健康的追求，人们对周围的环境也变得敏感起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调查表明，城市居民对近年来在“交通方便程度”、“周边的卫生绿化环境”、“周围的治安环境”的变化还是比较满意的，认为“很大改善”和“有些改善”的占多数，在10项调查指标中排在了前三位。
焦点八 教育消费的持续增加
基于对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一个知识型、学习型社会的判断，城乡居民的对教育的需求大大增加。教育，首先是一种基本人权，中国推行九年义务制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平均每万人口中，在校中、小学学生数分别为621人和1076人，比1990年分别增加了174人和5人。1999年，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比重为3%，目前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为33人。同时，文盲人口也大幅度减少，1999年底成人识字率已达88%。
其次，教育作蜗煺庖徊愦尉用裣训闹饕蚴鞘杖胨降颓以龀に俣惹骰骸？p> 收入差距的拉开，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不同职业、不同收入的人群逐渐演变成各个社会阶层，以往那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正在向“纺锤形”的社会结构转化。中高收入阶层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有报纸报道，现阶段的中高收入阶层主要包括4种人：1．传统的“中高收入阶层”——个体工商户；2.分化出来的部分企业领导、知识分子；3.私营企业主（包括农民企业家）；4.“外资”企业中“白领”和专业技术人员。这部分人，大约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1%~2%。中高收入阶层发展、壮大对于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有积极的意义，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中高收入阶层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稳定的消费市场的重要保证。
但是，或许是中国新一代的中高收入阶层一出现就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或许是因为他们出现的时间太短所以显得很不成熟。媒体评论：他们重视个人的生活质量，追求距离与隐私，不让别人介入自己生活太多；“不竞争”也成了他们的特点，他们不争第一、不愿过多承担责任。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果“中高收入阶层” 只是一味追求“小资”情调，只会蹦迪泡吧，那么他们仍然成不了“社会中坚”。
同时，对于贫富差距的拉开，中国人的心态是矛盾的，恰似演绎着一出新“叶公好龙”。2001年在北京进行的一项调查的结果很有意思：当问到“您认为一个社会是否应该存在收入差距”时，84%的人都认为一个社会“应该”或“非常应该”存在收入差距；当问到“在您看来您所在的市县里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如何”时，76%的人却回答“差距太大了”。这提醒我们，人们虽然倾向于承认收入差距，但当真的“大款”、“大腕”出现在身边时，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是极为有限。
焦点十 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较高
总的来说，中国人对改革以来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还是持积极态度的。从零点调查公司披露的跨越世纪之交的3年的调查数据看，1999年，对个人生活状况表示“满意”和“比较满意”的“高满意度群体”占52.8%；2000年，“高满意度群体”占 55.5%；2001年，“高满意度群体”占63.4%。进入新世纪以来，“高满意度群体”是逐年上升的。1999年，对于未来的预期认为“会变得更好”和“会变得比较好”的“高乐观度群体”为56.5%；2000年，“高乐观度群体”为63.0%；2001年，“高乐观度群体”为56.5%。2000年的突然高企，可能是由于世纪更替的效应，使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乐观度增加了6.5个百分点，而到2001年则又回到了1999年的水平上。
2001年北京调查的结果可以与上述数据相互印证。当让调查对象对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现在的经济形势作出判断时，持积极评价的比重从31%到63%到69%，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当让调查对象对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现在的社会形势作出判断时，持积极评价的比重从53%到42%到50%，90年代成为低谷，而现在又上升到80年代的水平。当问到“与1995年相比您现在的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时，回答“好了许多”和“好了一点”的占76%。当问到“您认为您5年后的生活会比现在好还是会不如现在”时，回答“会比现在好许多”和“会比现在好一点”的占79%。调查结果显示，对于自己的生活，与5年前相比，积极评价超过3/4；对今后的预期，积极评价也占4/5。因此，就调查总体而言，可以说对自己的生活的评价与预期是乐观的。
但是，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的是：因为社会各阶层利益不一致，占有权力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多寡就决定了社会各阶层必然会有强势与弱势之分。相对弱势的社会阶层的利益是容易受到损害的，而且他们自己无力保护，所以就必须由国家来进行干预。在北京的调查中，在对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进行评价时，在对自己的生活作出评价和预期时，有10%~20%甚至30%的人会发出一些不和谐音。在对各种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或其他社会制度的改革作评价时，也是这10%~20%的人感觉到“有损失”，尤其是对医疗制度改革认为“有损失”的人超过了1/3，实在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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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青年报》 2002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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