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
国共携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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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图为孙中山等步出会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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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7月24日，当年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给这所学校校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写了一封信，信一发表，就象海峡间的涛声拍击人心，两岸中国人发出盼望统一的呼声。
廖公感怀旧事，在信中回顾了一段历史：“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做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廖承志亦知一二的那次合作即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直接结果。
1923年6月12日到 20日，“三大”在广州召开了。为了搞清楚会址和会议情况，我们特别采访了一位老人。
记者：谭老，您今年高寿?
谭天度：我，今年104岁了。
这位老人就是今天唯一健在的1922年的老党员谭天度。早在“一大”之前他就参与了广州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活动，开“三大”时他是会议的工作人员。通过他的介绍和查阅史料，我们知道了“三大”是在当年的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的。此时，中共中央已搬到广州，在这个反对军阀、开展民主革命的根据地，“三大”再也不用象“二大”那样躲躲藏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了。
也许是记忆的误差，罗章龙说“三大”是在永汉路太平沙望云楼召开的，有时也在新河浦春园开会。不管这两个地方是不是“三大”的会址，我们还是应该去看一看。因为前者是陈独秀的住处，后者是马林的住处。
陈弘君(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离‘三大’会址一百多米，是新河浦22号春园，是党的‘三大’代表毛泽东、瞿秋白等人住的地方。现在这里是一个幼儿园。”
向导告诉我们，参加“三大”的毛泽东，提前来到广州，与张太雷、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一起住在春园，协助陈独秀进行筹备工作，起草文件。
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我们在想：他们长大后会不会知道，儿时的乐园竟然是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的一处旧址?
1922年8月，马林回到中国。关于这件事我们找到一份珍贵的资料。请看，这是当年共产国际给马林的指示，为了安全和保密，该指示写在他的衬衫上。
王顺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马林是共产国际代表，就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要实行党内合作的这样一个指示。 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的西湖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特别会议。马林在会上就强调：‘中国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各个革命阶级联盟的党，所以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到这个党里面去，来改造这个党，来共同地推动国民革命。’会议最后经过讨论在组织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最初孙中山对与共产党联合一事，态度也不积极。就在这时，现实给他上了一课。
由于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危难中脱险，1922年8月回到上海。此事对他打击甚大，使之陷于苦闷彷徨之中。他说(字幕)：“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沉痛之情，溢于言表。孙中山不得不重新思索革命的出路，寻求新的同盟者。
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雪中送炭，当即发表声明，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
李大钊、陈独秀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一席推心置腹的交谈，孙中山深感共产党人是值得信赖的。他感叹道：“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因而主动邀请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党员，是不能脱去第三国际党籍的。孙中山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李大钊因此成为最早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同时，孙中山为了取得更广泛的支持，又和苏俄政府的代表越飞进行了深入的会谈，并于1923年1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此后，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便开始逐渐形成。
在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一番教训。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受到军阀残酷的镇压。骇人听闻的血案，使工人阶级遭到一次严重的打击。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只靠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势单力薄。因此，转为主动自觉地建立统一战线，联合国民党共同进行民主革命。
至此，解决民主革命的策略问题，已成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势。“三大”最终承担起这个“二大”没能完成的历史任务。
虽说是水到渠成，但在“三大”会场里，当年还是有过激烈的争论。我们从荷兰保留的马林档案中，了解了许多细节。在有关“三大”的笔记中，马林概括地记录了每一个人的发言。阅读这些笔记，久远的历史，仿佛就在眼前。
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在党的‘三大’讨论过程当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实行国民革命，因此，共产党员应当加入到国民党当中去，从国民党内部发挥作用，改造国民党，实现国民革命的任务，这种意见是以陈独秀、马林为代表；另外一种意见，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是以蔡和森、张国焘为代表，这种意见认为，国民革命不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唯一的全部的任务，党的中心任务还是进行工人运动，我们党的阶级基础是工农，那么共产党员和工农加入国民党，就失去了独立的阶级力量这样一个意义，而成为国民党的一个附庸，把工人运动纳入了国民党的轨际。显然这样一个意见是不正确的。”
瞿秋白语气温和，仿佛在劝导：“要么我们不许工人参加国民党，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等给予的帮助，从而日趋反动，要么我们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使后者具有革命性，哪种办法更好?”
张国焘则是刚愎自用的口气：“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他还有一段令今天的人们读来也不陌生的话：“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希望这次会议通过一个略‘左’一点的决议。”
所幸的是，“三大”通过的并不是略“左”一点的决议，而是一个正确的决议。“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等文件，提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任务”；决定同国民党的联合战线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三大”一结束，共产党就投入到建立统一战线和帮助国民党改组、筹备召开国民党“一大”的工作。翻开当时中央发出的13号通告，今天仍能从字里行间，感觉出那紧迫感、那声势， (字幕)“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共产党立时全体加入。没有的地方赶紧帮助建立起来。在筹备国民党一大的工作中，共产党务必每个省都至少有一个代表，头脑明晰，且有口才。动身前应详加讨论，集中后再集中议决一致的主张。”
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得到发展和扩大。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终于召开了。大会的宣言，对三民主义重新进行了解释，这就是发展而来的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贯彻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样，就与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了，成为两党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史称第一次大革命的起点。请看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地方领导机构中，共产党员的强大阵容：
(字幕)
中央执行委员会
委 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
候补委员：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
中央组织部部长：谭平山
秘书：杨匏安
中央农民部部长：林祖涵
秘书：彭 湃
中央工人部秘书：冯菊坡
北京执行部负责人：李大钊、于树德
汉口执行部负责人：林祖涵、李立三、项 英
湖北省党部负责人：董必武、陈潭秋
湖南省党部负责人：何叔衡、夏 曦
浙江省党部负责人：宣中华
直隶省党部负责人：于方舟、李永声
江苏省党部负责人：侯绍裘
上海执行部：毛泽东主持组织部、恽代英主持宣传部
旅欧支部执行部
总务科主任：周恩来
宣传科主任：李富春
巴黎通讯处处长：聂荣臻
对于国共合作，共产党人是真诚的。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的发言最能说明这一点。针对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李大钊坦诚相告(字幕)：“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运动而来”。“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诡祟的举动。”这一番话鞭辟入里，感动了许多国民党人，也受到大会的欢迎。
李大钊是坦诚的，但也是清醒的。在马林的笔记本中，我们看到，李大钊在中共“三大”上，首先提出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1、过去和将来革命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2、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3、我们已加入国民党，但没有工作，现在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
然而，问题的提出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三大”没有强调工人阶级应当努力去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大会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大会对国民党内的复杂情况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多少种下了后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根子。
陈独秀在“三大”前后写了许多文章，强调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最急需的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对克服关门主义倾向有积极作用；但由此提出中国民主革命先由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则是完全错误的。这反映党当时仍处于幼年时期。中国革命只能假以时日，等待共产党的进一步成熟。
“三大”留下的遗憾还不止于此，民主革命中是工人阶级孤军作战，还是应该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共同作战，这一涉及中国革命动力的根本问题也还没有被提上议程。虽然1922年中共早期党员彭湃就开始在广东海陆丰老活动，1923年1月领导成立了海丰县农总会，使这里成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地区。但当时“三大”的主要议题是国共合作。虽然中央也通过了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却没有花力气去组织实施。毛泽东也是我党最早重视农民问题的党员之一，他在“三大”召开以后用很大气力从事农运工作，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我们回顾“三大”时，有必要介绍一下马林，因为他在此后不久，便离开了中国。这位职业革命家在中共创建史上留下一笔业绩。
马林，荷兰人，毛泽东称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来中国前曾帮助印尼建立共产党，1920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结束了在中国的工作后，他回到家乡荷兰，1927年脱离荷兰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积极参加抵抗运动，1942年在集中营被德国纳粹杀害，终年59岁。
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开创了首次国共合作，以广州为中心汇集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就打开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新局面。这次合作至今令人难以忘怀。十四年后，外敌入侵，抗战军兴。中国共产党为拯救民族危亡与中国国民党实现的第二次合作，至今也令人难以忘怀。
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中国共产党又多次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倡议。可惜，这个倡议，至今一直没有能够成为现实。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带着未能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遗憾走了。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说：“我也想去台湾看看，不过看来1997年以前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他也带着遗憾走了。
历史的重任寄托于今天，寄托于未来。距“三大”70多年后的1995年，江泽民在新春茶话会上，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点重要主张。
不能“老死不相往来”，总要有来有往。海峡咫尺，殷殷相望。两岸全体中国人和所有中华儿女，期待着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字幕)
中共“三大”档案
大会召开时间：1923年6月12日—20日
大会召开地点：广州
出席代表人数：30余人
代表党员人数：420人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大会通过议案：《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7个决议案
中央领导机构
中央执行委员会
委 员：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 英、罗章龙
候补委员：邓 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
中央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
委员长：陈独秀
秘 书：毛泽东
会计：罗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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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200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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