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 中国农业温饱之后新挑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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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农民并不积极当城里人
记者：中国的城市人口再过几十年就要超过50%，将来中国农业人口比例会逐步缩小，而且农业现代化程度提高以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会更多。是不是说农民将会越来越少?
党国英：这是相对而言，虽然城市人口占到50%，但是中国人口总量大，所以农民绝对数量可能并没减多少。我的看法是，如果过了30年我们还是有50%农民的话，我觉得城市化的速度太慢了。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农村”定义的问题。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应该以产业比重来看一个区域是不是农村。一个社区，农业产值占的比重不高，搞加工业、搞商业活动，你说它还是农村吗？经济来源不是主要靠种地，就不是农村了。如果在社区里头有非农产业，农业的比重不大，街道、公共设施搞的比较好，人口又有一定的规模，这样的社区在西方国家可能就被看做是一个城市。
记者：从户籍管理上说，我们对“城市”、“农村”以前控制很严，近年在逐步减弱，以后会更宽松了吧？
党国英：这方面地方政府积极性比较高。原来说有住房、有收入、有职业，就可以转入城市户口。但是政策不配套、不统一，有些地方有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控制，办户口就有了指标。而有些地方没有指标限制了，有些地方转户口放松，原来不容易转，现在变得容易转了，但是发现百姓的积极性并不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能在城市里长期落脚的都是有钱人，对他们来讲户口的含金量不足以吸引他费那个劲去办户口享受特殊政策。对穷的人来讲，城市的费用对他们来说太高，比如孩子的教育、买房，都力所不及，一般来讲在城市干几年挣点儿钱就回家，所以办户口并不踊跃。现在要吸引农民进城，仅仅户口放开是不够的，要有其他的配套措施，如建设大量的廉租房，配套建设学校等。此外，还要大力建设乡村地区，使乡村本身城市化。我们要发展农村，搞农村建设，把农村发展放在中国发展的首位 。
记者：感觉上中国几十年来的建设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中心。
党国英：对了。虽然是以农业为基础，但实际上重心是城市。把农民和城市职工区别开来，国家对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控制也区别对待。我对欧洲的历史经验做了分析。对照来看简单说就是我们要综合发展，首先农村要发展起来，不能所有的农民都进到一两个大城市，都进入北京、上海、广州，或者进入各省省会大城市，一定要注意中小城市的发展，同时一定要发展农村，不能把城市和农村这两头拉得越来越远。现在社会转型重新开始，大量的金钱向城市流动，简单说就是农村的资源向城市转移。
■要把有文化的劳动力吸引到土地上去
记者：现在有一种现象，年轻人都不喜欢种地了，甚至很多人从没种过地，就跑出来打工，留在家里真正当农民的都是一些老年人，这对将来农村的发展是不是很不利？
党国英：现在有个戏谑的说法叫386199部队在种地，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的是老人。这是用三个节日指以上三类人，就是这种情况。有些地方青年都走光了，他们说种地是亏本的，还不如不种。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有文化的劳动者不爱在农村呆着。要把有文化的劳动力吸引到土地上去，一定要使农业有收益。咱们现在全国人均一亩半地，一个农村家庭最好的情况，按种十亩地小麦算的话，收入是七八千块，然后生活费用、教育费用等一些费用也要从这里支出，这还是乐观的算法，并不是每家都能达到。
记者：您这是拿种粮食为例，说农民能挣多少钱，但是很多人担心未来种粮食的收益能否提高，现在大家说得最多的就是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影响特别大，比如说进口的玉米大豆，在质量和价格上都比中国有优势，还有好多东西都比中国又好又便宜，中国农民会受到冲击。
党国英：我们现在粮食总的进口量并不大，大约上限就是2000万吨粮食，从中国的产量来讲，大概就是不到5%的样子。我觉得这个影响不大，一方面进口粮食的量不是太大，关键是我们还要出口一些东西，出口的产品可能消耗的劳动力比我们生产2000万吨这么多粮食所消耗的劳动力还多。
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农产品出口的困难还比较大，比如说农药残留、包装质量、保鲜的水平等多种因素都影响出口。发达国家市场上的胡萝卜每根都几乎一样大，包成一包一包的，看起来就像工厂生产出来的；西红柿每个都差不多一样大，看着就想吃。人家讲食品工业是从土地到餐桌整个程序，我们现在整个质量管理还没有形成一个环节。但这方面我认为问题不大，只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由商人可以完成这些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再强调农村经济要发展，不是靠政府而是要靠商人，由商人去推动农村改革，种的好就卖得出去，完全是靠自由竞争，时间长了就培训出来了，就会适应市场化的要求。简单说如果我们能够很快适应国际竞争的要求，那么这个转变的痛苦就少一点，如果不适应，人家高质量农产品进来了，咱们的产品出不去，这个痛苦就长一些。(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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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青年报》 2002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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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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