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八届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这次会上还多次谈到,可见在一些同志思想上还没有解决。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对合作化就有泄气之事嘛!

  第二点,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一九四四年八月,《大公报》作社评一篇,说什么不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期间,我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讲,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各得其所。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柯庆施[2]同志讲,要想尽一切办法。这个话很好,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困难。这个口号应当宣传。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途中,在过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统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现在你们还没有提出几个方几个计来。各省、中央各部究竟有多少方多少计呀?只要想尽一切办法,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点,国际问题。在中东,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3]。一个人,叫纳赛尔[4],把运河收归国有了;另外一个人,叫艾登[5],出一支兵去打;接着,第三个人,叫艾森豪威尔[6],要赶走英国人,把这个地方霸起来。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猾,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现在它把中东搞到美国人手里去了。这个错误可大啦!这样的错误,在它历史上数得出多少呀?这一回为什么冲昏头脑犯这个错误呢?因为美国压得太凶,它沉不住气,想把中东夺回去,阻止美国。英国的矛头主要是对埃及的吗?不是。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的。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在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美国采用的办法,有文的,也有武的,在中东就是这样。

  他们闹,对我们有利。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要跟他斗争。出了这个范围,让他们去闹。那末,我们要不要讲话呢?我们是要讲话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

  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至于那些劳改犯,石家庄那个学校闹事的领袖人物,北京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要把地主、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消灭阶级,要很长的时间。

  总之,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

  讲一讲中美关系。我们在会上印发了艾森豪威尔给蒋介石的信。我看这封信主要是给蒋介石泼冷水,然后又打点气。信上说需要冷静,不要冲动,就是说不要打仗,要靠联合国。这是泼冷水。蒋介石就是有那么一点冲动。打气,就是说要对共产党继续采取强硬的政策,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出乱子上。在他看来,乱子已经出了,共产党是没有办法阻止它的。各有各的观察吧!

  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七年。一九二九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一九三三年。这一年,德国是希特勒[7]上台,美国是罗斯福[8]上台,这个时候,苏美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9]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很不稳定,乱,人心不安。世界各国都不安,中国也在内。但是,我们总比他们安一点。你们研究一下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之间,究竟谁怕谁?我说都怕。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有这么一个倾向: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作这样的估计也许有个危险,就是大家都睡觉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总是要捣鬼的。当然,现在帝国主义要打世界大战也不那么容易,打起来的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

  再讲一讲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我历来说,对同志要做工作。有人说,既然都是共产党员,就应当一样好,为什么还要做工作呀?做工作就是搞统一战线,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做共产党员的工作呀?这种看法不对。共产党里头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组织上进了党,思想上还没有通,甚至有些老干部跟我们的语言也不一致。所以,经常要谈心,要个别商谈或者集体商谈,要开多少次会,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据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10],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对落后的东西是另一种学法,就是不学。他错误的东西,我们知道了,就可以避免犯那个错误。他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

  第四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11]之后提出来的,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12]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13]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14]、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15]和黑格尔[16]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17]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18]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19]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不过十分之一,留在大陆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正在改造他们,这是在新的情况下的对立统一到台湾去的那十分之一,我们跟他们还是对立统一,也要经过斗争转化他们。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

  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乌盆记》、《天雷报》,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说,有的地方戏不好,连本地人也反对。我看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

  现在,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20],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比如《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21]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22]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错误都是后头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不要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一点也不要紧。但是,还要承认工作中不犯错误确实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第六点,法制问题。讲三条: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肃反,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

  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并不是只要你民主人士守法。

  一定要肃反。没有完成肃反计划的,今年要完成,如果留下一点尾巴,明年一定要完成。有些单位进行过肃反,但是肃而不清,必须在斗争中逐步肃清。反革命不多了,这一点要肯定。在闹事的地方,广大群众是不会跟反革命跑的,跟反革命跑的只是部分的、暂时的。同时也要肯定,还有反革命,肃反工作没有完。

  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肃反的成绩是伟大的。错误也有,当然要严肃对待。要给做肃反工作的干部撑腰,不能因为一些民主人士一骂就软下来。你天天骂,吃了饭没有别的事做,专做骂人的事,那由你。我看越骂越好,我讲的这三条总是骂不倒的。

  共产党不晓得挨了多少骂。国民党骂我们是“共匪”,别人跟我们通,就叫“通匪”。结果,还是“匪”比他们非“匪”好。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从开始就是挨骂的。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开始也还是要挨骂的。

  肃反要坚持,有反必肃。法制要遵守。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有反不肃,束手束脚,是不对的。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

  第七点,农业问题。要争取今年丰收。今年来一个丰收,人心就可以稳定,合作社就可以相当巩固。在苏联,在东欧一些国家,搞合作化,粮食总要减产多少年。我们搞了几年合作化,去年大搞一年,不但没有减产,而且还增产了。如果今年再来一个丰收,那在合作化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没有先例的。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  要 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 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稳定了。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

  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23]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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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1]毛泽东这个讲话共七点,本书收入第一、二、三、四、六、七点。

  [2]柯庆施(一九○二——  一九六五),安徽歙县人。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3]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  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八六九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  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  ,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十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4]纳赛尔(一九一八——一九七○),当时任埃及总统。

  [5]艾登(一八九七——一九七七),英国保守党人。一九五五年任英国首相,一九五七年一月九日辞职。

  [6]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7]希特勒,见本卷第75页注[3]。

  [8]罗斯福,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国总统。

  [9]指抗日战争时期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

  [10]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至十日和十七日至十九日,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对苏联进行访问。

  [11]一九五四年七月,胡风(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编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系统地陈述他的文艺思想和对文艺工作方面的意见。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将胡风及有关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又将他们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宣布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

  [12]  见列宁《辩证法的要素》。新的译文是:“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2页)

  [13]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页)

  [14]孔子,见本卷第84页注[12]。老子,相传即老聃,姓李名耳,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春秋时期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

  [15]康德(一七二四——一八○四),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近代西方哲学史上二元论、先验论和不可知论的著名代表。主要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 断力批判》等。

  [16]黑格尔(一七七○——一八三一),德国古典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辩证法大师。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法哲学原理》等。

  [17]克劳塞维茨(一七八○——一八三一),德国军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战争论》。

  [18]见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6页。

  [19]见列宁《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克劳塞维茨这句话的原文是:“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94页)

  [20]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参考消息〉订阅范围的通知》,决定将《参考消息》的阅读范围“扩大到县委委员以上或相当于他们的党内外干部”。

  [21]《说“难免”》一文发表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22]《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写成的。

  [23]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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