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中国文化寻求与世界的平视
|
|
闵捷
|
中国百姓蓝皮书9
本报记者与报告撰写人对话
■五个一工程：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精神文明建设评选活动自1992年1 月起每年评选一次，评选上年精神产品中五个方面的精品佳作。这五个方面是：一部好的电影作品，一部好的戏剧作品，一部好的电视剧（片）作品，一部好的图书（限社会科学方面），一篇好的理论文章（限社会科学方面）。1995年起，将一首好歌和一部好广播剧也列入评选范围，“五个一”名称不变。五个一工程的评选对于文艺创作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也调动了各地和各部门组织和促进文艺发展的积极性。
■追星
在流行文化中，指青少年将影视、体育、音乐等方面明星视为偶像。这是青少年文化在消费文化中成长的特殊现象，它显示了青少年已经具有的消费能力和市场影响力，也使得青少年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受到了影响，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效果。但如何引导这股潮流，是家长和社会面临的挑战。
■70年代出生作家
9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批70年代之后出生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大多表现90年代之后的都市青年的生活。其中一部分以“美女作家”著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有些作品由于过度表现个人的私生活而受到社会的批评和争议，也有一些作品较充分地表现了年轻人所面临的种种真实的困扰和面对生活的勇气。
■QQ
由腾讯公司在1999年2月开发的一种基于因特网的即时网络通讯工具。它是网络“聊天”的主要工具，由于其方便易用，受到热烈的欢迎，QQ的用户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因特网注册用户群。QQ已经成为中国网络文化的重要形态。QQ的网络“聊天”已经非常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
■文化快餐
指在大众文化中消费性的文化产品。暗示这些作品没有永恒的价值，只是一次性的消费。这一名词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讨论中经常出现，表现了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相当复杂的态度。它的出现既反映了文化市场的活跃，也投射了具有深度的文化的供给不足。
■10部大片
自1995年起，中国开始采用利润分成的形式每年引进10部优秀的外国影片。由于这些影片基本上是好莱坞电影，可以反映国际影坛的流行趋势，所以被称为“10部大片”。自1994年11月12日在北京首映《亡命天涯》开始到今天，“大片”已经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大片”的引进丰富了人们的文化消费，也带来了新的文化冲击，为民族电影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大片”的票房也并不是每部都成功，而且近年来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这说明观众基于文化的选择仍然是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可能。
■前卫艺术
近年来在各个艺术领域出现的以探索性和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艺术现象。如美术领域的行为艺术、先锋绘画；电影电视界的新纪录片运动和“第六代”电影等等。这些现象一方面扩大了艺术表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艺术与公众的疏离和对艺术价值的冲击。其中一些艺术现象，如一些过激的行为艺术活动受到了媒体批评和公众的质疑。如何在艺术探索和公众的了解和承受之间，在艺术的可能性和普遍的精神价值之间取得平衡，是前卫艺术发展的问题。
■“小资”文化
指由都市“白领”等构成的中间阶层的文化。这一新的阶层是中国发展中出现的新的具有相当收入的阶层，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消费能力都受到人们的瞩目，他们的文化在市场化和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中已经具有影响力。关于这种文化的探讨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位，但这一阶层对于高雅的文化品味的追求和对于各种新文化形式的兴趣是其基本的文化取向。他们的文化往往在经典文化的接受和新的文化时尚的追求之间摆动。如何超越阶层的文化，在社会团结基础上追求各阶层“共享”的文化，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以“全球本土化”的积极心态迎接WTO
记者：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对中国的文化进程会产生什么样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大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化产业怎么应对结构性的调整？
张颐武：WTO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在文化上有很多的冲击，这个冲击一方面是所谓文化市场的开放，另外一个方面，是文化思潮高度的多样化复杂化，特别是外来的文化思潮，通过文化市场的运作，会对中国社会文化产生很大的结构性的冲击。这个冲击实际上从90年代以来越来越明显了，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会更大。
但是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影响的深远性，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文化自我调整及适应能力。现在中国社会抗压性适应的能力已经比较强了，已经建构了自己比较稳固的系统文化体系。经过了这十年来市场化的转型，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好的适应力。所以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进口好莱坞大片马上就增加到20部，电影市场也允许国际资本进入了，在广东默多克的星空卫视落地，这都是很明显的现象。
■我们正在创造本土文化的品牌
记者：我们对文化市场有条不紊的开放是否也说明我们的应对能力在加强？
张颐武：是的。经过20年改革，特别是十年来的发展变化，我们自己正在创造本土文化的品牌。比如我们电视剧的制作实际上已经创造了能够抗住好莱坞冲击的自己的风格，像《红色康乃馨》、《突出重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空镜子》、《激情燃烧的岁月》等电视剧，正是用非常独特的本土的方式，创造了能够既借鉴来自于外国电视剧的成功的经验，又适应本土观众欣赏愿望的电视剧风格。他们能够准确把握中国观众的趣味和想象，能够针对中国观众制作相对比较精良、投入又相对比较大的剧集，能够迅速赢得自己的市场。
而跨国公司要进入中国市场，必须依靠中国本土的精英，靠一些熟悉本地市场的“大腕”。冯小刚之所以成为哥伦比亚投资的对象，是因为他贺岁片的成功，有《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的经验。冯氏贺岁片这个品牌在中国电影市场上一枝独秀，他有能力把握这个市场上观众的爱好。所以，跨国公司借助这些人才能搞起来。
记者：即使好莱坞的大片也要过“本土”这一关。
张颐武：确实如此。从1995年十部大片进入以后到现在，我们发现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除了少数像《泰坦尼克号》、《哈利 波特》、《指环王》这样的片子很成功外，有相当多的大片失败了。英文有一个说法叫culture discount(文化折扣)，好莱坞遭遇文化折扣，到这儿水土不服，怎么办？跨国公司进入到中国如何跟本土社会结合，这是他们面临的挑战。
记者：我看到您在一篇文章当中曾经提到中国文化要“寻求与世界平视关系”，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之下，中国文化应该寻求怎样的发展路径？在中西文化之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才能做到恰到好处？
张颐武：这是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整个现代化过程当中，文化上一直有两种心态，一个是全盘西化，觉得西方什么都好，仰视西方的做法，主张全盘西化。第二个是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最了不起，是俯视。一个自我贬低，一个自我扩大，这两种倾向经常左右我们的心态和想法，很难避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一个好处，现在无论中国的生产能力还是中国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提升。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特别是中国人已经抚平一百年来精神的伤痕，现在的状态下我们有了更加平和的心态，和世界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在这个对话中，我们既不落后于世界的潮流，同时又保留我们自己的长处，并取别人的长处，创造出一个21世纪的中国新的文化。
记者：在这方面，亚洲的其它国家像日本和韩国，他们的做法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张颐武：说到日本和韩国，他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都会变成我们的财富。日本的经验有成功的一面，在他们现代化的过程里边比较成功，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失败的教训，它走向偏执的军国主义。民族意识是值得我们珍惜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创造出与西方不同的新的模式。因为我们毕竟是大国，国情乃至于社会的状况在东亚这个地方都是举足轻重的，和韩国和日本情况不同，21世纪的中国应该以新的姿态改变世界，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开放，但同时更能够保护自己的东西，这两个方面结合得好的话，我们的未来是非常辉煌的。
■大众文化娱乐化是市场化、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记者：怎么看待大众文化的娱乐化倾向？文化产品商业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怎么来评价文化的消费特性？
张颐武：大众文化娱乐化倾向是客观的现实，因为社会的变化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这是很难避免的，它是市场化和全球化必然的结果。中国大众文化娱乐化的发展，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说还不是很充分的。美国的大众娱乐业是美国最大的支柱产业，而中国的电影产业微不足道，全年只有六亿的票房，娱乐化的程度可能还不够，还需要我们做得更专业，更加吸引大众。我觉得很多文化人或者知识分子一提到娱乐就觉得是狼来了一样，特别气愤。
一方面，大众文化娱乐化的程度不够，另一方面需要敏锐观察这种娱乐文化包含的负面因素，比如说它给人的精神造成肤浅化，不能更好思考，这当然是有的。娱乐化的趋向不是坏事，关键是怎样把娱乐化趋向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轻。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同时我们也不应该放纵它自由发展，这两个方面取得一个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掌握临界点在哪儿。目前的矛盾是，有的时候我们容易反应过激，另外有的时候太放任自流。在电视里面对性的问题，我们的尺度是很严的，可对暴力的尺度有时又是很宽，这对儿童心理的健康成长有很大的危害，我们对这些尺度需要有一个共识，应该比较明确，具可操作性，我觉得标准问题是比较重要的。
再有，关于商业化的价值。因为艺术或者文化作为精神产品本身就是有商品的特征，是特殊的商品，文化的消费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所要做的是规范这个市场，建立有序的市场，而不是反对消费。有序的市场跟上面讲的娱乐化倾向一样，我们如何用我们的法制法规，用我们的引导，用我们媒介的监督，公众的监督，从业人员的自律建立有序良性运作的市场。这个市场目前还需要我们花大功夫清理、创造。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是怪现象，不可接受的东西，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消失了。我觉得，我们既要有强烈的责任感，也不能操之过急。
记者：精英阶层在文化导向上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张颐武：精英阶层或者说担当对高级文化的守护者这样的人，要正视大众文化的发展，而不应该逃避，更不应该蔑视它，应该研究和探讨它的规律。大众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它重要的意义，它使得更多人能够接触到文化。随着文化的普及，识字率的增加，一般观众对文化的接受能力也在增加。现代社会文化是多元、开放、民主的，这就决定了精英阶层应充分理解其他人的文化趣味，那些趣味里边也可能包含有冲击力有魅力的要素。像《红楼梦》这样的小说最初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后来慢慢它的价值被发现，金庸的小说也是一样，原先是通俗小说，慢慢变成经典。这种变化中间精英阶层首先要心态开放，应该了解其他不同文化并与之对话。另外，精英阶层不应该放弃批判性、反思性的特点，对社会对文化有守门人的责任，应该提出自己的反思，自己的批判，自己的质疑，这也是需要的。
■电视与网络前景广阔
记者：你怎样评价电视和网络作为两大新兴媒体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张颐武：电视现在是支配中国生活非常重要的东西，它是传统媒体里边最有活力的部分。它的直观性强，有深入到每个家庭的能力。特别是现在频道开放以后，大量的频道选择的余地很大。
而网络文化比电视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它更灵活，更具有个人性，更能够包容有个性的东西。电视文化是依靠收视率、依靠广告存在，网络的文化有更大的广泛性，任何一个人随时加入到里边去，可以参与文化的建设过程，而且参与的门槛更低，不光是观赏，还可以变成创造者，跟电视文化不一样。
记者：网络文化已呈咄咄逼人之势，未来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
张颐武：电视文化大众往往作为受众，网络文化大众可以作为一个参与者，是一个互动的文化。所以这种互动的文化将来的发展空间是越来越大。
随着整个社会变化、文化水平的提高，人民参与到文化创造里边的热情是很大的。网络文化有一个更自由开阔的空间，而书面的文化出版业门槛是比较高的，大家都知道，作家出版社一般只盯住几个大作家，电视仅仅盯住有限的明星，为什么呢？因为不能失败，市场运作怕亏本，血本无归，出版商、电视的运作商都是很谨慎的，这样的话造成文化创新力不足。
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新锐的力量就没有这种担忧。比如一个小说，我贴上去，一分钟的时间就贴上去，很大一篇小说。在网上可以发现《蒙面之城》、《天堂尽头》，这些小说原来在网上发表，后来在纸面媒体发表。网络能容纳、包容更多的另类文化。这是网络最大的潜力。借助于这样的发展，很多边远地区的年轻人可以直接接触到最新的文化。我在西双版纳、西藏看到边远地区的年轻人通过网络能够接触到最新的文化、最新的信息，这样的话他们发展的起点就是创造力解放的起点，他们可以利用网络跟全世界有直接的联络。
网络发展对中国的发展有巨大的意义，同时也有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大量无用的信息，网络信用问题等，跟人类社会其他事物一样永远有好坏两个方面。有坏的方面并不是我们拒绝或者害怕新事物的理由，只能在迎接它的同时尽量把它的危害或者危险降到最低，这样的话在未来的网络生活中间，我们就会创造出很好的非常有趣的文化。
■文/本报特约记者
作者简历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大众文化和文化理论。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思想的踪迹》等论著多种。
|
|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02年8月26日
|
（责任编辑：庄红韬）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