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毛泽东编辑出版工作几个重要思想
袁 亮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领导我国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非常关心和重视编辑出版工作。他对编辑出版作过许多重要论述,并亲自从事过许多重要的编辑出版实践。他的编辑出版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是他整个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但是,就是这个侧面,也是很不平凡的。他的编辑出版实践活动是丰富多采的,他的编辑出版的论述是含义深邃的,其中包含着许多揭示编辑出版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就是这个侧面,也充分反映出他的伟大的思想和革命的精神,甚至反映出在他别的活动中不易发现的许多优秀品德和风格。人们认为,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而且也是伟大的编辑出版家。

  要对毛泽东十分丰富、深邃的编辑出版工作的论述和实践,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总结,从而阐明毛泽东的编辑出版理论体系,这是广大出版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我在这篇文章里,只就毛泽东的编辑出版活动中几个重要思想,作点初步的探讨和阐述,以供出版界的同志研究和学习时参考。

  一、编辑出版要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府为己任

  毛泽东关心和重视编辑出版工作,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而是要运用编辑出版这个工具,忠诚地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促进和推动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是编辑出版工作的根本方向问题。

  毛泽东强调编辑出版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服务,是始终如一的,非常鲜明的,他不仅这样提出要求,而且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在他直接主持或指导的编辑出版工作中,都坚持这个正确方向。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他强调编辑出版要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服务,在大革命时,毛泽东在自己主编的《政治周报》上发表“发刊理由”说:“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①在中央苏区时,他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②。他在同一个报告中,是把编辑出版工作包括在文化教育之内的。在延安时,他说:“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③为了纪念“出版事业模范”邹韬奋,他题词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④他为延安《中国工人》月刊写的“发刊词”说:“《中国工人》的出版是必要的。”“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⑤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发刊词”说:“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⑥

  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时期转变到社会主义时期后,毛泽东及时指出编辑出版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全国解放前夕,他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在城市中,“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⑦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说:“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⑧。他还说:“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在旧中国,“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⑨这也告诉我们,编辑出版工作者要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毛泽东在谈到加强农村经济文化建设时也强调要发挥出版的作用。他说,还要“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⑩

  编辑出版工作怎样才能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服务?关键就是要认真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很多的。他在延安时就多次强调,要普遍地深入地研究和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提出:“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11)。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又说:“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12)毛泽东的积极倡导和关心,有力地推动我国马列主义的宣传和出版。毛泽东一直都强调报刊等出版物要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他说,为了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作广大之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13)。他给苏北党的负责人说:“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它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14)他说:“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15)毛泽东还非常关心自然科学的学习和出版。在延安时,他要求青年人“多向自然科学学习”(16)。全国解放后,他一直关心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文革”中还关怀《化石》、《动物学杂志》等科学刊物的出版工作。

  二、广泛地密切地联系和团结著作界,即要尊重和鼓励他们的写作劳动,又要关心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观点,克服写作中的实际困难

  认真做好作者工作,充分调动作者的写作热情,争取有价值有质量的书稿源源而来,这是发展和繁荣出版事业的基本条件。毛泽东在这一方面有着许多光采照人的论述和活动。当然,他是作为一个领袖来做思想界、著作界的工作,而不是作为一个编辑出版工作者来处理与作者的关系。然而正因为如此,对我们编辑出版工作者更加富于教育意义。

  不论是新老作者,还是党内外的作者,毛泽东都尊重和鼓励他们的写作热情,肯定和赞扬他们的写作成就,同他们建立和保持深厚的友情。他看了郭沫若的《虎符》剧本和《甲申三百年祭》论文后,先后给郭沫若写信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他看了范文澜的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给范写信说:“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他看了周扬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的序言后给周写信说:“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他看了丁玲的《田保霖》、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两文后给这两位作者写信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17)

  有些作者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存在其他缺点,毛泽东热情地同志式地给予启发和帮助,但对世界观已经固定了的老年人,则不强求。他看了李健侯写的《永昌演义》一书后,给李鼎铭写信指出:“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他看了吴晗的《朱元琼传》一书后,给作者写信说:“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后来吴晗表示,这些意见使他“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毛泽东看了陈寄生写的历史方面的书以后给作者写信说:“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此点尚祈注意及之。”他看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一书后给作者写信说:“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但要章士钊准备人家批评(18)。

  有些作者在“文革”中身处逆境,无法进行写作。毛泽东及时给予关心和保护,改善他们的写作环境,保护他们的写作积极性。“文革”中,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对史学家范文澜捏造罪名,横加追害。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保护历史学家范文澜。1966 年国庆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范文澜说:“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人给范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由于毛泽东的保护,范文澜才能继续他的史学的著作工作。史学家周谷城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根本不能进行研究和写作。毛泽东得知后,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这对周谷城改变当时的处境、继续著作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小说家姚雪垠在“文革”中先后两次得到毛泽东的保护。1966年7、8月间,毛泽东委托一负责人转达他的意见:“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上册,我已看完,写得很不错,你通知武汉市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姚后来说:“这是毛主席对我的第一次保护。”1975年底,毛泽东将姚雪垠写给他的信亲自批给政治局传阅。据说,毛泽东再一次肯定姚的写作计划,指示给姚提供条件把书写完。姚后来说:“在我极端困难的处境下,毛主席第二次保护了我。”由于毛泽东的保护,使《李自成》各卷得以陆续出版(19)。

  对待作者的创作成果和著作权益,毛泽东强调要从精神上给予尊重和保护,从物质上给予补贴和报偿。毛泽东对一些书稿文稿中不妥当的或错误的内容,要求进行修改,但是要同作者商量。他说:对征集到的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补征。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20)毛泽东为出版艾青《秧歌剧的形式》一文给胡乔木写信说:“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21)毛泽东直接要求作者修改文稿时,也总是采取商量的态度,而不是强加于人。毛泽东还很重视给作者以物质上的报偿。1936年8月5日,他为出版《长征记》写的征稿信上说,来稿采用后,“备有薄酬,聊志谢意。”(22)1939年1月23日,他在要周扬负责修改李六如、和培元写的《陕甘宁边区实录》书稿的信上说:“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23)1944年4月29日,他在评价《永昌演义》书稿的信上说:“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不久,此书作者李健侯应邀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奖励给他二百元边币(24)。当时经费十分困难,毛泽东仍然不忘作者的稿费和报酬。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待青年作者,既热情地鼓励,甚至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又及时给予指导,使其健康成长。1937 年,哲学家艾思奇还是一个只有27岁的青年人。毛泽东读了他的《哲学与生活》一书,作了约四千多字的摘录,并给艾写信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25)一个党的领袖对待一个青年作者,采取的是何等热情而又谦逊的态度。后来,毛泽东和艾思奇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和友情。1954年,青年李希凡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重视。李于1955年被调到人民日报社任编辑。1957年4月2日,毛泽东给人民日报有关部门负责人写信说:“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26)

  三、精心审读、选择和修改书稿,认真做好序跋注释工作,“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

  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编辑加工工作,这是保证各类出版物质量的关键环节。毛泽东亲自对许多重要书稿进行精细加工,反复修改,字斟句酌,力求书稿达到完善的程度。他在这方面的令人敬佩的言论和活动,是我们编辑出版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的。

  1936年1月,毛泽东看了李六如、和培元写的《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初稿后,给当时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周扬写信说:“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27)此书经过修改后,于同年12 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

  1937年和1941年,毛泽东组织出版《农村调查》一书,自己做了精细的编辑工作。1937年写了一篇序言,但是当时书没有付印,1941年又写了第二篇序言和跋。他还在正文中写了六条按和注,针对一些需要说明的情况和一般读者不懂的方言,作了简明的解释。他在序言中一再申明,出版此书的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28)他还在序言和跋中阐述了党在当时的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此书,于1941年在延安出版了。

  从1950年5月开始,毛泽东主持并亲自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第一卷至第三卷的编辑工作,他不但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而且为一部分文章写题解和注释。这些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数属于内容方面的。经过修改,无论内容还是文字,更加周密、更加完善了。例如《矛盾论》一文,他作过认真的修改。其中论形式逻辑这一部分,根据他自己的意见删去了。《矛盾论》起先未收入1951年出版的毛选第一卷,以后才收入1952年出版的毛选第二卷。毛选第二次印刷时,才按时间顺序,将此文改收入第一卷。毛选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仍由毛泽东主持,在几个同志编好后,由他主持通读定稿。毛选一至四卷出齐后,根据毛泽东提出要修改注释的意见,从1962年8月起,开始对注释进行全面校订。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毛选的编辑工作是多么精细和严谨(29)。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亲自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当时,他几乎把主要精力倾注到这部书的编辑工作上。他对收集到的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篇都看,有些看过几遍。他认真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密密麻麻,象老师改作文一样。他为此书写过两篇序言,当年9月写过一篇,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他又于当年12月重新写一篇。他还为此书写了104篇按语,共2.4万多字,阐述了不少重要观点。他对大部分材料重新拟定了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而又突出了文章的主题思想,引人注目。如一篇材料原题为《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毛泽东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又如一篇材料原题为《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阴、花果满山》,毛泽东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毛泽东不仅自己认真作编辑工作,还要他的秘书班子参加编辑工作,他给田家英写信说:“你和乔木各分一半彻底地作一次文字上的修改,包括题目改得生动些”。这本书共收材料176 篇,约90万字。书后还有《简要注释》(298条)、《本书编者按语索引》、《本书内容分类索引》,便于读者查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还印了只有27万字的节本,供更多的人阅读(19)。

  在毛泽东的倡导与鼓励下,1959年文学研究所选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毛泽东选了其中一部分故事,印发给参加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毛泽东要何其芳写序。序写好后第一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约何当面讨论修改问题。毛泽东说,对鬼除了讲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述上重视。何其芳修改后第二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加写了一大段,还修改了好几处。其中有一处加了这样一句:“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此后,毛泽东又一次约何当面谈序言的进一步修改,要求何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及其发展前景。这篇序言誊清打印后又第三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将他自己加的上面引述的那句话改为:“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毛泽东还给何其芳写信,要他将这篇序言的清样,送给刘少奇等五位领导人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意见,并对序言先在哪些报刊上发表及全书的翻译出版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事后,何其芳赞叹说,毛泽东是“多么细致、周密”啊!(31)

  为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创造新的理论,毛泽东提出要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1963年7月,毛泽东在要求组织干部学习30本马列著作时,提出要重新校对译文,并为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注释的字数可以超过正文的字数。1965年12月,毛泽东又重提写序的问题。他召集几位理论工作者到杭州进行这一工作。当时,毛泽东特别提醒,给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可惜这件事刚提了一个头就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32)。

  四、认真改进文风,反对党八股,讲究文法和修辞,以生动和通顺作为写文章的最起码的要求

  文风问题是我们全党也是出版界一个大问题。如果编辑出版工作者没有正确的文风,就不能很好地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就不能实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服务的宗旨。毛泽东针对编辑出版工作中存在的文风问题,作过许多尖锐的也是语重心长的批评和论述,我们要牢牢记在心里。

  他在1940年2月写的《<中国工人>发刊词》中说:“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33)

  1942年2月,毛泽东提出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作为整风运动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说,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他开列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如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等等,毛泽东说:“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充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他在引述鲁迅讨论写文章的意见后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34)

  1948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对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35)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一篇文章写的按语中说:“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方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象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36)

  毛泽东在1957年3月同新闻出版界的代表作过一次谈话,其中又谈到文风问题。他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37)

  1958年,毛泽东提出写文章要具有“三性”的著名观点。他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38)

  五、对待书稿的校对和出版,要严谨精细,一丝不苟。要反复校对,“保证一字不错”;发现差错后,毫不含糊,公开予以更正

  编辑出版部门的校对工作,是保证书稿文稿质量、消灭文字内容差错的最后关键。它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也是一项有思想性和学术性的工作。毛泽东不仅不轻视这项工作,而用始终以严谨精细、一丝不苟的态度对待它。无论是在指挥百万大军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日理万机的和平时期,他都是如此。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和活动,是感人至深的,是编辑人员的学习楷模。

  他非常重视文稿书稿排印后和出版前的校对工作,不仅要求有关同志认真负责,而且常常自己亲自反复校对。1938年5月,他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第一节修改好以后,给郭化若写信说:“第一节最后修改毕,可即付印。校对须注意,你自己至少校一次。二、三、四节抄好后送我再看。”他还提出:“注意标点符号,不使弄错一个。”(39)1938年6月,他在《论持久战》一文印行之前,亲自作了校对,并给出版科写信说:“都校了,第三部分请再送来看一次。”“第一第二部分请你们过细作最后校对,勿使有错。”(40)1938年11月,他将在党的六届扩大的六中全会上的报告稿修改好排印,写信给徐冰说:“请你校第一第二次,我校第三第四次。”(41)1941年,在延安出版《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时,他在原稿上端作了批示说,请嘱同志们好好排,好好校对,同时好好拼版,保证一字不错(42)。1948年3月,他为播发一篇通讯写给胡乔木的批示中说:“翻译时,文字和标点符号不要弄错。”(43)

  在著作发表或出版后,一旦发现其中有差错,哪怕是错一个字,毛泽东总是毫不含糊,严肃地公开地予以更正,有时还自己写更正启事,请有关报刊发表。1945年5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登载《论联合政府》一文,毛泽东发现有几个错字,当天即以本报名义写了一个更正启事,在5月3日登出(44)。1949年4月25日,北平《解放报》登载毛泽东的《五四运动》一文,他在当天发现文中脱漏两个字,多出四个字,即亲自写了有220多字的更正启事,并给该报编辑部写信说:“兹付上更正表一件,请予登载为盼!”(45)1949年4月25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和朱德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毛泽东发现其中错了两个字,将“当”字误为“均”字,将“村”字误为“民”字,第二天即为新华社写了更正启事,并指出:“务请各广播电台各报纸予以更正。各人民解放军政治机关印发这个布告时,务请更正为盼。”(46)

  他要求出版单位把消灭出版物上的错字,真正当作一件事情来办,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上。他说:“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47)

  (作者单位: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注释

  ①②⑥(11)(13)(14)(15)(20)(22)(37)(38)(43)(45)(46)《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第3页,第34—35页,第55页,第99页,第39页,第96页,第150页,第102—103页,第38页,第190页,第207页,第144页,第165—166页,第166页。

  ③(3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2页,第830、840、844页。

  ④《以笔代剑的英雄邹韬奋》,第356页。

  ⑤(3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27页,第728页。

  ⑦(35)(47)《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8页,第1322 页,第1319页。

  ⑧《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79页。

  ⑨⑩(1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1页,第203页,第406 页。

  (16)(21)(23)(25)(26)(27)(39)《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6页,第232页,第138页,第112页,第524页,第138页,第126页。

  (17)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1、241—242、163、228、233 页。

  (18)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0、310—311、386、602页。

  (19)参见《毛泽东读史》,第171—172、189、193—195页。

  (24)参见《毛泽东读史》,第178、180页。

  (28)《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页。

  (29)参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13—19页。

  (30)《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22—23页,《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98页,《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和按语。

  (31)参见《毛泽东读书与写文》第9—12页,《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76页。

  (32)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4—36页。

  (36)《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1134页。

  (40)(41)(44)见《红旗》1983年19期《严谨精细,一丝不苟》一文。

  (42)《校对业务基础》,第11页。

  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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