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刘 奔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迎来了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时事的急剧变化,往往使人们忙于应付眼前事变,而顾不得冷静地思索历史和现实间的深刻联系,看不到百年来积累的历史经验在今天的巨大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对领袖的纪念,会变成纯粹的形式。

  然而,对于没有丧失巨大历史感的人们来说,在这个关键时刻纪念毛泽东,就绝不是应景的事情。现实是历史的合乎规律的继续,未来靠透彻地理解了历史和现实的本质联系的后继者去创造。纪念毛泽东,缅怀他永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至关重要的是深刻地理解他的伟大之根本所在,及其对今天和明天的深远历史意义。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邓小平早在15年前就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①此后,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视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更加明确指出:我们今后的事业仍然要靠这条思想路线②。

  党的十四大在总结14年来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

  今天,我们回顾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反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及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到了这条思想路线的无比重要性。为了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个大字不致成为空调枯搞的套语或装璜门面的点缀,需要密切联系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深刻领会它的丰富内涵。为此,至少应当明确以下几点:一、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二、实事求是与理论工作的关系;三、思想路线中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关系。

  解放思想的根本在于端正思想路线

  历史上每一次深刻的革命变革都不能不伴随着头脑中的革命,都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冲破陈旧、僵化观念的束缚和禁锢,改变思想上的僵化半僵化状态,以便开动脑筋,独立思考,为实行社会变革扫清思想障碍。

  但是,在解放思想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不同思想路线的分野。

  解放思想无非是解决思想领域中的矛盾;而思想领域的矛盾不过是现实矛盾的反映。因此,唯物主义所理解的思想解放,是从科学地分析思想、观念上的矛盾与现实的矛盾入手,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出发,以亿万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为标准,正确鉴别禁锢、束缚人们思想的旧观念,坚持反映论的观点揭示旧观念的实质及其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寻求克服这些旧观念的现实途径,并代之以适应变革要求的新观念。只有坚持这条唯物主义的路线,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应有的深刻性和彻底性,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然而,在唯心主义或主观主义的理解中,所谓思想解放,不过是从思想到思想、从观念到观念的纯粹思想领域中的“造反”、单纯观念上的奋起。由于它是以脱离客观实际、脱离社会实践为其根本特征,这种所谓的“思想解放”,往往就表现为单凭主观愿望、热情和胆量,不顾客观条件的唯意志论,追求不要任何限制的思想上的“绝对自由”,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这种所谓的“思想解放”,往往表面上看似很激烈、很激进,但在观念变革上却很容易流于治标不治本的形式主义,即仅限于从具体表现形式上清算旧观念,而没有兴趣从实质内容上解决问题。其结果看起来是对旧观念的最极端的否定,其实是“换汤不换药”,要么是在对旧观念的虚假“摆脱”的外观下维护旧观念,在新形式下复活旧观念;要么是在简单化、公式化的否定之下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以一种思想禁锢取代另一种思想禁锢,为真正的变革设置新的思想障碍。

  我们知道,青年黑格尔分子在纯意识形态上的“造反”,就是这种形式主义的“思想解放”的一个标本。马克思曾辛辣地指出:这种“在观念上的超出世界而奋起的情形”不过是他们“面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在思想上的表现”,“不过是对现存关系的粉饰,对陷于贫困中的可怜的无能的灵魂的一点安慰。”③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最先将思想解放运动奠立在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基础上的先驱。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内容,以端正思想路线为根本宗旨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也正是在这次整风中,他深刻地批判了五四运动以来思想解放中的形式主义倾向。

  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提倡科学和民主,揭穿和反对统治阶级强迫人民信奉的老八股、老教条。这是五四运动的一个极大的功绩。如果没有这个工作,“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独立自由的希望。”但是,五四运动本身也有缺点。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对于现状、历史和外国事物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采取了形式主义的方法,要么是绝对肯定,要么是绝对否定。这种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使一些人走上资产阶级的道路,以洋八股、洋教条取代旧八股、旧教条。在我们党内也有一部分人,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导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如果我们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不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④。这样,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对老八股、老教条和洋八股、洋教条在人们中的影响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

  延安整风的经验乃至我们党的全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端正思想路线,乃是解放思想的根本之所在。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解放思想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针对性,所要破除的旧观念在内容和形式上会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在不同时期对于解放思想应有不同的要求。但是,不管在哪一个时期,也不论要破除的观念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些观念只要是僵化的,成为思想的禁锢,那么,从思想路线上说,它们一定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所以,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为使思想解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避免流于形式主义,从内容和形式上彻底清算僵化的观念模式,都必须把端正思想路线作为根本环节来解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⑤可以说,这是对解放思想的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概括。

  可是,对于这样一个经过实践反复证明的科学结论,至今还有人不甚理解,甚至不以为然。有人认为,强调实事求是,会成为思想解放的障碍。从这种观点看来,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让思想过程不受任何约束,以至把正确的指导路线也看作是实现思想自由的障碍。这是对解放思想的极大误解。

  在人的思维过程中,受任何约束的所谓“绝对自由”只能在幻想中存在,实际上从来不曾有过,正如不可能有不受任何约束的行动一样。你不受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约束,就会或迟或早滑入唯心主义的陷阱,这样一来,自由就成为泡影。那么,实事求是的路线会不会构成思想自由的限制呢?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基本要点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并从客观实际中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其中最根本的一环,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思想是否符合实际,是否达到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归根到底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为标准来判定。而真正这样做了,就必然要破除各种错误观念和僵化的思维模式,这本身不正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过程吗?15年前开展的以实践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思想大解放。其直接成果是破除了“两个凡是”的长期禁锢,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个辉煌的胜利面前,什么人会感到思想不自由呢?难道在“两个凡是”的束缚之下反倒会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吗?

  实际说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使思想活动达到真正自由的最可靠保证。不折不扣实行这条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大家不分职位高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迷信任何权威,都以实践来判断是非对错。这又怎么会构成思想解放的障碍呢?正如游泳术约束游泳者不致淹死在水中一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思维规律的科学反映,是约束追求真理的人自由地达到真理的“游泳术”。真正的游泳健将在水中是自由的,真正的思想者在实事求是原则指导下也是自由的。

  当前,我们要抓住国内和国际的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及时解决前进中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需要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⑥全国上下,思想已经有了很大解放;但僵化和半僵化状态还不能说完全改变了。那些直接以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形式表现出来的思想僵化,较为容易识别和克服。而那种由于形式主义的束缚而导致的貌似“解放”、实则僵化的观念和模式,仍然是值得警惕的。

  例如,过去对马列主义持教条主义态度的人,在否定了“两个凡是”以后,把马列主义的僵化理解和马列主义混为一谈,认为马列“过时了”、“不灵了”,转而以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对待西方的社会理论和发展模式,甚至主张“全盘西化”。这算不算思想解放呢?有人说,这是“解放思想过了头”。其实,这不过是以一种僵化形式取代另一种僵化形式,以一种迷信取代另一种迷信,从思维方式上说,并没有实质性改变。马列主义本来是科学真理,而一旦成为迷信的对象,就会走向反面。西方的理论和模式,不问中国的具体国情及其时代特点,教条主义地照般,即使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也会丧失其合理性。这两种迷信形式不同,但实质上都违背了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原则。

  思想僵化也常常以经验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基本特征是迷信一时一地的成功经验,不顾时间、条件和地点将其无限制地夸大为普遍真理。这种对有限经验的迷信,有时会以“思想解放”的名义出现。例如,1958年“大跃进”时流行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口号,就是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冒出来的,实际上是“放”到唯意志论的泥坑中去了,后果当然就很糟糕。在去年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以后,报纸上又出现了“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之类的“名言”。很明显,这不过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个口号的换一种说法。为什么说这与经验主义有关系呢?因为,这种口号的出现,往往都有其经验上的“根据”。说这种话的人,很可能在某件事上发扬了敢想、敢做的精神,别人不敢想的事自己却办成了。这其中当然会有值得汲取和推广的经验。但因此就认为不管办什么事情,也不论处在什么条件下,只要胆子大就什么都能办成,那就会失掉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这种方式对待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一哄而起”,“大轰大嗡”,同样是要吃苦头的。解放思想,没有足够的勇气是不行的。但勇气和胆量如果不是建立在客观情况和具体条件的科学分析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有限经验的迷信上,那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解放。搞社会化的大生产,更需要把我们的思想从狭隘经验论中解放出来。

  主观主义的这两种形式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所以是僵化的,是因为它们将理论和经验凝固化、绝对化,不能正确反映事物发展过程的全面性及其对立统一的灵活性。然而,在强调解放思想、反对僵化时,如果不注意使概念的灵活性尽可能忠实地反映客观过程的辩证性质,而对这种灵活性加以主观随意地应用,那就会导致“僵化而空洞的折衷主义”或相对主义,其特点是抹杀不同事物客观性质上的本质差异,否定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东西,等等。这也是一种貌似“解放思想”的主观主义。

  这种种情况提醒我们,毛泽东在半个世纪前关于解放思想一定要反对形式主义的指示,在今天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切不可遗忘。

  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注重规律性的探索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需要摆正理论工作的位置,使我们的思想从对理论及其功能的不正确理解中解放出来,真正做思想解放的促进派。

  众所周知,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专门为澄清“理论”、“理论家”和“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上的思想混乱,做了大量启蒙工作。我们联系当前的实际来重温这些原则指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地理解理论同实践的关系以及理论的功能,加强理论工作,对于深化改革的极端重要性。改革开放的实践促进了理论的繁荣。十多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探索,坚持为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各学科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成果,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并填补了不少空白,从而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有些研究领域正酝酿着新的突破。理论探索对改革发挥了不可否认的促进作用。这些成绩充分显示了严肃负责的理论探索对于改革实践的重大意义,是解放思想的巨大成果。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自满。前进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相当突出的矛盾,表明尚有许多没有能从理论上解决的课题需要继续探索。当然,这是些难度较大的课题。而正是在这种难题上,最能显示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最能暴露忽视、无视理论作用的狭隘经验主义、唯意志论的严重危害性。为求得问题的实际解决,不但不能没有理论分析,理论分析不“到位”,也还是不行。所谓理论分析“到位”,就是要像毛泽东强调的那样,“把丰富的实际提到应有的理论程度”,对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而是否达到这样的阶段,是以是否达到规律性的认识为基准的。真正的“消化”历史教训,也应坚持从规律性的高度来总结历史经验。唯此,才能从深层次上解决问题。

  例如,在经济建设中,由经济过热到治理整顿,这样的反复,在建国以来的不同阶段出现了多次,每次过后也都作过反省,决心不再重复错误了。但是,一旦形势好了,往往旧病复发。在我们多次体验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宏观失控的苦头以后,我们没有理由不进一步思索:为什么在做了不断的反省后,仍然未能避免“旧病复发”呢?这固然有体制上的原因,但从主观方面来说,其重要原因之一,恐怕正在于对历史教训的反省还未能达到理论反思的高度,没有达到规律性的理论认识从而懂得“病理”,没有搞清和根除“旧病”的“病因”、“病根”。

  改革的深化,对理论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勿须讳言,在这个方面,还存在着某些不适应的状况,值得注意。

  其中一个令人十分担忧的倾向,就是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庸俗化,将其贬低为忽视乃至无视理论作用的所谓“务实”,而“务虚”,即对规律性的探讨和“事事找理论根据”被斥之为“思想不解放的表现”。按照这个庸俗化的观念,如果说理论还有一点什么用处的话,那也只是行动的注脚,论证任何一种一时得势的主观意志或行动的工具。这样做的结果,不是使理论成为行动的指南,而是造成理论工作中接踵而来的、前后互相否定的“短期行为”,使理论成为不可置信的东西。忽视理论作用的行动不可避免地遭致“短期行为”;行动上的短期行为又会导致理论上的短期行为,理论上的短期行为又反过来助长行动上的短期行为。到头来,势必加剧改革的难度。

  对理论及其功能的庸俗化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把理论降低到日常经验的肤浅意识的水平,甚至为一些腐朽观念推波助澜。例如,把讲求经济效益混同于“一切向钱看”,说什么“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并给诸如此类的错误观念涂上理论的油彩,使之更具迷惑作用,为抵制对拜金主义的批判,寻找种种借口。

  再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从理论上探索一般规律性问题,比如在生产要素组合、社会分工组织形式、专业化和社会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专业化社会化同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生产同精神生产关系等方面的规律性。把这些不同层次的规律性研究透了,就能减少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盲目性,增加自觉性,避免大的震荡和损失。由于这些方面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就出现了诸多糊涂观念和思想混乱,以为用“大哄大翁”、追求所谓“轰动效应”的方法就可以哄出一个市场经济。于是,在不了解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乃至上层建筑各部门的特殊性的情况下,出现了不加分析,不顾不同领域的特殊规律的“一刀切”的主张和做法,结果在诸多方面给改革增添了人为的矛盾和困难。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不正确的观念和作法,都是在“思想解放”、“换脑筋”的名义下出现的。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其客观后果都只能是为改革帮倒忙,发展下去甚至有把实践拖到绝境的危险。因此,要使理论工作真正发挥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排扰解难的作用,同样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从上述庸俗化观念和短期行为中解放出来。

  思想路线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

  历史反复证明,要真正地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把真理观和价值观有机地统一起来。

  长期以来,人们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仅限于从认识的角度去理解、解释和宣传,把它仅仅看作是认识问题和方法问题。这就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和思路,妨碍了对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论断的深刻理解,不能从应有的高度去看待这条路线的根本意义。

  在毛泽东看来,思想路线问题绝不仅仅是认识和方法问题,而首先是个立场和态度问题,即对待人民群众、对国家民族和党的根本态度问题。他把主观主义看作是共产党的大敌,工人阶级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认为“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⑧,其道理也就在这里。或者说,思想路线问题首先是个历史观问题。即使是认识论问题,也不是同历史观问题相脱离的。

  毛泽东在强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同时,又总是教育全党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总是强调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为一切真理是有益于人民的,一切错误都是有害于人民的;什么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只有根据客观真理来确定⑨。这就是说,从客观实际出发和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这两个出发点是有机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依存的。其实,毛泽东强调的这两个出发点的关系,用今天的哲学语言来讲,不正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关系吗?正确地处理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神实质。

  根据唯物史观,价值关系是实践关系的重要方面。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人与现存世界的价值关系的实际确定者。人作为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总是处在一定的价值关系之中,不受任何价值关系制约的认识主体是不存在的;人的认识也不可能没有任何价值追求;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没有任何价值追求的认识活动。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价值追求才有利于达到客观真理,有利于客观地、不带任何成见地把握客观规律。总结我们的历史教训,一切因主观认识失误而导致的挫折,例如上面谈到的经验主义、唯意志论造成的恶果,往往都是囿于不合理的价值观念;急功近利,“恐资症”和“恋资”症,盲目地担心否定自己,“怀旧”癖,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等等不正当的价值取向都会扭曲人们对客观实际情况及其规律的认识,甚至对规律性的探索毫无兴趣。当然,有些情况下的失误并非主观愿望不良不善,主观愿望是好的,也是真诚的盼望国家昌盛,然而单是因为用良好的愿望代替对客观事物的科学分析,就足以使认识走向歧途。而且,某些不可取的价值追求,又会架通从经验主义到实用主义的桥梁。因此,为了彻底地,不打折扣地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必须把价值追求和真理追求真正地统一起来,把价值取向真正建立在对客观真理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

  真正地解放思想,需要有彻底唯物主义的无所畏惧的精神,敢想、敢说、敢做、敢为,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敢于揭露矛盾,敢于抵制来自任何方面的不良倾向,需要有面向实际、眼睛向下的满腔热情,甘当小学生的谦恭态度;需要有研究问题不可缺少的刻苦精神和耐心,为追求真理而无所顾忌的公正无私,等等。这一切品质只能来源于对人民、对民族、对祖国的高度责任心。忠于人民和忠于客观实际是一件事的两面,不可分割。只有把心摆得非常正,毫无私心杂念,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往往是和不合理乃至不正当的价值观念相联系的。比如急功近利,即使是急人民之功利,但由于不能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就很难在远见卓识上下功夫了。更何况,不顾及人民群众的长远的、根本之大利,很难说是为人民高度负责了。至于那种从个人或小集团狭隘私利出发的急功近利之价值观念,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更加格格不入了。利欲熏心,利令智昏,哪里还会有用于仔细地研究客观实际的聪明智慧呢?于是便有把主观愿望、感情当作客观实际,把幻想当成现实,贪便宜、图省事、图侥幸的思想懒汉作风与之相适应。

  思想路线问题,说到底,是个坚持唯物史观还唯心史观的问题。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是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的价值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则是同对广大群众的疾苦麻木不仁、甚至置群众利益于不顾的官僚主义,特权阶层的价值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小生产长期占优势的社会里尤其是如此。这种价值体系最喜欢、最容易接受违背群众自愿原则、靠行政力量搞命令主义、形式主义那一套工作方法。这也是过去那种僵化的所谓“计划体制”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套不彻底革掉,任何改革措施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由有利于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例如,以机构改革、发展第三产业的名义搞“翻牌公司”;以行政手段强制地从农民那里集资,搞名目繁多的摊派、收费;在社会化服务的旗号下搞高收费、低服务,甚至只收费、不服务;一些行业脱离实际地推行农民出钱、部门获利的所谓“达标活动”,等等,严重损害广大农民的正当利益和合法权宜。结果是不正之风披上了改革的时装。这种名为“改革”实则倒退的不良风气如果漫延下去,势必断送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前途,害国殃民。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从价值观念上讲,这里有个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的问题。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实现这一基础作用的主体。但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却存在着轻农思想,“对两亿城市居民不能动用的方法,可以对9亿农民用;对2亿城市居民不敢做的事,对9亿农民敢做。”而在当今中国,搞现代化建设而无视9亿农民的根本利益和前途,“从客观实际出发”岂不大半成了空话?

  不言而喻,在理论研究中继续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样要坚持价值追求和真理追求的一致性。价值观念不端正,就会有意无意地在使科学理论去屈从于不是从科学本身,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其结果不是歪曲客观真理,掩饰现实矛盾,就是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当作“思想解放”,在新的装束下复活陈腐观念。用这种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指导改革实践,不带来巨大的困难,那才是一件怪事。

  例如,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道路问题,就是一个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紧迫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目前,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有的论者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发展态势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农业的现代化。有的论者则认为中国只能重复西欧以剥夺农民为基础的异化道路。这种观点上的分歧虽然主要是认识上的差异,但恐怕也不能说与人们的价值观上的分野毫无关系。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9亿农民的大国,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农民的破产为代价来实现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能否行得通?对于这种十分严肃的问题,如果是坚持正确的价值观,那就应该从实际出发,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通过扎实的探讨和充分地论证,作出认真负责的回答。否则,在缺乏研究的情况下,轻率地下结论,能说是价值观很端正吗?

  种种不利于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念,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旧观念以“思想解放”的名义冒充新观念的现象,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能否对此有个清醒的认识,以便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及时发现和解决思想解放中的问题,为改革开放扫清思想障碍。

  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归根到底是现实矛盾的反映。也正是这些现实矛盾,造成了改革的必要性。因此,要坚持改革,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并把端正思想路线和价值观念作为改革本身的一个重要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抓好。

  马克思说过: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但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

  我们知道,解放思想,像人类历史必然要经历的任何意义的解放一样,绝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前进的征程中还会有曲折和新的考验。然而,使我们感到无比庆幸从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实事求是这个具有永恒价值的法宝,已在他后继者手中发扬光大。让我们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自强不息,奋力拼搏,开拓前进!

  毛泽东的英名及其业绩与人类共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②⑤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1页,第133 页,第323页,第323页。

  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0页、第517页。

  ④⑧⑨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1—833页, 第800页、第826—827页,第1094—1097页。

  ⑦参见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18页;《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454页。

  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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