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
开创新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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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成为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伟大起点。图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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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1982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一个星期，邓小平便离开北京，陪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他介绍“十二大”的情况时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那时，一些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搞不明白，为什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样一个名词，会成为中国新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儿。今天，在拍摄这部电视片时，有党史专家这样说：
王洪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写‘十二大’必须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说起，因为这次会议的意义太重要了。可以说它不仅仅是一次会议，它已经成为历史分期的重要标志。正是它结束了两年徘徊，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前后的“左”倾错误，为工作重心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吹起了进军号。没有它，就没有中国的新时期；没有它，也就没有以后历次党代会的成就。”
1978年12月15日闭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长达36天，这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会议。这次会议本来要讨论经济工作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陈云的发言一石激起千层浪，使会议的气氛活跃起来，直指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他提出了六个重大问题：从对党内重大冤假错案和天安门事件平反，一直到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康生、谢富治重新审查，每个问题都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虽然陈云此时还只是一个中央委员，但他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过他现时的职位。对他的发言，反响极为强烈。
一旦重新拿起实事求是的思想武器，必然要重新审视过去的道路，如果不认真对待历史，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是开辟新道路、开创新理论的划时代历史文献，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度辉煌的宣言书。
1997年初，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有一个意外的重要收获，就是在著名学者于光远那里发现了一篇邓小平的亲笔手稿。这是一份用铅笔写在三张普通白纸上的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上面详细记载了邓小平对未来的思考。
这份手稿是十分宝贵的，就连邓楠知道后也惊奇地对于光远说：“我父亲很少写提纲，像这样长的提纲，更是十分少见。”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初见分晓之时，在全面拨乱反正刚刚开始之日，邓小平已在关注未来。当时，改革开放尚未列入中央工作会议的议事日程，而邓小平已经在提纲中提出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改革主张。有研究者认为，邓小平在这个提纲中对价值规律、供求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的思绪已开始突破计划经济的窠臼，出现了市场经济的思想萌芽。这份手稿告诉人们，什么是高瞻远瞩，什么是深谋远虑!
他的思想太深邃了，大多数人还难以跟上他的思路。也许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正式讲话中，并未展开提纲中的全部思想，只是谈了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但他没有忘记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字幕)：“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书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1978年12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两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北京召开了。这次为期5天的会议和遵义会议并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个伟大的转折点。
邢贲思(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解决了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关于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问题，也就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对于解决后来的一系列问题起了重大作用。因为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有可能实现全局性的拨乱反正；由于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有可能把工作重点从原来的阶级斗争的轨道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也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可能提出改革开放这么一个重大方针，以及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那么最终呢，也可以说归根结底，由于解决了这个思想路线上的问题，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有可能形成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这一天，中国人已经等得太久。早在“八大”，中国共产党就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然而后来的历史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不得不付出20年的代价，不得不走一段曲折徘徊的路。
为了保证这次历史性的转变顺利进行，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不再走大的弯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人事上采取了重大措施。一些人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而另一些人却成为新时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遭到排挤的陈云，被重新选为中央副主席，并在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担任了第一书记；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离开我们两年以后，在这次会议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实际上开始形成。
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轻装前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受到迫害的各级党、政、军机关干部陆续得到平反。受到打击、诬陷或迫害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等也恢复了名誉。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约有三百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他们心情舒畅地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何 载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秘书长)：
“没有这么几百万人问题的解决，好多事情不好设想。第一，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没办法恢复，人们思想观念转变不过来，解决问题用什么来解决?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个人意志出发?这个大前提定不了。第二，这么些身经百战，甚至有的人身经千战，经过长期锻炼的干部不解放出来，当时那个混乱局面没办法克服。你如果不落实政策，不让邓小平出来，这个国家不可收拾。第三，如果不平反冤假错案，好多人才出不来。你看后来发现的都是科学家、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多干部人才，重点转移不了。最后一条我看，没有平反冤假错案，恐怕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搞成这样成功，我们党在国际上的形象恢复不了。”
人们现在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称为“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开端。这次全会不再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口号，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总结了建国后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字幕)：“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这场革命，发端于广袤的农村。
1977年秋冬，刚刚上任不久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迎着寒潮踏上去革命老区金寨的山路。当他走进一户贫困农家，看到蜷曲在柴火旁的父女时，不禁热泪沾襟。
万 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
“我一直没管过农业。1977年中央把我调到安徽，安徽是个农业大省，所以我就先看农业，看农民。这一接触，我非常受刺激!虽然解放以后这么多年，农民生活水平还这么低。吃不饱，住的房子根本就不像样，家徒四壁。所以引起我的深思，这是为什么呢?人民公社实际上极大地压制了农民的创造性、积极性。发现了以后我也不敢说，因为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我只是发表点意见：我们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考虑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政策问题看来是个最主要的问题。安徽已经搞起来了，怎么办? 既不合宪法，宪法上有人民公社；又不合党的决议。那怎么办?我说硬着头皮顶着吧，反正农民群众干了嘛，就这样子干吧。”
1962年安徽省就曾搞过“包产到户”试验，遭到批判。15年后万里来到安徽也搞起了“包产到户”，尽管也遭到了沸沸扬扬的围攻，但他硬着头皮顶住了。农民并不无知，他们发问：“真理标准讨论，农村兴不兴?”
吴 象(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万里同志来了以后，经过调查就先提出来一个新的政策。这个新的政策从现在来看很普通，但是那个时候就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首先一条就提出来以生产为中心，要把生产的自主权交给生产队。那时当然没有说“包产到户”，谁也不敢说这个，于是就开辟了一条突破原来的公社体制这么一个新的道路。而“包产到户”创造了一个市场经济的细胞。农民有了自主权，农民成为自负盈亏的自主的经营者和生产者，所以后来才能够有多种经营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兴起。这个细胞一产生，它就必然要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所以有的经济学家就说包产到户、联户承包是农村一切巨变的第一个推动力。”
淮河两岸、巴山蜀水最先写下了告别饥饿的宣言。多年后邓小平还忆及那时的情形说：“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
翻开《邓小平文选》，人们会发现许多这样的字眼：我们党的领导集体要取信于民；只有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它们，人民就会不答应。
邓小平还说过一句充满感情的话，这句话人们已十分熟悉了：“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但是，我们更想让观众记住在此之前的话(字幕)：“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的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
他为什么要以“世界公民”为荣幸?因为他在一连串出访之后深刻地认识到：“环顾全球，今天世界上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没有一个是闭关自守的。对外开放的政策是中国的希望。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做一个世界公民，就要有开放的胸怀。邓小平因此也成为二十世纪的世界风云人物。
1978、1979这两年，也是邓小平出国访问最多的年头。通过对外开放，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被写入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
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颗启明星就是在邓小平倡导下创办的经济特区。深圳，这个昔日的小渔村成为中国第一个向外开启的窗口。从空中鸟瞰深圳，可以看到左右两边各有一个伸向大海的半岛，犹如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鹏，因此深圳又名鹏城。也许，这正寓意着中国的发展将扶摇直上，鹏程万里。
谷牧(国务院原副总理)：
“1979年，杨尚昆、习仲勋同志在广东工作，他在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他们(的)情况，他们就提出了个意见，说我们那里离香港很近，能不能给我们点政策，给我们点自由，让我们同香港可以多来往一点，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把经济搞得快一点。小平同志当时就答应，他说：‘可以。你们提一个计划报中央来，这个我看可以。’后来我就帮他们两个省分别向中央写报告，提出来怎么搞法，要求中央批准。”
此后，从第一批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到海南建省全岛办大特区，从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到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为沿海经济开发区，从确立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到沿海、沿江、沿边的全方位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呈现出跳跃式的发展。
在我们为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的时候，在我们为未来的发展憧憬畅想的时候，别忘记这初始的起步。虽是邓小平短短三页讲话提纲，不过寥寥数语，但我们却能不断地从中汲取勇气、力量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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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2002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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