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道路
张国新

  毛泽东一贯重视中国人民卫生事业建设,曾对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给予特别关注。

  中国传统的医学文化,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的结晶,属于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医学文化,是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医学文化,也是人民群众同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的结晶,属于世界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对整个卫生事业的关注,就包括着对中医中药文化和西医西药文化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关注。党在各个重大的不同历史时期,都要求自己的卫生事业能够完全适应于其中心工作,为中心工作服务并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因此,毛泽东长期都在探索怎样发展中国的医学文化,发展党的卫生事业,怎样使中医中药文化和西医西药文化从总体上更能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要求。

  毛泽东有一个基本文化观点,即世界上事物总是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中国历史传给我们的文化许多都是好的,而在这些遗产中我们必须防止其腐败的东西,已不适合我们今日的中国而只会对国家有害的东西。在外国文化里,也同样有许多我们应该接受的优秀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也一定有腐败的东西,必须加以破坏。我们应该逐渐实现“东西文明会合”。受这种思想的支配,毛泽东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实践中,就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首先根据“组织军事的卫生疗治”原则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的主张,接着又针对中西医文化之间相互轻视的现象提出“打破宗派主义”、“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思想,然后则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中西医应当团结合作”,借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文化的理论。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独特的基本思想,是对整个卫生事业的重要贡献。他的这种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思想虽然还未能完全变成现实,但是对于开创人民的卫生事业、创造新医学文化,却都起到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就现实而言,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思想如果能继续得到继承和付诸实践,无疑会对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文化的建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战争特别需要医学文化,群众迫切需要医学文化。在异常激烈残酷的战争中,在疾病横行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清楚地认识到,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护劳动力,发展劳动力,保护战斗力,壮大红军队伍。而要做到这点,重要的一环是要想方设法发展自己的卫生事业。并且还据此制定了发展卫生事业的若干方针政策。

  毛泽东认为,进行革命战争即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是共产党人和红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但人的因素特别重要。现实状况是,战争的伤亡,横行的疾病即“苏区中一大仇敌”,严重地“减弱我军的革命力量”①,因此,“组织军事的卫生疗治”和“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保障广大指战员和群众的健康,“同是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②,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在提出这一根本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还具体地提出了建立和发展党和红军的卫生事业的重要作用。首先,他指出:“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③这就阐明了发展革命卫生事业对于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特殊作用。其次,他指出:“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④。这就阐明了发展革命卫生事业对于瓦解敌方的重要作用,说明敌军力量的减弱,也就是增强了我们自己的力量。然后,他还指出:解决好群众的疾病卫生问题,减少以至消灭疾病,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使我们真正成为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使“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从而使得我们红军的来源不成问题了。这就把发展卫生文化与争取和动员群众积极投入到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的关系阐述清楚了。为了将这种思想变成行动,毛泽东针对当时卫生文化工作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对党的卫生文化工作的具体要求。他强调指出,卫生问题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因此,必须发展和搞好卫生事业。“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象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别的地方用不看的人塞进卫生队去。并要增加办事人,达到照料完备之目的。医生少和药少的问题,要尽可能设法解决。对于医生,应注意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⑤他着重提出,除祈中共中央和有关省委送西医和一些碘片来外,根据地要举办自己的卫生学校,训练自己的卫生干部。并且要求医学文化工作者要“政治坚定,技术优良”⑥。他还针对革命根据地病人多、伤员多,而西医生和西医药缺乏的情况,中医中药仍是广大群众赖以治病治伤的主要力量的现实,提出:医院要聘请中医师,要成立中医科,组织人员采中草药。并且着重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应该“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员⑦。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毛泽东所讲的医学事业,就当时的实现情况看,包括了中医中药文化这个方面。第二,他在重视党的卫生事业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员的观点。

  将毛泽东上述卫生工作观点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联系起来看,可以得出这样一些认识:其一,在井冈山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根本的问题是探寻革命战争的正确道路,是进行革命战争,以战争求生存,以多种方式求得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人们的注意力也在于此。因此,当时国内中心地区关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问题的争论,就没有能够影响到革命根据地,也没有影响到毛泽东。所以,从这个角度认识,虽然毛泽东提出了医学文化对于革命战争的重要作用的思想以及发展党的卫生事业的一些基本方针、政策,但是,关于中医文化和西医文化的关系的问题,便不可能是毛泽东思考的问题。其二,当时革命根据地医生少药品少与伤病员多的矛盾非党严重,从急功近利出发,党政领导和部门考虑的是,只要能处理这种矛盾,哪怕是暂时的,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要用。所以,从这种角度认识,当时也不会存在明显的重视一方忽视一方的现象。那时毛泽东祈请中央和有关省委送一些西医和西药给革命根据地,乃不是瞧不起中医中药的举动,而是根据许多病员急待抢救,某些西医西药医治某些伤病比中医中药见效快些所产生的合理举动。其三,有关毛泽东的资料显示,当时,毛泽东对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具有的多是感性认识,没有更多的理性认识,没有进行过比较研究,也就是说他早年所提倡的“通国学大要”和“求西学大要”,“注意中西之比较”、“东西文明会合”之主张,由于战争环境制约,不可能进行。所以,由此可知,他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员,只是基于战争的急需,群众的急需,医学文化“同是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之思想。其四,“用中西两法治疗”的概念,本身不含有对“中西两法”关系的辩证思考,因此就不存在使“中西两法”融为一体的思想;“中西医结合”概念,“结合”一词,表明事物与事物之间发生着内在的密切联系,融为一体了。毛泽东历来用词考究,在那时使用“用中西两法治疗”概念,而没有使用“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概念,就表明毛泽东还没有形成理性认识的中西医文化观。为此可以说,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具有某种中西医两法都要利用的思想,虽然从客观来说,这种思想及其实践具有蔑视北洋政府“废止中医,不用中药”法令的效果,具有对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废止旧医,以根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提案的效果,但不能说具有明确的对中西医都同样重视的思想,更不可能产生中西医文化结合是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思想。只可以说,战争的急需,开始产生这样的实践了。

  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心任务,仍然是进行革命战争。这一时期,政治局势相对稳定,毛泽东思想已经最后形成并得到全面展开,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不断得到发展,中国共产党人除了继续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战争外,还开始在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这种建设除要求共产党人首先明确回答是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外,还要求必须回答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这就促使共产党人开始着手对文化问题进行多角度、深层次地研究,包括对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以及它们的正确的关系的研究。此外,这一时期,大批大批经济中心地区的向往光明的文化人和知识青年涌入了革命根据地,他们的到来,将各种文化观也带进了革命阵营。这一方面对繁荣革命根据地的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方面也对革命根据地健康发展的文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如本来不成问题的医学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也成了问题;如宗派主义的中医学文化观与宗派主义的西医学文化观,开始各自找阵地,独立山头,对发展党的卫生事业产生了不利影响。这种情况,就加快了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以及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的研究。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从“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应战争的需要”,从巩固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从关心民众疾苦等出发,在“用中西两法治疗”思想的基础上,对中西医关系及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

  医学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是个核心问题,是决定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根本方向的问题。毛泽东在提出要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又提出,医学文化及党的卫生事业,应当为革命战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他明确指出:“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⑧,“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⑨。他还说:“还有文化建设”,“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一千多个乡每个乡有一个小医务所”⑩。“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11)很清楚地阐明了党的卫生事业只有坚持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了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使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同亿万群众结合起来,才能使医学文化更好地为保护社会上最重要的生产力和军队的有生力量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从而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问题,是关系到中国新医学文化能否创造成功的关键问题,是毛泽东倾心探讨的基本问题。中国客观上存在着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两种大医学文化。这两种医学文化,在中外大文化撞击中,自然也产生了撞击,有火花,也有负效应。为了党的卫生事业建设能够健康和顺利地发展,毛泽东从创造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纲领和中西医文化的客观情况出发,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中最先提出了发展中国医学文化的正确道路的构想。

  毛泽东在注意医学文化“中西之比较”后认为,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是在中华民族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并且长期以来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西医文化,也是人类同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的结晶,同样有着自己的体系。此二者,各有所长,都对人类的健康有着巨大的作用。基于此种认识,毛泽东就如何处理中医学文化与西医学文化的关系的问题,一步步提出具有发展方向性的见解。1939年,为了消除中西医文化相互轻视的现象,他对卫生事业作了“打破宗派主义”的题词。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就阐明了共产党人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态度,清理传统文化的原则和吸收古代文化精华的目的。对于外国文化,他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粮食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这就阐明了,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全盘西化”论更是错误的,必须抵制。以上论述表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已形成,包括对待中西医学文化的基本观点。1944年4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思想(12)。10月,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他又说:“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13)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初步提出了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在转战陕北的岁月里,毛泽东仍然在对中医中药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他曾在访问农户中了解到黄河边的吕家坪地区出产一二十种中药材,乡间祖传中医也不少,群众看病抓药比其他地方要方便些等情况。由此可知,毛泽东是希望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自己对中医学文化的认识的。毛泽东以上关于处理中西医学文化的思想和指示,对于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群众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促进中西医学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根据毛泽东这些思想,陕甘宁边区政府多次召开有关会议,通过了相应的提案,如“发展国医加强卫生案”、“提高中医地位以开展国医工作以济病民案”、“成立国医学校案”、“切实执行优待国医条例案”、“加强国医研究开发边区土产药材克服战时医药困难案”等;提出了“帮助、研究、改造中医中药”的方针;监督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劝中医师公开秘方,学习现代医学以改进业务。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地区,首先打破门户之见,实行中西医合作,为实践毛泽东“中西医合作”思想,创造了中国的第一。1945年3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总会,林伯渠、李鼎铭提出“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口号。这些都对共产党人的卫生事业和发展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由上述可知,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中西医合作”的思想,是对“用中西两法治疗”主张的发展,这种发展,是探索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可喜成果,不仅丰富了毛泽东文化思想,而且在中国中医中药学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不过,这种发展还是不够成熟的。毛泽东认为“新医”比“旧医”高明即西医学文化比中医学文化高明,甚至有时将巫医包括在中医学文化之中,并且主张以西医学文化来帮助、感化和改造中医学文化,就含有以西医学文化为主以中医学文化为辅来发展中国医学文化的意思,很值得商讨。1950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里的“高明”一词,在1950年以前有的《毛泽东选集》的版本中是“科学”一词,可见,毛泽东有时是把“高明”一词和“科学”一词通用的。笼统言中医学文化没有西医学文化科学,这是只看到中医学文化没有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说明它的道理,就从某种角度否认它的治疗的实际效果乃至其独立发展中所应当具有的重要地位的结论,具有相当的片面性。应当说,既然中医学文化数千年来在为中国民众的生存和发展的斗争中是曾经有过伟大的贡献,对人类是有用的,能收到较好的治疗的实际效果,就是科学,这中间就包含着科学的意义和科学的成分。中医学文化存在着许多西医学文化所没有具备的优点或特点,它的许多重要的经验是西医学文化没有能够全部包括进去的,西医学文化也不可能在一切方面替代中医学文化。因此,笼统地说中医学文化不如西医学文化高明或科学,甚至有时将巫医和中医学文化混在一起谈,是不科学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在延安时期,虽然毛泽东没有任何轻视、歧视中医学文化的思想,但是却也未能够完全用科学的观点去理解中医学文化内在的合理性。他的关于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思想还不很清晰,对待中医学文化的认识仍需要继续发展。

  中西医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民主专政逐渐得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各族人民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国家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批判封建主义之错综复杂的去旧创新的斗争中,随着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蔚然成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走向新阶段,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学文化的现象,有所抬头。“中医不科学”、“西医学中医是开倒车、向后看”、“中医中药没有科学根据”等思想,还产生着一定的社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统一对中医学文化的认识,发掘中国医学文化遗产,使曾经对世界科学技术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中医学文化继续能对世界科学技术作出新的重要贡献,并创造出新的更高级的社会主义新医学文化,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乃至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中医学文化的新思想,并制定了一整套发展中医学文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明确指出了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表达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的初步思想,并且作了“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题词。同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人民卫生工作的正确方向》的社论,说:“中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经验。但是它被旧中国神秘的五行说的外衣蒙蔽了生理学、病理学和解剖学的真理”。“在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下,中西医团结合作,是发展我国人民医学的必要步骤”。对于上述观点,毛泽东持某些保留态度,没有表示都赞同。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进一步确认了毛泽东提出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原则,并提出“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样一个新原则。1953年底,毛泽东发表《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他针对卫生部门有关负责人的“中医是封建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的言论和有关部门制定的限制中医学文化发展的“规定”指出:“我认为中国对世界上的大贡献,中医是其中的一项。中医是在农业、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医是在近代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宝贵的经验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其不合理的部分要去掉。西医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也有机械唯物论。将来发展只有一个医,应该是唯物辩证法作指导的一个医。看不起中医是错误的。把中医提得过高了,也是不适当的。”进而,他在中央会议上还强调说:什么叫科学,有正确的、系统的知识叫科学。中西医都有科学,也都有机械唯物论。并且提出了办中医医院和中医进修等问题。在这里,毛泽东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对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进行了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比较,其思想显然较之延安时期又有了发展,重要的是对笼统地说“新医”比“旧医”高明进行了反省,初步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应有一个医,不应该长久的有两医”这样一个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思想。1954年,毛泽东再次对中医学文化问题作出重要谈话,他肯定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全国人民疾病的诊疗依靠中医的仍占5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6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重要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必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接着毛泽东批评说: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在很多方面对中医采取了不适当的限制和排挤政策,以致长时期在社会上存在的中西医对立和歧视中医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变。如果长期存在下去,不但将使我国保健事业继续受到重大损失,我国这部分文化遗产就有散失的危险。中西医的真正团结未能得到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首先就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毛泽东还具体提出: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1.要抽调100—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校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这样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2.各医院要有计划地请中医来院看病和会诊,允许住院病人用中药,并订出尊重中医的各种制度,从制度上加以保证。3.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要作出具体的规定;对制药人员应按技术水平分别给予技术干部看待。4.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时机成熟时中医应总结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14)于此,毛泽东从卫生制度建设角度,提出了真正实现中西医学文化结合从而取消中西医界限而创造中国统一的医学文化的问题,以及中西医学文化结合的中心环节问题即“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问题。至此,毛泽东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文化的思想又有了重要发展。1955年及其以后,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时期,毛泽东除强调上述思想外,还着重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有得到解放。原因是中医在野西医当权。中医药是人民群众赖以防疾治病的主要力量,看不起中医药是一种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应当看到中医有本事,要当专家来看,按专家接待和待遇。今后医科大学毕业生要学二年中医(15)。继而,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当论及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时指出: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要作独创的劳动,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学了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及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和中药,以及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当然,要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不容易的。这要有一个过程(16)。这就很准确地阐述了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中西医学文化结合的基本原则。毛泽东这一思想,得到了中共八大的充分肯定。根据毛泽东这些思想,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和中医研究班;1956年,中央召开了西医学中医的卫生厅局长会议;并且决定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成都各建一所中医大学。这些措施,对于创造中国的新医学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对于提高中国的医学科学水平、在全国范围开展一个群众性的西医学中医的活动起了促进作用。1958年及其以后,毛泽东在艰辛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又对中西医学文化结合的问题,阐发了许多重要思想。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再次提出学习和研究中医学文化的问题。同年10月11日,毛泽东致信杨尚昆,在谈到西医离职学中医的问题时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 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7)对西医学文化学习中医学文化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意见。1959年1月21日,毛泽东批发邓小平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再次强调全党要认真对待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问题。1965年,毛泽东在《六月二十六日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中,在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口号的同时,也从一种角度强调了西医学中医从而发展人民的卫生事业的思想。至此毛泽东关于卫生工作的基本原则,又增加了中西医结合、“通过医疗实践把农村的保健事业同城市的保健事业结合起来”这一原则,其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思想,得到了展开。

  从以上论述可以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过程中,毛泽东不仅明确地阐述了中国医学文化发展应走中西医学文化结合的道路并通过这条道路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文化的思想,而且还清楚地具体地提出了走这条道路的正确方法、方针和政策。这表明他的中西医学文化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思想已经最后形成并得到了全面展开。正是在毛泽东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中西医学文化在团结合作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文化精华方面,出现了新的面貌,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绩,从而促使人民卫生事业得到相当的发展。

  中国民族医学文化是一伟大的宝库。毛泽东提出的中西医学文化应当团结合作,共同学习、研究和整理中国民族医学文化,并且互相取长补短、不断提高,促使中国医学文化产生质的飞跃,从而创造出一种统一的独特的新医学文化之理论,实践证明,虽然在实施这一思想的过程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但是其思想本身是完全合乎科学发展规律的。它的正确实施,已经把中国的医学技术发展、社会主义卫生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于生产发展,对于工作,对于学习,对于改造中国人民低弱的体质,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都起到了应该充分肯定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关于中国医学文化发展要走中西医学文化合流的道路的思想,是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其一个重要的文化思想是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这个思想确立了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科学方向,奠定了我党制定卫生事业方针政策的基础,它的完全实现,会使中国产生一个崭新的集古今中外医学文化之大成的社会主义医学文化。这种新医学文化的产生,可以更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满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医学文化的要求,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可喜成绩的基础上,应当继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促使中国的医学文化、人民卫生事业尽快出现一个更加十分丰富多彩和雄伟壮观的局面。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长冈乡调查》(1933年12月15日)。

  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月1日)。

  ③④⑦《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4—54页,第67 页,第65页。

  ⑤《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 年12月)。

  ⑥《对训练卫生干部的指示》(1931年)。

  ⑧《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1944年12月15日)。

  ⑨(11)(1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3页,第1078 页,第1012页。

  ⑩《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4年5月31日)。

  (12)《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10 月版,第221页。

  (14)参考《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卫生防病指挥部编,1968年4月版,第83—88页。

  (15)《在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1955年春)。

  (16)《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

  (17)《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5页。

  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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