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日文化到延安文化
——对毛泽东思考和实践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梳理和分析
陈晋

  一、从苏区文化到抗日文化

  毛泽东以领袖身份作的第一个关于文化工作的专门讲话,是1936年11月22日在陕北保安的《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承上启下地体现了从苏区文化到抗日文化的转折。

  中国共产党在一年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政治路线和历史任务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不仅把文化摆到了特殊的位置,强调要从单搞“武”的一面转到“文武双全”,而且标示出“文”的方面的新的先进性内含——“团结抗日”。为了推动这一文化转变,他还希望此前被分割在中心城市和农村的两股文化资源,结合起来汇聚成一股合力,提出两个“发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所谓抗日文艺,是抗日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毛泽东对先进文化的思考出现了一个新的坐标,拉开了走向新阶段的序幕。

  如果说苏区文化是一种阶级形态的文化,那么,抗日文化则是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相结合的文化。在政治经济上,“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1]具体表现为,放弃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政策,转而实行减租减息。在文化建设上,则明确宣示:现在国民教育的方针是民主主义的。过去中央苏区的国民教育的方针是共产主义的,文艺政策是共产主义的,都不对。[2]

  这些理论认识和政策实践,无疑是与时俱进的变化和臻于成熟的表现。

  说从苏区文化到抗日文化的转变是个变化,很好理解。说是个成熟,就牵涉到怎样看待包括知识分子及文化人在内的中间力量的问题了。在这方面,土地革命时期有过严重教训。极“左”的鼓动,关门主义的态度,拒绝和吓退了不少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他们当中不乏本来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人。因此,“在30年代‘左’倾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党是很孤立的”。[3]事实上,这也是土地革命时期,很少有文化人更不用说持中间立场的文化人到苏区参加新型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因。对此,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苏区文化运动时,曾多次明确地作了反思,说当时“对知识分子没有大量地吸收,吃了亏”,[4]说当时“轻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好多用处,要是不犯这些错误,情况也许会好一些”。[5]

  抗日文化的确立,表明先进文化的历史内含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再以苏区文化的阶级性标准来衡量、要求和倡导文化建设。是否属于进步的思想文化,首先要看它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否配合抗日战争这一最大的政治形势,是否反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最根本的民族利益的要求。各种文化活动及其精神产品是否进步,首先要看它是否承载了爱国主义感情和民族主义立场,是否有益于动员各阶级和各阶层的人们投入抗战的洪流,有益于反对一切投降卖国的汉奸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做文章、画图画、演戏、唱歌,都要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6]“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7]这里说的“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合于国防的利益”,就是抗日文化的一个基本主题,是不同观点、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文化形态在抗日文化的旗帜下应该和能够拥有的共同空间。

  在文化创造面临转型,先进文化的时代内含发生变化的时候,毛泽东的思考和实践在调整中获得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设想一下,当时如果不作这个调整,没有这个发展,不及时主动地通过建立文化上的统一战线,来倡导和营造一种有利于推进全民族抗战的文化思想、文化形态和文化氛围,中国共产党还能不能挺立在时代前进的潮头,去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呢?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更广泛地团结知识分子,从而成为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选择的凝聚核心呢?还会不会出现抗战初期那种大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宁愿抛弃城市优越生活,奔赴被称为“灯塔圣地”的延安的热潮呢?

  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

  二、抗日文化的多层格局

  说抗日文化作为统一战线性质的文化,其构成也就呈现出多层格局。弄清楚这个多层格局,我们就不难体会到创造和发展先进文化的一个规律性的启示: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

  抗日文化的多层格局,首先表现为其创造主体——知识分子及文化人的多层和多样。事实上,早在1936年9月致蔡元培的那封著名的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信中,毛泽东便开列了一个“统此致讯”的“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的七十人名单,里面就有不少身处国统区的头面文化人。按时下学术界的划分,有的属于文化上的激进主义(郭沫若、茅盾、李达等),有的属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章士钊等),有的属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文化选择以及思想倾向尽管杂然纷呈,但毛泽东都希望他们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后来也确实如此。从文艺界的情况来说,毛泽东还提出,无论是主张现实主义的,还是主张浪漫主义的,无论是属于唯心论范畴的“艺术至上主义”,还是被鲁迅批评过的主张超阶级性的“第三种”人,“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态度,“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8]从根据地文化建设来看,毛泽东甚至提出,由于当时的文化教育是“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故“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9]凡此等等,目的只有一个,扩大抗日文化建设的人才资源和群众基础。

  广泛的联合,必然使抗日文化内部呈现出先进性高低不同的梯层结构。对此,毛泽东在1942年提出了抗日文化内部呈现为“革命性是从低级的到高级的”组合的观点。他说:对大地主讲马列主义他不来,讲民主他也不来,讲抗日他就会来,我们只取他们抗日这一点。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一样,他们要搞民主,讲马列主义是不来的。就小资产阶级整个阶级来说,他们不是搞马列主义的。只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化了的知识分子,才真正相信和实行马列主义。因此,“讲革命性是从抗日到马列主义,即从低级到高级”,在文化艺术上,“我们采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样,也是从低级到高级”。[10]这里说的“革命性”,就是抗日文化的先进性的意思。

  根据地社会精神风尚的建设,便明确地体现了从低级到高级的组合。那时,主要抨击的是那些抽大烟的、二流子懒汉、为富不仁者、不讲孝道的人等等,突出宣扬正直、勤劳、节俭、廉洁这些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吴满有,便是一个勤劳致富的典型,中国共产党还向全边区农民提出了“吴满有方向”的号召。1944年5月1日,晋察冀边区模范妇女大会发表的宣言,例举了各种类型的模范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支前模范、“子弟兵母亲”戎冠秀,也有被称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家庭”的模范王世英。而王世英却是个乡绅家的主妇,她的模范事迹主要是治家有方,对家里的雇工很好。[11]

  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性从低级到高级的组合,实际也是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大体说来,其最低层次的革命性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即坚持抗日,反对汉奸文化。往上,不仅是坚持抗日,还要反对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赞同民主主义,提倡科学理性。再往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既要抗日,又要反封建;既在一般意义上提倡民主与科学,还要坚持和实行马克思主义。多层次的组合,也决定了文化上的统一战线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范围或者说圈圈。比如,在高扬民族尊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点上,和所有的文化人联合起来,其范围最大。在民主与科学这一点上,团结起来的范围就相对小一些。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而在具体的文化主张及文化品格上团结起来,范围就更小了。层次的高低和范围的大小,自然也传达着先进性的强弱。

  三、抗日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关系

  以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为界,抗日文化事实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在抗日文化前期,其内部的团结多于斗争,而其后期则是争论和斗争不绝如屡。毛泽东在1940年初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原名叫《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回答和反驳此前国民党思想文化宣传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毛泽东提出和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无论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都是一件大事。正是在这一里程碑意义的论著中,毛泽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规定了三个特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其中,“民族的”与帝国主义文化(包括全盘西化主张)相对立,“科学的”与封建主义文化(包括愚昧落后的意识形态)相对立,“大众的”也就是民主的,与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相对立。那么,抗日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毫无疑问,抗日文化属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范畴。但从直观上理解,抗日文化是适应全民族抗战需要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实际上存在了八年左右的时间。当然,还可以加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在局部范围内的抗日文化现象,如文化界的救亡运动和《义勇军进行曲》这样的救亡作品。这样一算,也只有十年多一点的时间。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在文化上的反映。因此,抗日文化是阶段性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是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12]的一个总体概括。抗日文化的政治主题指向比较明确和具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解放),于是包容性也就相对宽泛;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政治主题,则要高级一些,不仅要反帝实现民族解放,而且还要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社会和人民的解放。从这些联系和区别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文化基础上,在统一战线文化中倡导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四、关于文化领域的自由主义和复古主义

  在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中,应该怎样看待那些被称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及其主张呢?一个基本事实是,尽管他们不信仰甚至反对马列主义,但在抗日文化建设中,他们对于反对复古,反对封建传统,反对汉奸文化,反对愚昧迷信,反对当时政治上的一党专制、特务统治和文化专制主义,都有重要的和现实的作用。诸如人们熟悉的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巴金、沈从文的主张和作品,甚至包括人们更为熟悉但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常常回避提到的胡适,以及胡适代表的那一派文化人及其主张。

  胡适及胡适派的思想,是谈论五四以后中国近代[13]文化史无法回避的对象。中国思想文化界在将近三十年时间里发生的论战,几乎回回有胡适参加,并且总是要角。无论是当时的反响还是今天的评价,胡适在这些争论中扮演的角色,也都不必一概否定。关于胡适这一派自由主义文化人的定位,这几年学界谈得比较多。这里不妨引点我所赞同的材料。《毛泽东文集》第一卷收入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曾把胡适、黄炎培作为“新兴的知识阶级派”代表人物,定位于“非革命的民主派”,说是需要同他们合作。这是毛泽东在1923年的一个判断。龚育之同志在题为《毛与胡适》的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个论述,说这“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贯穿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之中”。按我的理解,可以用这个判断来确认毛泽东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对胡适派及其思想的基本态度。此外,胡绳同志晚年也曾把胡适作为国共之间的中间人物的一个代表来评价,认为胡适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在国民党公开否定民主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的时候,胡适这些“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14]

  具体说来,自由主义文化人在强调科学和民主方面,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重合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些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这是从文化的科学性方面来说的。就民主角度而言,说沐浴欧风美雨的自由主义文化人大都是反对专制压迫的民主主义者,应当是没有问题的。而共产党从事社会革命的一个前提,就是反封建,要民主。毛泽东在1944年谈到“解放个性”的时候,就明确说这“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15]很明显,从具体的个性解放到更宽泛的民主主义,被当作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前提。我想,毛泽东这里说的“民主主义”,无疑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一个重合点。在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这个特殊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承认和强调这种文化上的重合点,并不是一种临时的政治策略,历史的本质就是如此。当然,在怎样改造中国社会(革命还是改良),和把中国社会改造成什么样子(资本主义方向还是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上,双方还是争论多多。

  从历史渊源看,自由主义和马列主义一样,在中国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产儿,都是鲁迅说的“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文化选择的结果,因此,双方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都有着充满感情的认同感。

  但是,在以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戴季陶等为代表的文化思潮的估量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蒋介石就始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抱好感。他们认为,五四以后,无论是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文化主张,还是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文化主张,都是不合中国实际的错误选择。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就明确宣称:“所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这样抄袭附会而成的学说和证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

  显然,这派文化主张的实质,就是保守主义。它一旦同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沾连一气,便走向极端,成为反动的复古主义。因此,在抗日文化的统一战线中,同这股思潮的公开论战也就不可避免了。

  抗战爆发后,在高扬民族精神、强化民族传统、利用民族形式的文化氛围中,蒋介石倡导的复古主义主张被宣传得更热闹了。一时间,孔祥熙、戴季陶等组织中国孔学总会,陈布雷、张群、张道藩、张君劢等创办民族文化书院。以国民党名义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更是强调“吾先民所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为救国之道德”,“中国民族昔日之绵延光大,实赖有此道德,今日之衰弱式微,实由丧此道德”。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明眼一看,这股复古主义文化思潮所针对、所反对、所否定的,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和宣传的西方文化,就是传播和实践先进文化的人们为改造社会和寻求国家出路所付出的各种热切努力,这当中,既包括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也包括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信仰者。中国“今日之衰弱式微”,好像就是因为这些人从西方拿来的东西冲毁了维系中国的根基。他们所要维护和发扬光大的,则恰恰是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一致批判的封建专制和旧礼教、旧道德。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对复古主义思潮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的”特征时,特别强调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把封建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在1940年9月5日关于经学问题给范文澜的信中,毛泽东进一步要求“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还说:“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

  到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复古主义文化喧嚣达到高潮,其背后的现实政治动因也图穷匕见。蒋在书中,一面继续宣称“救国的道德不必外求”,只需“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一面高谈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成了一片散沙”,中国不是缺少民主,而是越出了“法定的界限”等等。他着力要效法的,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法西斯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的思想统治方式,为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招魂。于是,书中径直指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并暗示要在两年内解决共产党。

  文化的背后是政治,或者说文化选择、文化斗争总是同政治选择、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到蒋著的危害性,考虑予以回击。该书出版仅一个月,毛泽东就让陈伯达著文批驳,这就是陈的名作《评〈中国之命运〉》的撰写缘起。陈伯达完成初稿后,毛泽东又作了修改,并指示《解放日报》刊载和电台广播,还要求印出一万五千份小册子。随后,又指示各地党委转登转印《评〈中国之命运〉》,还让在重庆的南方局把这本书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广为散发,“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16]此外,毛泽东还为《解放日报》写了社论《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集中驳斥国民党以及《中国之命运》的复古主张和反共宣传。与此同时,刘少奇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还专门召开理论干部会议,提出要认真研究蒋介石的这本书,在了解它的基础上从各个角度批判它。此后,延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进行判断。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也就是在抗日文化行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的时候,毛泽东还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主题,在七大上作开幕词说:“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这本书,就是《论联合政府》。这是毛泽东继《新民主主义论》之后,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走向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五、延安文化:抗日文化的前进方向

  作为统一战线的抗日文化,可以从空间上划分出延安文化和国统区文化两大实践区域。所谓“延安文化”,事实上是各抗日根据地文化的总称。它更集中和鲜明地浓缩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追求,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要求。

  在抗战爆发后的一两年时间里,大批向往光明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奔赴延安。他们迅速在延安及陕甘宁边区汇聚成颇具规模的抗日文化大军。除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这一规模最大的群众性文化团体外,还成立了大量全国性的一些文化协会的延安分会,尤以文艺方面的协会和创作演出团体最多。在学术研究方面,延安成立了哲学、历史、时事、教育、语言文字和自然科学各方面的协会和团体。在新闻宣传方面,最多时有十几种报刊。在教育方面,有十几所培养政治、军事、理论和文化干部的学校。

  在狭小的空间区域里,充溢着如此深厚的文化氛围,使延安文化获得了强盛的生机和创造力。对毛泽东来说,这一文化氛围无疑也强烈地感染着他,使30年代末40年代初成为他一生中和知识分子及文化人交往最为密切的时期,成为他感同身受地谈论文化问题最频繁的时期。应该说,这也是他当时关于文化问题的思考为什么那样具有活力,那样丰富多彩的原因之一。

  在延安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非同寻常的逻辑关节点,这就是延安的思想整风运动。

  使全党实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精神洗礼,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目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成为全党的共识。延安整风不仅清算了长期以来在党内存在的照搬经典作家的本本,照搬苏联的革命经验模式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而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非此即彼的形式主义文化选择倾向(比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对西方文化的全盘吸收)也有了清醒的认识,并着力去克服,从而为建设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文化打开了新的思路,为中国先进文化的深入创造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在理论形态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和确立,从而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创造注入了新的灵魂,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精神旗帜书写上了新的内容,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诸如,在哲学思想方面,有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在革命理论方面,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等等;在政治经济的具体政策方面,有精兵简政、“三三制”、减租减息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在道德价值观方面,也拓展出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艰苦奋斗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人格追求的新境界、新规范、新气象。这些,都是延安文化在思想理论层面上的深刻变化和成熟标志,并促进了具体文化形态层面的建设。

  延安文化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并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延安文化的整风。伴随整风运动向文化领域的延伸,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的思考也具体深入了许多。后来形成的延安文化的一些重要内容正是在文化界整风中,在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诸如:转变文化人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为工农兵服务;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等等。这些比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基本概念更具体的提法和要求,对延安文化界的触动之深,推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延安文化在具体形态上的建设,也正是随着这些提法的出现和这些要求的实践,才形成规模,呈现出与国统区文化相异的特殊品格的。前面说到的延安意识形态和人格精神方面的内容,同国统区文化的差异,由此就更明显了。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说延安文化代表了抗日文化的前进方向。

  六、大众化品格:延安文化的一个基本追求

  毛泽东所期望的延安文化面貌尽管有许多方面,但他最关心、最看重的,一个是文化形态的大众化品格,一个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同工农兵的结合。这两个问题事实上是互为一体的。

  文化的大众化品格,首先体现在它的内容上面,即深入地去反映边区群众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劳动、生活和精神风貌,通过文化活动、精神产品去展示他们的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在文化界整风以后,根据地农民的新生活,诸如围绕着支前、生产、识字、减租和打游击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多地被写成戏剧、秧歌、小调、快板书和章回小说等,在群众中流传。这样做的结果,使乡村农民对自己的行为意义有了一种自觉的意识,“使农民意识到原来自己的行为也可以入戏,可以像古代英雄豪杰那样被人传唱,从而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当然,农民因此也感觉到了自己抗日行为的意义所在,意识到原来打打鬼子冷枪,摸伪军的岗哨,支前抬伤员,生产交公粮对整个民族和国家有如此大的意义”。[17]对自己行为意义的自觉,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境界的提升。

  看到这样的文化现象,毛泽东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在1944年的一次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他专门说到,秧歌剧《赵富贵》和《张治国》到吴起镇演出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说自己想开小差,还讲出在自己的棉衣里缝了多少法币等等。毛泽东接着提出:“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因为它“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18]

  文化的大众化品格,自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即面向群众的普及形态。这自然与抗战以来在整个中国出现的从城市到乡村的文化转移这个大背景有关。但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问题显然要比大后方更为迫切,解决的方式也更为具体。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文化现实和服务对象,绝大多数是略识之无的农民,按毛泽东的说法,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过节时连好的春联都没有,在这种文化现实面前,如果“只是谈提高,这只能是空谈”。[19]

  为了改变边区落后的文化现实,毛泽东大力倡导一些在他看来直接有效的文化建设形态。在新闻宣传方面,他希望全党办报,特别是直接面对群众的墙报。在教育方面,要大设识字组,让农民能够学会打算盘、记账、写信、写路条。在文学艺术方面,则是发展秧歌、春联、歌曲、年画等等,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其他方面,还要普及卫生知识和科学常识,逐步改变农民生病了就去拜菩萨、求巫婆神汉的习惯。[20]为了照顾农民群众的文化习惯,甚至还可以在形式上做些妥协,即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还要利用旧式村塾;不但要有新式医生,也要有旧式郎中;不但要有话剧,还要利用旧戏班;不但要有新秧歌、新秦腔,还要有旧秧歌、旧秦腔等等。[21]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思,在1944年11月边区文教大会通过的《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就提出:“艺术的新旧,基本上决定于其能否为群众的利益服务”,“发展边区群众艺术运动,基本上就是发展与改造农民艺术。”

  发展和改造农民艺术和民间文化传统,就是推崇群众文化活动。这一立足点,开辟出了延安文化的新天地。不少作品虽然粗糙,而且时事宣传和即兴自娱的味道很浓,但对于娱乐生活本来就比较贫乏的农村,尤其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很有意义的。先进的思想也只有扎根到了人民的常识土壤,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对群众的精神和实践的催化效应。如果以过于思辨的思想方式,以阳春白雪的文化形态,直接到人民当中去传播,往往是欲速不达。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求的先进文化传播方式——“高级的思想,大众的形态”。

  事实上,毛泽东内心深处还一直潜藏着另一种文化期望,并越来越浮出心头,这就是直接从工农兵中造就大批的文化人、文艺家。他甚至把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肯定和推崇群众的文化创造力,当作一个基本立场问题。他说:“老百姓唱的歌,民间故事,机关里的墙报,战士吹牛拉故事,里面都有艺术。一字不识的人可以讲出美丽的故事,连说的话也是艺术性的,我便听过许多这样的故事。”如果看不起这些群众创造的文化,不认为它们“有很大的意义”,不认为它们的出现是“了不起的大事”,“那就是他的立场明显地没站稳”。[22]于是,1943年,当他听说陇东的一位马夫成为了木刻家后特别高兴,专门在三月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此事。[23]1946年8月,毛泽东和朱德还分别邀请陕北民间盲艺人韩起祥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和枣园说书,以示推广。

  延安文化的大众化品格,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的”这个属性的一种表现。“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4]毛泽东的这个定义,既包含着针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民主化诉求,也明确地宣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最终归宿。延安文化的大众化品格,在内容、形式和风格各方面,揭示了文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体现了文化的民主性,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绝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25]这个目的。

  让毛泽东尤其感到高兴的是,正是在大众化品格的实现过程中,有助于促进解决他关注的延安文化建设的第二个问题,这就是转变当时更多地接受“大、洋、古”教育的文化人的认知方式和情感立场,实现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的结合。1944年春节,延安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组织的秧歌队到安塞演出,当时,那里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当地的老百姓和参加劳动英雄大会的代表们,也组织起秧歌队,和杨家岭来的秧歌队一起扭了起来。毛泽东知道这件事情后,认为其意义非同小可,在1944年3月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和1945年4月党的七大会议上,两次谈到此事。认为是在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之间“消除了隔膜”,并觉得“从此天下太平矣!”

  当然,也不容乐观。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文化人同工农兵的结合,不可能一蹴而就。他在1942年对“结合”问题定了一个过于严格的标准,就是“脱胎换骨,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据此估计,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文化人,要真正实现同工人、农民的结合,“在中国要五十年”的时间,而这五十年的过渡期,“是很麻烦的”。[26]毛泽东把结合的标准定得如此之高,把结合的过程看得如此漫长,把过渡期看得如此麻烦,则多少反映出这个结合问题在他的文化视野中占据着何等突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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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5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24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3]“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第1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5月版。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0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5]《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24页。

  [6]毛泽东1938年4月10日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7]《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48页。

  [8]《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1938年4月28日),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21至122页。

  [9]《论政策》(1940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68页。 [10]《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29页。

  [11]《晋察冀边区各种模范妇女大会宣言》(1944年5月1日),引自《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44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2]《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3页。

  [13]关于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分期,近年来,学术界大多倾向把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定为近代史。本文即采此说。

  [14]“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第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5月版。

  [15]《给秦邦宪的信》(1944年8月31),《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08页。

  [16]《关于公布〈评“中国之命运”〉一文》(1943年7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49页。

  [17]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第215页,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

  [18]《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09页。

  [19]《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18至119页。

  [20]《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11至120页。

  [21]《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2页。

  [22]《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29至430页。

  [23]《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2页。

  [24]《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8页。

  [25]《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8页。

  [26]《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30页。

  摘自:《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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