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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读《彭德怀自述》 
  2003年10月14日14:29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一口气读完《彭德怀自述》,思绪万千,感慨无穷。历史何等公正,人民何等幸运,十年动乱之后,终于能读到这样一本惊心动魄、震古烁今的《自述》。

  1966年12月,彭老总从成都被揪到北京批斗游街,毒打致残,此后又被囚于暗室,专案审查,直到1974年11月29日去世。去世前已瘫痪,他对最后被允许看望他的侄女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瘫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

  《自述》是“犯人”的交代材料,作为对“专案审查”者的提问的回答:“不准表功,只准老老实实交代。”这些多年反复交代的材料是为了弄清所谓“案子”而问而写的。可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却是一部中国红军建军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十年革命战争史;又是一个旧军队的士兵,如何毕生征战,终于成长为几百万革命部队统帅的历史;一个农民的儿子,怎样立志救贫,秘密结社,勤奋自学,终于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总之,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人的历史。

  彭老总一生的经历和成就,主要是领导打仗,《自述》写的也主要是军事斗争。他的对手最早是国民党的军阀,后来是日本的将军,最后是美国的上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何止身经百战。他起义参加红军前,从士兵到当班、排、连、营、团长,打了十二年仗。他是红军当年最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家之一(还是红军中第一个会打大炮的炮手)。他一生打败仗不多,战场上犯的重大错误也寥寥无几;读完“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两章,使人更加感到这是中外古今战争史上少有的统帅。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联军总司令克拉克曾对他的僚属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自述262—263页。以下引号中文均引自《自述》)

  1958年4月从武昌到广州开会时,我同彭总住在一起。他知道我是平江人后,曾同我详细谈了平江起义的经过,还特别谈到他的一个心愿:今后想编写战史。战争是他的职业,他最心爱之物,一生心血倾注于此;往事、故人、战场,无不铭记于心。因此,尽管手边毫无可供参考的材料,身心又遭受如此严酷的摧残(独处暗室,想看见窗外一丝阳光而不可得),他却能将三四十年的战争经历、戎马生涯写得这样清楚,乃至许许多多地名、日期都准确无误。作为一部历史文献,尤其是那些无其他人能提供的历史事件细节的第一手材料,自然最会为人们所珍视,治史的人更会孜孜研究。读完全书之后,我首先想到的则是所谓“野心家”、“伪君子”以及“一贯反毛主席”的问题。这是1959年庐山会议时,林彪、康生等人对彭老总的诬蔑、批斗的主题,直到去世之日,一直戴在他身上的如磐枷锁。在庐山时,虽然彭总的一生我知道得不多,同他本人的接触也很有限,但同许多同志一样,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对他的诬蔑。我也被迫作检讨时,坦然承认说过这样的话:彭总伟大,只有他敢于写这样的信。其实,当时这种认识只是晚辈的一种感觉;现在读完《自述》,更清楚了解一些历史关节之后,才使我真正知道彭总伟大在何处。

  从《自述》中,可以举出红军初创时期的三件事,以说明彭总是一个何等赤胆忠心、照顾大局的人。

  第一件事,率部守井冈山。1928年11月间,平江起义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成立边区特委之后,彭总和滕代远等率领红五军中的五个大队(约七、八百人),前往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当时湘赣两省反动军队准备再次“围剿”井冈山。红四军约5,000人,草鞋单衣,没盐吃,粮食很困难,只有离开井冈山到白区打土豪,才能生存、发展。可是上千的伤病残人员和妇幼无法安置,又不可能带走,势必派队留守。四军前委多次开会讨论,最后决定由五军这五个大队留守井冈山,让彭总兼任四军副军长。这是一个极其严重而冒险的任务。除彭、滕二人外,五军其他干部都不赞成留下,认为“我们是来取联络的,任务已完成,应立即回湘鄂赣边区,传达‘六大’决议。”彭、滕“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准备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发展”。当时敌人约两三万人,敌我力量悬殊达三四十倍。激战三昼夜之后,五路阵地有三路被敌突破,彭总集合三个大队约500人,带领伤病残员突围。“时值严寒,天下大雪,高山积雪尺许,我的干粮袋炒米丢失了,我不愿别人知道,两天未吃一粒米,饥饿疲乏,真有寸步难行之势。可是枪声一响,劲又不知从哪儿来的。”突围后又遇伏击,在赣南边界几县转战两个多月,巩固扩大了部队,打下瑞金,才跟四军重又会合。“我向四军前委汇报了撤出井冈山的经过。毛党代表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当时,毛主席是有自我批评的。

  第二件事,反对一、三军团分家。彭总领导的三军团原是独立发展起来的,1930年8月第二次打长沙,才同一军团联合成立一方面军。《自述》欣慰地写道:“从此以后,我即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了。”这之前,中央2月来信,对形势估计错误,要朱、毛离开红军,当时,彭总就给中央写信,表示不同意:“时局紧张,主要负责人不能离开部队。”“信是由四军前委转的,原稿留毛主席处。”1930年11月,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因三军团所部多平江、浏阳与阳新、大冶人,有地方观念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东西而阵,各发展各的地区。而当时只有两个军团合起来,才有可能吃掉敌一个整师。《自述》说:“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占优势。”彭总分析形势,说明留在湘鄂赣的地方部队,可以坚持并扩大。“有意见到河东讨论,但不能妨碍行动,更不能说一、三军团分家。”毫无疑问,这是关系到第一次(及以后几次)反“围剿”能否胜利的大关节。

  第三件事,揭露伪造信件。反一次“围剿”是空前大战;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即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来打。当时,地方正打AB团,三军团转向中心地带,以至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原来江西省委中有人怀疑这一军事方针,说是右倾机会主义、退却路线,他们要“打到南昌去”。于是发生封锁红军,散发传单,写大标语:“拥护朱彭黄,打倒毛泽东”等情况。这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动。这时彭总突然接到一封仿毛字体的由毛泽东署名的伪造信件,用以挑拨毛、彭之间关系。他根据自己的认识,立即断定:“毛泽东同志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这封信是伪造的,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这时发生的反AB团和富田事变,情况极为复杂,有待重新作历史总结。)他当天就召开三军团紧急前委会议,亲笔写了一个简短的三军团宣言,坚决拥护毛政委、拥护总前委的领导,即刻将宣言和假信送到总前委。第二天,三军团开到离总前委15里的地方,“我亲自去请毛政委来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使三军团干部第一次看到毛政委。”

  红军初创之时,党中央远在上海,各地红军揭竿而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说有“野心家”,这正是历代农民战争最容易发生“火并”之时。然而从以上三件事,我们能从彭总身上看到一丝一毫“野心家”的影子吗?恰恰相反,他完全不顾一己安危、局部利益,而完全、彻底服从全局。他自从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品质和正确领导之后,就敬佩之、服从之。当然他不是一个喜欢盲从的人,对某种主张还没有认识清楚时,也许要保留一时;某些具体问题,也许一直有争论。但纵观全部《自述》,彭总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是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的。在决定出不出兵援朝的那次中央紧急会议上,在大家着重谈了出兵不利的情况之后,彭总(从兰州飞来)进入会场晚了一点,听到别的同志转述了毛主席讲的这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接着读下面这段《自述》,能不感动吗?“我刚到,未发言,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失眠者仔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之后)“把主席的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这就使人想到,整整二十年之后,“这一票”又是相当重要的。

  彭总的老战友、老部下所写的怀念文章,不约而同多用这一类的标题:“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神威不灭,浩气长存”;“忠心耿耿,铁骨铮铮”;“英雄气魄垂千古,国际精神召万民”……。这自然是几十年的亲身感受,发自内心的由衷赞美。

  可是,庐山会议却说彭总同毛主席的关系三、七开(三分合作、七分对抗),说他执行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自述》对后者有如实的说明。1930年传达立三路线,命令打武昌。彭总精通军事:“前有坚城,后无退路,侧长江,背南湖。”真要打,“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因此拒不执行。后来“妥协”一下:割据鄂南六县,打开岳州。7月,何键派三个旅进攻平江,三军团以8千人对3万之敌,三天打四仗,追歼溃敌,迅雷不及掩耳攻占长沙。“这在军事史上是不多的”。然而彭总却作了检讨:“由于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胜利,对于立三路线,也起了支援作用。”8月,成立一方面军的会议上,经过讨论,总前委决定第二次打长沙。当时三军团半年内扩大了六倍,连续作战,没有休整。彭总说:“我未发言。从三军团本身来说,迫切需要短期整训。”结果围攻长沙月余未下,后来经过毛泽东、朱德同志的说服,才撤出战斗,佯攻南昌,巧夺吉安。对此,彭总是坚决拥护和执行的。他是一个谦逊的人,从不掩饰自己的过失。在反四次“围剿”前后,由于执行了当时中央领导的打赣州等错误命令,《自述》中有深刻的检讨。他是一个刚直不阿的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尤其遇到重大关键问题,决不计较个人得失而率直陈言。反五次“围剿”前后,他已逐渐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从军事到政治,有过一系列抵制,而且每次都是直接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打电报,其间还写过长信,只是从未得到过答复。彭总被人看作是张飞,他也以此自许,有时不免脾气暴躁一些。打仗的人,谁没有个脾气?由于不断唱反调,他被撤掉军委副主席职务。形势越来越严重,对比以前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彭总对当时中央的错误看得更加清楚了。1934年春广昌战役时,中央领导人亲自到前线督战,强迫三军团打阵地战,固守广昌,遭到惨重损失。在指挥所里,面对面争执,彭总“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历数指挥的错误,指着鼻子痛斥他们“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崽卖爷田心不痛”。请看《自述》中正气凛然的记述:“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李德)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虑了。”

  抗日战争初期,彭总是否执行了王明路线呢?请看《自述》:“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条,原来思想上就没有准备实行。在当时,我们想,在日军占领区,蒋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着我们,一切还是照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办。到1938年秋六中全会时,八路军已发展到25万人,成立了许多暂编、新编、教导旅。这些从未通过国民党,如要通过它,一个也不会准。”

  从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许多重大历史关节,彭总起过什么作用,众所周知,无庸赘述。所有这些,《自述》都有记载。但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例如1939年冬彭总过西安,在程潜(时任国民党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处当面大骂何绍南:“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何未敢再去,绥德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一部分。他还对程说:“今天谁要反共,他先放第一枪,我们立即放第二枪,这就叫做礼尚往来,还要放第三枪。”1940年第一次反磨擦战役,全歼朱怀冰两个师。当时处境严重,彭总来不及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了中央,得到了认可。”又如,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敌我兵力十比一,这时是彭总自动请缨的。

  彭老总自幼没有读过多少书,在旧军队中靠自学提高了文化。在江西时,他曾觉得自己理论知识不够,颇有点“自卑感”。从童年起,他认识社会,体会人事,都是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来的。他的志向、思想、感情也大都不是从书本中来的。也许由于这些原故,他似乎很不习惯,更不善于为自己辩护。这可举长征时的会理会议为证。由于林彪想要改变军事领导的一封信,会议对彭总发生了误会。彭总并不知道写信之事。虽然“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我就没有申明……,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庐山会议又重提此事。因此,《自述》总结了这种不爱申辩的教训:“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象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这是一个多么纯朴、多么过分自洁的人呵!

  直到庐山会议,尽管种种诬蔑、斥责、非难铺天盖地而来,彭总仍然是照顾大局,不愿多作申辩。其实,大跃进时的种种问题,他早有察觉,部队中反映的有关材料,都及时给主席送去。1958年12月,武昌会议公布粮产7,500亿斤,他有所怀疑。随后到湖南视察,到了自己的家乡,情况更加清楚。他担心群众饿肚子,立即给中央打电报,认为不能征购1,200亿斤,只能900亿斤。会议初期,在小组七次发言,想找主席面谈未果,才一个通夜亲笔写了那封有名的信。通观彭总一生言行、性格和为人,不难了解,这完全是一件自然而正常之事,何况信中还肯定了大跃进的“伟大成绩”。《自述》最后这一段话,真是令人不忍卒读:“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有一次,“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同所谓“野心家”的诬蔑之词一样,所谓“伪君子”,主要是对彭老总出名的生活俭朴、厌恶奢侈的一种故意颠倒黑白的诬蔑。彭总的童年和少年,是在讨米、饿饭、砍柴、挖煤、当堤工这样苦难的生活中过来的。他的一个弟弟是活活饿死的。大年初二,祖母要带着三个小孙子出去讨米。“我立在门限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样办!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七十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我三弟还不到四岁),拄着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写这些“交代材料”时,写到伤心的时候,我们威震寰宇的统帅,常常写哭了,眼泪打湿了纸张。“他们走远了,我拿着柴刀上山去砍柴,卖了十文钱,兑了一小包盐。砍柴时发现枯树兜上一大堆寒菌,拣回来煮了一锅,我和父亲、伯祖父先吃了一些。祖母他们黄昏才回来,讨了一袋饭,还有三升米。祖母把饭倒在菌汤内,叫伯祖、父亲和我吃。我不肯吃,祖母哭了,说:‘讨回来的饭,你又不吃,有吃大家活,没有吃的就死在一起吧!’”

  “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

  “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伤心遭遇,何止几百次!”

  彭总一生不忘本,一生关心、热爱劳动人民,始终保持最朴素的阶级感情,尤其严格要求自己,这同他的童年苦难生活分不开。“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

  在庐山时,彭总说过,他一生不保留笔记与文字材料。可是他却为后代保留了这样一本《自述》。彭总很喜欢《离骚》中的两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与《自述》相距两千多年,内容与价值自然不同;但两位作者的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志洁行廉,为后人之楷模,可与日月争光,则是相同的。这本《自述》应当向每一个青年、每一个共产党员推荐;这是一部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人的教科书。

  (原载《读书》1982年第4期)

  《人民日报》1982.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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