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
章 竟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晚年虽然犯了错误,但仍然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和贡献。其重要贡献之一就是:70 年代初,他对林彪掀起的天才论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以一系列精辟论断,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才能观,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增添了新内容。

  在天才论思潮泛滥之际,果断地进行拨乱反正,明确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天才”问题的根本立场

  林彪原本是一个天才论者,他认为杰出人物的才能是天赋的,先验的。从60年代中期开始,他大搞个人崇拜,为此他捡起的主要思想武器就是天才论。

  “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学术界一向有不同的认识,争论在所难免。千百年来,在哲学、文艺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中,关于有没有或承认不承认“天才”的争论时起时伏,连绵不断。林彪的问题,主要不在于他认为有“天才”,他本人赞成天才论,而在于他把天才论强加于马克思主义,强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硬要全党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加以接受,使其在党内占居主导地位。

  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一段话,集中暴露了他的这一用心。他说:“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开始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尔后又正式出现在《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中。从此,报刊上的社论、文章一提到毛泽东,几乎都要用这三个副词。

  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以后又多次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更为严重的是,他把“称天才”作为篡党夺权的理论纲领,强加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即1970年庐山会议),企图推翻党中央原定的会议日程。这就不单是个人的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了。

  毛泽东说过:他对重大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信仰,他的党性,都使他不同任何唯心主义思潮妥协,不允许任何错误观点玷污和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尽管在日益严重的“左”的思想指导下他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尽管从50年代后期开始他对个人崇拜曾在认识上产生过偏差,警惕性有所减弱①,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被林彪这种甜言密语和曲意逢迎所陶醉,相反地,他越来越感到“讨嫌”,特别是在“天才”问题上,他依然保持了非常清醒的头脑。

  毛泽东同林彪掀起的天才论思潮的第一次交锋,是在党的九大之前,他在审阅“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时,圈去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天才地”是什么意思?这是无法作科学解释的。照林彪的说法,就是毛泽东“天赋很高”、“天资很高”,是“天才”。可是,把毛泽东继承、捍卫、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天赋”、“天资”、“天才”联在一起,这本身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在他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中,反复强调的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而且往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适用于一切人,当然也适用于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断然圈去三个副词,完全是出于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坚定信念,出于对林彪鼓吹天才论、搞个人崇拜的厌恶,而不是像林彪集团所歪曲的那样,是出于所谓的“伟大和谦虚”。

  圈去三个副词,这是毛泽东对林彪掀起的个人崇拜热潮进行“降温”的第一步,也是对他的天才论正式表明态度,公开进行抵制和批判的开端。这深深触动了林彪那敏感的神经。通过对毛泽东“称天才”,使自己也登上“天才”的宝座,通过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树自己的“绝对权威”,进一步窃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本是他的如意算盘。毛泽东的做法,惊扰了他的美梦,危及了他的根本利益。林彪终于在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了疯狂的反扑。他在开幕式上发表突然袭击式的讲话,中心就是坚持“称天才”。他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为了在理论上用马列主义的“老祖宗”压毛泽东,欺骗与会的中央委员,林彪集团要陈伯达连夜编选《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火速印发。他们没有料到,正是这个材料,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对天才论思潮进行一次总清算。

  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写下了名义上批评陈伯达,实际是批评林彪的《我的一点意见》。这篇“专批天才论”的简短檄文,以高屋建瓴之势,义正词严地揭穿了林彪、陈伯达断章取义地摘取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词句为天才论张目的诡计,明确指出:在才能问题上,我们只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决不能陷入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决不能同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当时正处在“语录”盛行的时期,“语录”几乎成为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为什么毛泽东断然斥责他们编的称天才《语录》是“谣言和诡辩”?对此,当时许多人不理解,总感到有些夸大其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又恰如其分的判断。

  首先,这个《语录》的用心,是要把马、恩、列、毛这些革命领袖人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歪曲成为天才论者,是要证明“称天才”并非自林彪始,而是从“老祖宗”那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根本不是事实。事实是: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毛泽东,都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哲学家,他们无例外地都是唯心主义天才论的批判者。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对施蒂纳的“唯一者”论进行了批评,指出施蒂纳所说的“天生的诗人、音乐家、哲学家”等等,都是“废话”。其后,在《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及一些书信中,又对天才论反复进行过揭露和批评;在批评的同时,也阐述了他们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才能观,特别是阐述了才能的知识性和后天性。

  列宁曾多次论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才能,但从未强调过“天赋”、“天资”等等,而是强调后天的学习和实践对才能的极端重要性。如他在悼念斯维尔德洛夫的文章中指出: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卓越组织才能和一切优良品质,“都是他在各个时期最艰苦的革命工作环境中锻炼出来的”②。在谈到倍倍尔时特别指出:“倍倍尔不是天生的,而是锻炼出来的。倍倍尔不是一出世就是现成的倍倍尔,好像密纳发从丘必特的脑袋里钻出来一样,而是党和工人阶级培养出来的。”③

  同列宁一样,毛泽东对于人的认识、人的才能,是个坚定的实践论者。这集中表现在他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所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反映了毛泽东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即实践论在理论上的彻底性,也表明了他同一切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天才论是势不两立、阵线分明的。

  林彪、陈伯达搞的《语录》,完全不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一生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和一生坚持的对唯心主义认识论、天才论的批评,硬把他们渲染为“称天才”的始作俑者,硬把他们归到天才论者的行列,这是不是“谣言”?

  其次,《语录》所采用的手法,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即利用马列著作中有“天才”字样的只言片语,歪曲、阉割它的科学内容和精神实质。

  《语录》共摘编了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七句有“天才”字样的话,其中恩格斯一句,列宁五句,毛泽东一句。可能因为时间仓促,没有找到马克思的话。其实,若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的话也可以找到,恩格斯有“天才”字样的话还可以找到更多。但是,若根据这些就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天才”,赞成天才论,那就像仅仅根据唯物主义者有时也用“灵魂”一词,就断定他们也相信“灵魂不死”,也是唯灵论者一样的可笑。

  “天才(Genius)这个概念同“灵魂”一样,是从神学的胎胞里出生的,本身并不科学,但因为流行已久,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要剔除它很不容易。何况,在辗转流传中也出现了“旧瓶装新酒”的情况,一些唯物主义者虽然也沿用这个词,但其含义已不再是指“天生的才能”,而是指“卓越的才能”或“非凡的才能”。“天才”含义的这种演变,有时在同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如歌德在早期曾认为“天才”是天生的,是一种非人力所控制的神力;但后来他的观点有所改变,虽仍用“天才”这个词,其含义已侧重于“卓越的才能”的意思。所以决不能因为歌德后来仍用“天才”这个词,就不加分析地认定他始终是个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者。

  只要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就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天才”这个词并不是在它的原始含义(即天生的才能)上使用,而是已注入了新的内容,给予它新的含义。

  一是作为赞誉词来用。如马克思说贝尔纳多特“不能正确衡量像波拿巴那样的天才和像他自己这样的只有一般才能的人之间的距离”④。恩格斯说卡尔·倍克“是一个有极大才能的人,甚至是一个天才”⑤。这里的“天才”显然是指比一般才能更高的杰出才能。同样,恩格斯称赞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称赞康德关于地球和整个太阳系是逐渐生成的这个观点为“天才的发现”,这里的“天才”也不过是“非凡的”、“卓越的”或“出类拔萃”的意思。

  二是作为讽刺、调侃语来用。如马克思说科苏特“除了具有口若悬河的天才以外”,“还有一种非凡的保持沉默的天才”⑥;说耶利米·边沁是“资产阶级蠢人中的一个天才”⑦;他有时还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者,即学者、律师等称作所谓的“天才人物”。

  林彪、陈伯达搞的《语录》,既不顾“天才”含义的历史演变,更不看马克思主义者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天才”一词,只是把一些有“天才的著作”、“马克思的天才”、“富有天才”、“天才条件”等字眼的句子摘出来,就牵强附会地冠上“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这样的标题,这是不是“诡辩”?

  由此可知,“谣言和诡辩”乃是《我的一点意见》这篇短文的“点睛”之笔,确实抓住了《语录》的要害,揭穿了林彪、陈伯达利用马、列著作的个别词句阉割其精神实质的骗局。

  作出了“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科学论断,揭示了才能的本质属性,从而与天才论划清了界线

  毛泽东对于错误理论、观点的批判,一向坚持有破有立,以破带立,以立促破。对林彪天才论的批判也是如此。这集中表现在:他在批驳林彪、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的同时,作出了“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重要论断。这个论断看起来似乎很浅显,实际上却抓住了根本,具有深刻而丰富的理论内涵。

  1.它明确揭示了才能的本质属性。

  对任何事物只有认清它的本质属性,即搞清楚事物本身固有的性质,才能进一步正确认识和掌握它的发展规律。如果把本质属性搞错了,认识就会陷入困境。天才论的失误,首先就在于没有弄清楚或者说看错了才能的本质属性。

  早期的天才论是神赐论,如柏拉图就认为诗人的才能是神赐的。到了近代,神赐论逐渐为天赋论、遗传论所代替。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是,断定才能可以天赋,“天才”能够遗传,实际上就是认为才能的本质属性是生物性。如现代西方天才论的代表人物高尔顿和弗洛伊德,在才能的研究中就表现出明显的生物学倾向,用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的话来说,“他们几乎一致同意:天才和创造行为主要是一种生物学现象。”⑧林彪强调“天赋”和“天资”,把他的脑袋特别灵归之于父母的遗传,同西方天才论者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生物学倾向表现在研究工作上,就是特别重视家谱、亲缘关系、遗传基因、精神病理、童年智力、出生次序、早期个性心理等等的研究,想从这些基本上是生物性课题的研究中,寻找才能的来龙去脉,揭示“天才”的奥秘。然而,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类研究并不成功;尽管有些在一段时间内产生过“轰动效应”,但终因经不起实践检验相继陷入困境。

  毛泽东作为一个有精深哲学修养的理论家,一向善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他在《我的一点意见》中,针对林彪的天才论作出的“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论断,对才能的本质属性作了科学的界定:才能归根到底是个知识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如实反映了才能的本来面目,为唯物主义的才能观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它突出强调了才能的知识性和后天性,是对天才论者所宣扬的才能可以天赋、“天才”能够遗传等生物学观点的彻底否定。

  由于受天才论的影响,有些人总是把天赋看得比知识还重要,认为才能的高低,才能的差异,主要不是取决于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而是取决于天赋是否优异。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所迷惑。毫无疑问,人的才能都要以生理素质为基础,以肌体的生理能力载体,而生理素质和生理能力确有先天的成分和天赋的差异,这种差异对人的一般行为能力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才能(指创造能力)并不是人的生理素质和生理能力的自发延伸,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实践,使知识与肌体相结合,使生理能力变成知识能力才形成的⑨。一个人即使天赋优异,若不与知识相结合,不经过知识的灌注和训练,也不可能具有创造才能,就像任何聪明的小孩,不经“呀呀学语”,不可能自发地会说话一样。所以,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天才论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承认“天赋”,而在于“天赋”指的是什么。若是指人的生理素质和生理能力(马克思称之谓“自然力”),这没有争议;若是指才能,即知识能力,那么,它既不可能天赋,也不可能遗传,只能来自后天的学习和实践。毛泽东对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这里他以个人的经历对“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论断作了最好的注解;同时也对天才论作了有力的反驳。天才论的失误,就在于不能区分生理能力与知识能力,只根据某些表面现象作出普遍的结论;而善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不为某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却正是毛泽东高明的地方。

  2.它集中概括了前人对才能本质属性的认识成果。

  千百年来,在才能的研究中虽然出现许多学说、学派,但从根本上划分,主要是两种:天才论和知识能力论。知识能力论作为天才论的对立物,为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学者所继承和发展。在我国,王充是最早的注意研究才能的本质,并对天才论作了系统批判的学者,他明确地将才能看作是由知识转化而来的力量,他在《论衡·效力篇》中提出的“人有知学,则有力矣”的论断,为唯物主义的才能观安放了一块重要的基石。诸葛亮也是个知学论者,他说:“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⑩。在欧洲,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对知识能力论的发展和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歌德说:“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识来营养”(11)。赫胥黎说:“人类的智力是靠经常增加的知识来培养的”(12)。他们都把知识看作是才能的基本要素,都看到了才能的知识属性。

  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一向强调才能的知识属性;即使有时他们用“天才”这个词,但实际所指并不是天生能力而是知识能力。如林彪、陈伯达编的《语录》中第一条是: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恩格斯确实是这样说的,但他只是借以赞扬马克思对刚刚发生的事变的卓越理解和透彻洞察。他紧接着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13)只要通读全文,领会其精神实质,就会看到,恩格斯虽然用了“天才”这个词,但他决不是一个先天能力论者,而是一个坚定的知识能力论者。同样,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及其学说时,有时也沿用“天才”二字作为赞词,如“马克思的天才”、“天才思想家”等等,但是他从不认为马克思的才能中有什么先天的成分。相反地,他一再强调,马克思学说的形成是“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他说:“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14)。说明在才能问题上列宁的唯物主义立场也是明确而坚定的。

  毛泽东不仅继承了以往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成果,而且以非常明确的语言,对这些认识成果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概括。由于前人还没有作出“才能属于知识范畴”这样的概括,所以有理由认为,它是才能认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3.它具有理论上的彻底性,能够同天才论划清界限。

  长期以来,由于对才能的本质属性缺乏深刻的认识,许多人包括一些唯物主义者都无法抵挡天才论的影响。有的全信。如狄德罗是个唯物主义者,在别的方面表现出很高的聪明智慧,但在才能问题上却陷入了迷信,他说:“天才是一种纯粹的天赋”(15)。有的半信。如严复在评论诗的创作时说:“大抵论诗功,天人各分半”(16)。傅雷在谈到艺术才能时也说:“成就的大小、高低,是不在我们掌握之内的,一半靠人力,一半靠天赋”(17)。有的基本上不信,但仍保留了一条天才论的尾巴。如报刊上还常见这样的观点:“人的才能大部分是出生后学来的”;“才能固然有天赋的成分,更多的则是学而知之的”。应该说,这种观点是相当唯物的,基本正确的;但是,肯定才能有先天的成分,默认才能少部分是先天的,那就在实际上为天才论留下了地盘。在这种情况下,既不可能将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贯彻到底,也难以同天才论彻底划清界线。毛泽东关于“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论断,不仅明确了才能的知识性,而且强调了知识的后天性;由于它在理论上是彻底的,毫不含糊的,没有给先天论、半先天论、少量先天论留下任何活动地盘和繁衍空隙,所以能够将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唯物主义的才能观贯彻到底,同天才论彻底划清界线,澄清天才论造成的思想混乱。

  强调才能要靠社会实践,靠群众路线和集体智慧,为才能的后天性作了有力的论证

  毛泽东对于人的聪明才智的形成和发展,一向坚持两个基本观点:社会实践的观点和群众路线、集体智慧的观点。在同林彪天才论的斗争中,他再一次强调并发展了这两个基本观点。

  在毛泽东看来,才能归根到底是个知识的问题。知识从哪里来?他认为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从有实践经验的群众中来。

  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是获得知识、发展才能的首要条件。在《实践论》中,他针对那些自恃聪明而轻视实践的所谓“知识里手”,深刻阐明了知识与实践的关系:“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这段话,不仅把知识与实践的关系讲透了,而且把书本知识与实际知识的关系讲透了。既然知识来源于实践,人的才能也不可能有别的来源,它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特别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说:他们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这里他虽然提到“天才条件”(18),但着重强调的,是实践的重要性和决定性,是离开实践任何天才也不能成功,实际上是对天才论的否定。但是林彪、陈伯达的《语录》,竟将这句话摘编进去,歪曲为“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对此,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批驳说:“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由此可以看出,天才论者虽然煞费苦心,但拿不出一点像样的论据,只靠歪曲马、恩、列、毛的话过活,说明他们在理论上是何等贫乏。

  在毛泽东看来,获得知识、发展才能的另一个基本条件,是善于走群众路线。吸取和集中群众智慧。他有一句名言:“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这里他说的知识,主要是指有关中国革命的知识:这种知识单从书本上是学不到的,只能从有实践经验的群众中去发掘,去寻找,去总结。他说:“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19)。在毛泽东看来,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是获得知识的捷径,也是救治愚昧无能的良方。他说:“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20)。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隐含着对天才论的憎恶和批评。知识不可能靠“天才”得到,有些人以无“天才”而自卑,不肯到群众中调查研究,固然不能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另有些人以有“天才”而自傲,同样不肯到群众中调查研究,也不可能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经验,当知道林彪极力吹捧他“是天才”,“是世界最大的天才”,极力突出他个人,以至把他神化的时候,他不是高兴,而是气愤,不是引以为荣,而是引以为耻。他明确指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这里,他虽然并不反对沿用“天才”这个词,但却赋予它新的、唯物主义的内容;同天才论者突出个人、制造对“天才”的迷信截然不同,他把个人放在集体中,强调的是才能的集体性。大量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看法是正确的,深刻的,科学的。一部科学史,就是科学家前后相继,接力奋进的历史,他们每个人的才能不仅以前人知识成果的利用为前提,而且以这种利用为内容。牛顿说过:他是站在前辈人的肩上,才比这些巨人看得远些。文学家何尝不是如此!歌德在晚年总结他一生的成就时说:“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成万的事情和人物。”“我要做的事,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天才”人物“都是些集体性人物”,他们的伟大处,就在于“懂得怎样和旁人合作,怎样利用旁人去替他工作”(21)。由此可知,毛泽东关于“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的观点,不仅概括了他个人的实践经验,也反映了历代“天才”人物成长、发展的普遍规律。

  毛泽东针对林彪的天才论所强调的上述两个基本观点,为正确认识个人才能与社会实践、个人才能与集体智慧这两个关系提供了可靠的向导,从而为分清两种才能观和历史观的是非曲直提供了准绳。如果说毛泽东过去强调这两个基本观点主要是从认识论和领导方法方面来立论,那末,这次则进了一步,将它直接同才能、“天才”联系起来,为才能、“天才”的知识性和后天性作了有力的论证。有了“才能属于知识范畴”这个论断,再加上知识、才能主要靠社会实践、靠集体智慧这两个基本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才能观就不再是抽象的笼统的理念,而是一座已经立起梁柱的建筑物,虽然细部仍需建造和装修,但基本的框架已经有了。这无疑将对才能问题的研究起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结了天才论泛滥的教训,向全党提出了学习马列和对“天才”问题“要继续研究”的任务

  天才论是一种唯心主义思潮,这已是唯物主义者的共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更不应成为问题。为什么林彪竟能使它在党内兴风作浪,并且确实欺骗了许多同志?

  这里当然有一些复杂的因素,如当时党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个人崇拜气候,这种气候为天才论的繁衍提供了温床;林彪又是打着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幌子“称天才”的,而且给“天才”贴上马列主义的标签,这就容易迷惑人和欺骗人。但是,对于受天才论影响的同志来说,最根本的教训,还是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而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他特别提出:凡有阅读能力的,都要读十几本马列主义的基本著作,此外,还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

  强调读马列主义的基本著作,读哲学史,当然不是说从中可以找到有关天才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可以从中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吸取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认识路线(其中也包括两种才能观)斗争的经验教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两种才能观的斗争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由于天才论的泛滥给人们的认识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历代唯物主义者都同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思想理论遗产。马克思主义把唯物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它的指导下,对才能的认识和对天才论的批判,都获得了新的进展。如:天才论者强调天赋能力,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知识能力,强调要具有从事复杂劳动的、发达的、专门的劳动能力,就要经受一定的教育和训练;天才论者认为造成人们才能差异的主要的先天条件,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是社会实践、社会分工,指出“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22);天才论者突出个人,把“天才”看作是“唯一者”加以神化,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把个人放在集体之中,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23);天才论者看重“天资”或“上帝的恩赐”,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勤奋学习和积极实践,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的才能观。尽管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写出有关才能的专门著作,但从他们创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从他们有关才能的这些精辟论述中,我们不仅可以得到批判天才论的有力武器,尤其可以学到认识和研究才能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方法。

  毛泽东强调读马、列,还有一个特殊的含义,就是避免上当受骗。林彪的天才论之所以迷惑了不少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用所谓称天才的语录进行欺骗。他们摘取的是马列著作中的个别词句,而不是它的精神实质;有的甚至完全歪曲了它的原意,颠倒了理论是非。但由于对原著不熟悉,对基本原理不熟悉,就不容易识别,就像毛泽东说的:“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所以,要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避免上当受骗,避免在一些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问题上“闹出大笑话”,就得认真读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

  毛泽东不仅要求全党认真读点马、列,而且提出对“天才”这个既是认识论又是历史观的问题“还要继续研究”。他所说的“还要继续研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当时虽经批评,林彪及其一伙并没有改变纂党夺权的野心,并没有放弃唯心主义天才论;另一方面,“天才”问题是认识领域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是千百年来学术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有许多思想上的混乱需要清理,有不少认识上的难点、疑点需要研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由于同林彪的斗争主要是一场政治斗争,所以当时对天才论也主要是从政治上而不是从理论上学术上进行批判。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进一步揭露了林彪的阴谋,批判了他的一些天才论观点,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一句顶一万句”、“顶峰”、“大树特树”等等。遗憾的是,在这之后,他所说的“继续研究”未能继续进行。但是,他的《我的一点意见》,他对林彪一系列错误观点的批判,已向我们提示了“继续研究”的可靠途径和有效方法:

  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像其他事物一样,有它的外部表现和内在本质。如果只看现象,只凭感觉和印象,而不深入研究才能的本质,就容易为扑朔迷离的现象所迷惑,把才能神秘化。毛泽东早就说过:“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24)在批判天才论时,毛泽东首先作出“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论断,这就一下子抓住了才能的本质属性,明确了才能的后天性,从而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才能观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从原则上同天才论划清了界线。

  要善于摆事实讲道理。唯心主义的东西尽管吹得天花乱坠,但终归因为不符合事实,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毛泽东对林彪的“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的谬论,就首先指出这“不符合事实”。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呢?”由此可知,通过摆事实把道理讲透,这是破唯心主义的最有效的方法,当然也是立唯物主义的最可靠的途径。这就需要广泛地收集材料,认真总结历史经验。

  要既从认识论上进行研究,也从历史观上进行研究。“天才”问题首先是个认识论问题,即毛泽东所说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的问题;同时也是个历史观问题,即毛泽东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天才论者大都坚持英雄史观,就像马克思在一封信中谈到蒲鲁东时说的:他们认为历史是“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25)。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卡莱尔时也说过:按照他们的理论,就是“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即应崇拜天才”(26)。林彪的天才观与这些论者可以说一脉相承。所以毛泽东提出要唱《国际歌》,因为“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毛泽东针对林彪的天才论重提“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丝毫没有可以忽视英雄人物个人的历史作用的意思,而是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关系的基本原理,关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基本原理,关于个人的历史上的作用的基本原理,一句话,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正确地看待个人、评价个人和宣传个人,而不要上天才论的当,受唯心主义的骗。

  我们党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作为一场政治斗争早已成为过去;但是这场斗争所包含的思想理论内容——毛泽东批判天才论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却因为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才能观,而具有不朽的历史价值,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还要继续研究”,是毛泽东的遗愿;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肩上,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

  注释

  ①“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一种是正确的,即崇拜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因为真理在他们手里;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即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样,就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起来了。”“林彪、康生这些个人野心家则利用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这种说法,完全否定反对个人崇拜这一正确原则,并且竭力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50、451页)

  ②《列宁全集》第36卷,第70页。

  ③《列宁全集》第17卷,第376页。

  ④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157页,第63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4),第28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页。

  ⑧《天才和杰出成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77页。

  ⑨关于才能的本质、才能的形成问题,我在《知识力:才能的内在本质》(《求是》1993年第16期)一文中作了比较详细的探讨,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从略。

  ⑩《诸葛亮集》,中华书局出版,第28页。

  (11)(21)《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04页,第250、251页。

  (12)《人在自然界的位置》,科学出版社出版,第53页。

  (13)(22)(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1、第602页,第124页,第82页。

  (14)《列宁全集》第39卷,第298页。

  (15)《古典文艺理论译丛》6,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31页。

  (16)《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85页。

  (17)《博雷家书》,第37页。

  (18)这里所说的“天才条件”究竟具体指什么,不是很清楚。照我的理解,应该是指“天赋”、“天资”条件,即先天的生理素质方面的条件。

  (19)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20)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2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7页。

  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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