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伦理思想及其传统文化背景
王凤贤

  翻开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伦理道德思想占着特殊重要的位置。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国的古代哲学可以说是伦理型的哲学,而政治思想与伦理思想的联系更为密切,政治是伦理色彩的政治,伦理是以政治原则为中心的伦理。中国思想史的这个基本特点,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创导者和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所继承,他们十分注重对旧道德的批判,并把它与革命政治斗争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指出:“伦理问题,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李大钊也重视道德与时代的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认为封建旧道德是“专制政治的护符。”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伦理学很感兴趣,他不仅对中国古代各家伦理思想都有接触,而且对西方伦理思想也非常关注。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认真听取老师杨昌济讲授的以“伦理学大要及本国道德之特色”为主题的修身课,还通读和钻研了德国学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写下了2万多字的“批注”。他十分强调道德问题的重要性,深感“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渴望“当今世界,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①但青年毛泽东并不因此而否认中国传统伦理有其积极的一面,他在肯定新学之“可珍”的同时,仍然不忘“尚有其要”的国学,而“为人之学”的道德思想又是国学的重要内容。青年毛泽东的道德哲学和伦理思想,除了批判地汲取近代西方伦理学说以外,还直接受到儒家、墨家和管仲学派的思想影响,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然能够把共产主义精神与优秀的民族传统结合起来,创立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共产主义道德思想和道德准则。

  一、道德与道德哲学

  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在中外思想史上,道德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关系异常密切。在西方,哲学与伦理学原来是不太分明的。在中国,虽有所谓“天道”、“人道”之分,但古代思想家多主张“天人合一”。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有关道德的基本理论问题,就称之谓道德哲学。青年毛泽东非常重视哲学与伦理学这两门学问,对道德与道德哲学有不少精辟的论述。

  何谓伦理学?青年毛泽东下过定义。他说:“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的科学。”②又说:“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思想道德必真必实。”③对伦理学的内涵和道德的特点作出了概括。

  那么,道德是怎样产生的呢?对于这个中外伦理学说史上历来众说纷纭的问题,青年毛泽东也有自己的明确主张。他说:“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先,故道德哲学之成,成于经验。”又说:“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德,人人皆得其正鹄矣。”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从历史看,道德“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直觉也。”④这说明,在道德思想的来源问题上,青年毛泽东的经验论倾向,始终是很明显的。

  对于道德哲学,青年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他看来,道德哲学是同整个宇宙观密切相关的。他曾经强调要探究“本源”之学,指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吾心之中。”“必须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⑤

  道德哲学之所以如此重要,还在于它是人的理想和信仰的理论基础。由于青年毛泽东认为“宇宙之真理”,“具于吾心之中”,因此,他完全赞同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中关于“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的论断,在《批注》中写道:“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新理想”,“生活理想。”同时,毛泽东指出:“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人们有了道德哲学作指导,就会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提高道德自觉。

  中国古代伦理学家多把人性论作为其理论基础,而对于人性的看法又各不相同。看来,青年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人性论没有作系统的研究,但他还是承认过人有“得于天之本性”,肯定“崇尚个性”是泡尔生的“好主张”。他还说过:“人类者,兽格、人格并备”。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曾对“人性”问题发表过原则性的评述。他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⑥这就是说,当毛泽东接受了唯物史观以后,他明确地认为,包括道德思想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的反映。“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⑦因此,“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⑧他还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⑨

  道德哲学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可以揭示道德的进化趋势。道德是“千古不变”还是不断进化的,这历来是哲学与伦理学上两种对立的观念。青年毛泽东完全赞同泡尔生关于道德是随着时代与文化的变迁而进化的观点,即一定的道德适应于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进而,毛泽东对道德的普遍性和时代性作了论述。他强调“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但“道德与时代俱异,而仍不失其为道德”。这是因为,道德虽具有时代性,但也具有普遍性。

  既然道德是随着时代与文化的变迁而进化的,所以道德是不断更新的。泡尔生在转引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欲尽革青年时代之见解”的话后指出:“当今之时,无论其为思想、为道德、为生活之法式,一切舍旧而谋新。”对此,毛泽东强调说:“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进化观与发展观是一贯的,他曾经批评过:“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指出“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⑩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在《矛盾论》中,进一步深刻地批判了董仲舒所谓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保守观念。

  二、功利主义与奋斗精神

  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涌现了一批有志青年,毛泽东也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壮志凌云,渴望成就一番大事业。所以,重事功,好奋斗的精神,贯穿在毛泽东一生的事业之中,是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在青年毛泽东时期,这种事功思想和奋斗精神,带有较为明显的个人奋斗色彩的话,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就把个人的命运完全溶化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之中,从而使他的事功思想和奋斗精神,成了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了。

  从小学时代起,毛泽东就有志于“富国强兵”、“改造中国”的意想。小学时代的毛泽东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一书后,曾深有感触地说:“中国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1)1911年春,毛泽东曾抄录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的这样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2)以此来表达自己少年时代所抱负的爱国壮志。

  大概是在1912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一开头就提出:“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并竭力推崇商鞅“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等“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13)

  青年毛泽东怀有一种“就良图,立远志”(14),“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强烈愿望。他在与朋友商拟新民学会的宗旨和方针时就说到:“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和世界。”“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15)

  为了承担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重任,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奋斗”精神。在听杨昌济的《修身》课时,毛泽东作了以下记录:“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奋斗,……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16)大概是在1917年,毛泽东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直到1937年,毛泽东曾热诚赞扬何香凝:“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中山)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17)由此可见,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直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都把为国家、为民族而建功立业、苦斗不屈的奋斗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优秀道德传统加以继承和发扬。

  毛泽东的这种奋斗精神,是同他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是提倡事功和功利的。青年毛泽东曾经兴致勃勃地读过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在亚当·斯密的《原富》的中译本中,严复在“按语”中热烈赞扬以“义利合一”的功利主义道德观的提出是“计学家最伟之功。”看来,青年毛泽东和他的老师们都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国文课中,毛泽东记录说:“君子谋道谋食,系对孳孳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夫谋食也。”又说:“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18)同时,毛泽东的国文老师还高度赞扬了商初大臣伊尹的事功,说“伊尹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伊尹生专制时代,其心实大公也。尹识力大,气势雄,故能决破五六百年君臣之义,首倡革命。”(19)1915年7月,毛泽东在《致友人信》中说过:“■其躬而有益于国和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20)这就是说,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功,青年毛泽东从来是持赞赏态度的。

  然而,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就以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对待功利主义的道德观了。他明确地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大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21)

  这里,让我们结合谈谈毛泽东对孔子提出的“仁”这一道德范畴的态度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仁”是孔子观念论的一个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22)这就是说,毛泽东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仁”这个道德范畴,只是主张给以唯物主义的批判,并摆正其“恰当的位置”。其实,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张对“仁德”和“仁政”作阶级的分析。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说过:“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23)后来,毛泽东又说过:“我们是要施仁政的。”“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24)这样的“仁德”与“仁政”,显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彻底批判和改造了儒家“仁”学的本质,是一种既具有革命的内容又保持民族的形式的政治理论观念,也是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具体体现。

  三、道德理想与奉献精神

  中国历史上的伦理学家,多半都注重道德理想问题,儒家的“大同世界”,墨家的“兼爱相利”,道家的“尊道”、“归朴”,都是讲的政治道德理想。同时,各家的道德理想又往往通过他们所崇拜的“道德化身”来体现。毛泽东的道德理想也不例外,在青少年时代,他曾经崇拜过儒家所谓的君子风度和圣人境界。

  青年毛泽东通过听取老师杨昌济的讲课和自己的理解发挥,曾经完全接受了孟子关于“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的思想。杨昌济在讲授“大人”与“小人”、“大我”与“小我”的关系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曰为己,又曰无我,何也?”“试以毒蛇螫手,壮士断腕譬仁人”,“仁人何故以身为腕?”

  对此,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回答说:“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

  “断腕”之说,语出《墨子·大取》:“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相传“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虽独创“兼爱相利”之说,但墨学与儒学在“大体”与“小体”、“大利”与“小利”、“大我”与“小我”的关系问题上,确实还有相通之处。

  青年毛泽东根据杨昌济讲课的内容,进一步把“君子”分成“传教之人”与“办事之人”两类。按照《讲堂录》的记载,所谓“传教之人”,就是“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至于“办事之人”,就“如诸葛武侯、范希文”等是也。实际上,“传教之人”就是所谓“圣贤者”;“办事之人”就是所谓“豪杰”者也。

  青年毛泽东对“圣贤”和“豪杰”都很崇敬,但相比而言,他当然更崇拜“圣贤”。因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25)毛泽东曾回忆自己青少年时代“很相信孔夫子”,认为孔子是“古代圣人”,“最大的思想家。”同时,毛泽东十分赞赏圣贤与豪杰的“至伟至大之力”和“至刚至强”的品格,并认为这符合“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的精神。

  然而,随着国际国内人民斗争的发展,青年毛泽东原先依靠希圣希贤的观念也有所改变,他逐步认识到了民众力量的强大。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明确回答说:“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在紧接着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看到了当时“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这使他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26)当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后,就彻底抛弃了“君子救小人”的观念,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7)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公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建设,强调革命者必须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在进行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中,毛泽东一贯主张要正确处理好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当前的行动纲领、对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要求和对一般人民群众的要求的关系。

  关于国民公德的内容,毛泽东在亲自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这种以“五爱”为内容的公德,后来就吸收在我国的宪法之中了。

  道德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对广大人民来说,毛泽东“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28)并强调在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前提下,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做到“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29)“损人利己,在本人道德上是不对的,在民族道德上是更加不对的。”(30)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也是毛泽东一再提倡的道德情操。在他看来,“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决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31)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谓爱国,当然是要爱社会主义的祖国。不过,爱国主义的含义可以更为广泛,那就是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人们,都是爱国主义者。同时,毛泽东还非常强调要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强调在民众教育中应以提高“民族自尊心为中心”,“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32)

  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也是毛泽东道德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1941年,他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宽待俘虏的政策,就是这种人道主义的体现。

  在上述毛泽东所阐发的道德思想中,已经包含着某些共产主义道德思想的成分,但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共产主义道德还有更高的要求,这主要是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个人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要忠诚地为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使每个同志懂得,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3)

  共产党人的这个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也可以说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准则。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等著作中所提倡的共产主义精神,就是以这种思想理论为基础的。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34)他要求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认为“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35)这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和道德情操,就是共产主义道德最集中的体现。

  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生死观,也是毛泽东共产主义道德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关于生死问题,青年毛泽东就有不少论述,他强调的是“精神不死”,但那是以庄周、张载的生为气之“聚”、死为气之“散”的“聚散论”和西方某些学者所谓的精神、物质皆不灭的“二元论”为理论基础的。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把革命者的生死问题与共产主义的光辉事业联系了起来。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36)毛泽东为纪念革命烈士所书写的一些题词,诸如表彰刘胡兰“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之类,都深刻地体现了共产主义者的生死观。

  当然,共产主义道德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1937年11月23 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中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这里所说的革命的先锋分子的条件,实际上是对一个共产主义者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道德上的全面要求,这样的人,就是有共产主义高尚道德的人。

  我们中华民族特别是其先进分子,历史提倡要有高尚的道德理想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的奋斗目标。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要求自己的党员心目中要悬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理所当然地要把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可是,有人却曾经把“大公无私”、“毫不利己”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精神作为错误的东西来批判;还有人认为,现在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就是“一切向钱看”,只讲实惠,不要讲贡献了,致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泛滥起来。这种情况说明,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学习和发扬毛泽东有关国民公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论述,有着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四、道德评判与道德修养

  道德标准和道德评判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因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何谓正义?何谓非正义?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而且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各有不同的价值尺度。同时,道德标准中的动机与效果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此,对于道德标准和道德评判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

  青年毛泽东非常强调道德评判的重要性。他说:道德“评判之功用大矣。”因为这是一个道德“舆论”问题。毛泽东明确主张对道德评判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他说:“吾人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固应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也。”他竭力反对道德行为方面的“盲从性”和“虚伪性”,指出“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只有掌握了真理,有了明确的道德理想和目的,“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37)足见毛泽东对道德自觉的重视程度。

  关于“善”、“恶”的价值评判问题,青年毛泽东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在他看来,“善”与“恶”的区分,本身就只有相对的意义,“善”固然有其价值,但“恶”也不能说无价值。他说:“恶也者,善之次等者也,非其性质本恶也。”意思是说,是“善”是“恶”都是有条件的,是随“时候”的变迁而改变的,是与“他物”相对而言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主张以当时之“事实”来评判是“善”是“恶”。他说:“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至于历史流传其“善名”或“恶名”,“皆不应顾。”这可以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的态度。

  动机与效果的问题,是道德标准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毛泽东在伦理学上作出了创造性理论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对动机与效果问题作出了论述。他说:“善恶之区别以何为标准——一说只论动机,一说兼论效果。”他把道德判断分为“客观判断”与“主观判断”两个方面,认为应当把“客观”效果方面的判断与“主观”动机方面的判断结合起来。

  当毛泽东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以后,就对动机与效果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精辟的论述。他说:“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人民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们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38)毛泽东的这一论述,虽然是对文艺界讲的,但却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既是检验作家创作的动机与效果的标准,也是检验人们道德动机是否善良,道德效果是否良好的标准。

  关于道德修养的问题,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道德修养论方面注重“践履”的优点。他说:“伦理学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伦理学示人生正鹄之所在,有裨于躬行。”“空言无益。”同时,毛泽东还注意吸取传统道德学说重视“修养工夫”和“自省工夫”的优点,肯定这种“自省”、“自察”的工夫,就是中国传统的“克己与修养之方法。”

  强调世界观的改造,是毛泽东的思想教育与道德修养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一方面重视“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39)另一方面强调“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40)同时,毛泽东把经常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革命者加强思想改造的道德修养的最有效的方法。

  综观毛泽东的伦理思想,虽然也注意吸取近代西方伦理学说中的某些内容,但更重视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改造和吸取,这是同他对中西两大文明潮流的基本看法分不开的。他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41)他还明确指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凡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42)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总的来说,毛泽东一直非常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他的伦理道德思想不管是青年时代,还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都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特色。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③⑤(25)(37)(42)《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引自《毛泽东早期文稿》下引简称《文稿》。

  ②《非自杀》1919年11月23日,见《文稿》。

  (31)(35)(3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0页,第659—660页,第533页。

  ④均引《伦理学原理》批注,见《文稿》,下引“批注”不再加注。

  ⑥(21)(27)(33)(34)(36)(3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0页,第864页,第1031页,第1094、1096页,第1004页,第1004—1005页,第868页。

  ⑦《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3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3页。

  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续》(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第518页。

  ⑩《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1919年7月21日,见《文稿》。

  (11)(12)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与初期革命活动》第26页。

  (13)《商鞅徙木立信论》,见《文稿》。

  (14)《致黎锦熙信》1915年11月9日,见《文稿》。

  (15)《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国诸会友的信》,见《新民学会会友通信集》第3集。

  (16)(18)(19)《讲堂录》,见《文稿》。

  (17)(22)《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06页,第147—148页。

  (20)《致友人信》,见《文稿》。

  (2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6页。

  (24)《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

  (26)《民众的大联合》(一)(二),见《文稿》。

  (28)《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29)(40)《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30)《论新阶段》。

  (32)《论十大关系》。

  (41)《给周世钊的信》1920年3月14日,见《文稿》。

  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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