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出席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 
阎明复

  1960年的秋天,在莫斯科召开了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国和苏联两党两国关系日益恶化的背景下召开的。现在大家知道的事实有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的长波电台事件和共同舰队事件;1959年,苏联片面地撕毁了两国政府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在中印边界发生纠纷的时候,苏联政府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偏袒印度,谴责中国。1959年10月,我们国庆的时候,赫鲁晓夫来中国,和中国领导人会谈中,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紧接着1960年的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的时候,赫鲁晓夫发动了对中国的突然袭击。这样,中苏两党的关系继续恶化了,赫鲁晓夫从布加勒斯特回去之后,片面决定从中国撤走全部的苏联专家三千多位,撕毁了几百个经济合同,这样就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的分歧,导致中苏关系处在破裂的边缘。1960年9月,举行了中苏两国的谈判,也没有消除分歧。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作了召开莫斯科会议的决定。莫斯科会议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莫斯科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0月1日开始,举行了起草委员会的会议,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加上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党的代表,组成了为莫斯科会议起草文件的委员会。中国党代表团是小平同志任团长,彭真同志为副团长,团员里面有李井泉、陆定一、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还有很强的顾问班子,以胡绳为首。

  这个会议从10月1日开始到10日,召集了七次全体会议,每个代表团都作了一般性的发言。小平同志在10月5日的全体会议上发言,针对共产主义运动分歧和苏共草案中影射攻击中共的提法,申明了我们的观点。全体会议以后,起草委员会又成立了秘书处,负责修改文件。文件的草案是苏共代表团提出来的,秘书处是每个党的代表团派两个人参加,中共代表团是康生和乔木同志参加的。从10月10日到21日召开了十一次会议,讨论和修改草案。我们代表团在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的组织下,研究了苏共的草案,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在秘书处会议上由康生和乔木根据代表团提出的修改方案逐条来提出我们的意见。

  讨论当中,涉及了一系列意识形态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中苏两党之间有着明显的分歧,比如说时代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危机、战争与和平、裁军、和平共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党所处的形势、任务和策略、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问题也都属于小平同志在1989年跟戈尔巴乔夫谈话中所讲的:我们大家都说了一些空话,我们自己对现时代的马列主义的发展和变化理解也不是很深刻,都说了一些空话。

  同时讨论当中,也涉及到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涉及到兄弟党关系准则的破坏,包括对苏联二十大、二十一大的评价,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强调协商一致。特别是小平同志发言当中,对苏共影射攻击我们党的提法,民族共产主义、单干、集团活动、派别活动,我们都提出了我们党的看法。

  秘书处的会议也开得十分激烈,除了我们中共代表团提出修改意见,其他的代表团也提出修改意见,大家都发言,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各自为自己的意见来辩护。我们党提出修改意见之后,苏共代表团发言,同时也组织其他代表团来反驳。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尼、朝鲜、日本等代表团除了阐明自己的意见外,对我们代表团提出的重大修改意见,都表示了支持。

  围绕中共代表团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别的党的代表团对自己的修改方案,也提出并且进行了辩护,另外一些代表团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大会开得很激烈。开不下去了,就成立小组委员会,离开会场到别的屋子去进行谈判,进行妥协,大会套小会,每天开会七八个小时,有时候开十几个小时。到21日,秘书处草案基本上达成协议,但是一些重大的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在10月22日起草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小平同志代表中共发言,提出有三个重大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团结问题,没有重申各国共产党协商一致的原则。协商一致的原则是我们党坚持的,就是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如果发生意见分歧,如果讨论什么问题,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强迫少数接受意见的行为和方法,应该采取通过协商、讨论、交换意见,达成协议,这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准则。这个问题当时没有达成一致,苏共反对这样的提法。第二小平同志讲,文件草案全面肯定了苏共二十一大,这个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你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你怎么能够凌驾于全世界所有党之上?一定要服从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决议,这是不对的。第三个问题,小平同志说在战争和和平的问题上,还有保留意见。

  1960年11月10日到12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中共代表团的团长是少奇同志,副团长是小平同志,团员有彭真、陆定一、李井泉、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廖承志等等,顾问还是乔冠华、吴冷西等等,也是一个很庞大的队伍。少奇同志亲自率领代表团,显示了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很重视这次会议,也的确想通过这次会议,能够弥合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直到这个时候,毛主席、党中央仍然把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当做局部性质的分歧,形象地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间的关系,但是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必须认真地对待,认真地交换意见,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团结。所以当时确定的原则,就是“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本着这个精神,本着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少奇同志亲自带队到莫斯科。

  代表团是11月5日离开北京到莫斯科的,7日参加了十月革命43周年的纪念活动。11月7日苏共交来了对中共中央关于苏共中央的通知书的答复的答复。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是通知书,什么是答复的答复。这是在1960年6月21日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苏共中央散发了给中共中央一封通知书,其中对我们党的国际问题的观点、内外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企图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对我党定调子,这是通知书。我们党中央在9月10日对通知书提出了答复,驳斥了苏共的攻击和指责,并且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建议,这是对通知书的答复。11月7日,在81国会议前夕,苏共中央散发了对中共中央答复的答复,挑起了尖锐的争论,在会议前夕,就造成了极不正常的气氛。

  11月9日下午,苏共中央的领导人到少奇同志的住处会见代表团。他们说受苏共中央的委托,把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立场告诉我们,立场就是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因此赫鲁晓夫在这个即将召开的大会上的讲话,是建设性的,没有争论的语言,不涉及到他的答复书中谈到的问题。两党的分歧还是可以讨论的,不要提到这个会议上。米高扬说,希望两党的争论就此结束,不要再提了;而且说苏联会继续援助中国,专家还会重新派去。

  对此,少奇同志表示,我们这次是抱着团结的愿望来的,我们在北京准备了一篇热情的、团结的讲话,稿子都准备好了,现在你们11月7日的答复,破坏了这种愿望,原来的想法不能不改变了。你们一边说团结,不争论,一边又提出一百多页的答复,你们说团结不真实。你们的来信我们研究后,将决定我们的立场,看来非要在会议上回答你们不可了。争论是你们挑起来的。

  我们党内的同志知道,少奇同志的原则性很强,在莫斯科会议上表现出了高度的坚定性和原则性,同时在处理具体的问题上,也有非常突出的灵活性,既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原则方针,又使会议达到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很明显,苏共中央的目的,就是使我们不提争论,把他们的攻击吞下去,表面上是他们照顾团结,而实际上是以散发答复的办法来谴责我们。会议开了将近二十天,每天代表团都在大使馆,在少奇、小平同志的主持下,研究会议出现的情况,确定我们的对策,每天都把会议的进展情况和与其他代表团接触的情况向中央报告,重大的决策得到了中央的指示和批复。

  11月7日,苏共中央交来的答复的答复,对我们党的内外政策,对毛主席的论点,比如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进行了攻击。这些攻击,使代表团在这个会议上必须驳斥,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斗争。当时代表团就讨论,谁代表代表团发言。因为发言以后,苏共以及其他的一些党在苏共的组织下一定会发起攻击,会有很激烈的斗争。所以当时想,少奇第一次不要发言,少奇同志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我们共和国的主席,如果他发言,那么其他代表团的发言一定会指名道姓地骂少奇同志。所以,当时决定由小平同志来发言,这样,该讲的话就会讲透。这个建议报告了中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11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赫鲁晓夫发言,多次影射攻击中共。赫鲁晓夫讲话结束的时候,有几个党带头鼓掌起立,这样全场跟着起立,我们代表团没有鼓掌也没有起立,用这种方式表明了对赫鲁晓夫发言的态度。实际上,事先也没有商量,赫鲁晓夫讲话中影射攻击毛主席和中共,大家都很气愤,所以在场的同志都看着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没有站起来我们也没有站起来。

  11月14日,小平同志在全体会议作了长篇的发言,就当时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比如说时代的性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防止世界大战,争取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任务和和平过渡,民族解放运动对世界和平和进步事业的意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准则,互相援助和自力更生,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都做了精辟的申明,申明了我们党的观点,提出了我们不能同意和接受苏共的论点。

  在发言中,小平同志列举大量的事实,说明赫鲁晓夫坚持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错误,破坏了中苏关系。小平同志最后呼吁,让我们迅速采取缩小分歧的步骤,立即停止一切公开的攻击,不要明骂也不要暗骂,中国共产党是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和父子国的关系的。小平同志最后讲,如果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最后代替了团结,世界的形势必然会发生巨大的逆转,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于和平,对于世界进步事业都是灾难。

  大家知道,后来的事态表明,小平同志真的不幸言中了。从11月10日会议开始,特别是11月14日小平同志的发言后,苏共组织了大批参加会议的党的代表发言,对我们进行激烈的攻击,为苏共辩护。同时,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日本、印尼、澳大利亚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党的代表,在发言当中,从各自的角度批评了苏共的观点和做法,支持中共的立场。这里要指出,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在发言当中,直接指名批评赫鲁晓夫,指出布加勒斯特会议是错误的,并且讲了很多的事实,说明阿尔巴尼亚不同意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联对阿尔巴尼亚施加压力,断绝援助,分裂阿尔巴尼亚党。霍查指出,正是苏共在搞派别活动。

  霍查的发言,引起了会场的震动,有很多代表团发言,对霍查进行辱骂。到此刻为止,事态已经非常的明显,苏共中央赫鲁晓夫企图操纵多数,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会议的代表,这一点非常的明显。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商量之后,决定如果苏共中央坚持在草案中保持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的提法,坚持要写上派别集团活动,拒绝坚守协商一致的原则,中共代表团就不签字,并且发表声明,谴责苏共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破坏中苏两党的关系。代表团把意见报给中央,不久接到中央的指示,同意代表团的意见,并且告诉代表团,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出发,不签字不等于分裂。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代表团就把决定陆续地通知了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团。

  11月21日,波兰党的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还有他的总理到少奇同志的住所来拜访少奇同志。他开始讲了一些必须团结的话,然后提出两点意见,怎样修改草案。第一是只写苏共二十大,肯定二十大,不写二十一大,而且在文字上,完全可以照抄1957年的声明当中对二十大的提法。第二就是派别活动,谴责派别活动,要写上,写法可以改变,力求使别人不会理解是针对中共。少奇同志就讲了非常精彩的一段话,语重心长,也表明了我们党坚定的态度。少奇同志说,1956年苏波关系不好,我们曾经努力加强团结,缩小分歧。大家知道,应赫鲁晓夫的邀请,少奇、小平同志专门在苏联和波兰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到莫斯科去调解苏波关系,而且苏联准备动用武力包围华沙,向华沙进军的时候,毛主席连夜会见了苏联大使,讲这是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准则,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你马上告诉赫鲁晓夫,你们要出兵,我们第二天就发表声明在全世界谴责你们。赫鲁晓夫迫于中国坚定的态度,就改变了向华沙出兵的决定。实际上,由于中共中央,由于毛主席坚定的态度,保护了波兰,使波兰免受战争的浩劫。

  少奇同志讲,苏波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曾经努力加强团结,缩小分歧。现在你们关系好了,我们很高兴,当此中苏关系发生争论的时候,也希望波兰同志本此精神,做做工作,而不要增加困难。你们在起草委员会,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情,波兰起草委员会建议写上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设置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对中苏的团结很不利。而且哥穆尔卡的发言中,对霍查同志的态度不能容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对阿尔巴尼亚只能同情,不能指责。哥穆尔卡在霍查发言后,接着发言,谩骂霍查,说霍查的讲话是肮脏的,不能容忍,是流氓式的。针对这一点,少奇同志说,你们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至于他提出的两点建议,少奇同志表示,坚决不能同意。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不能写上,主要是因为国际文件中,不能够把哪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全面的肯定,拿来作为共同的准则,何况,中共对两次大会有意见,只写二十大也不行,原因一样。1957年宣言起草的时候,我们党提出不同的意见,结果让步了,这是我们犯的一个错误,现在不能犯了,我们要纠正我们的错误。第二,派别集团活动的提法,如果写上,会后患无穷,这明明是说我们的,不能让这种反中共的运动合法化,写了你们合法,反华会更厉害,不写你们无非也是反华,但是是不合法的,也许可能反得少一点。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写上去,如果写上去,我们代表团绝对不能签字。这种态度已经取得了我们党中央的批准。

  哥穆尔卡又讲了一些希望团结的话,说今天来,是自己来的,也没有跟苏共商量,但是阿尔巴尼亚的行动他是绝对不能忍受的,这已经不是政治问题了,而是军事问题,因为阿尔巴尼亚是华沙条约国的成员,不能有自己的单独行动,只能服从,不能闹独立。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的态度,大国沙文主义面目已经充分地暴露了。少奇同志对这一点做了严肃的批评,说哥穆尔卡对阿尔巴尼亚的态度是错误的,你说霍查的讲话是肮脏的、流氓的、无耻的,这种讲话就是流氓性、不能容忍的口吻,这无助于团结,应该同情和支持阿尔巴尼亚,这个小国和小党不可能欺负别人,只会受别人的欺负,如果和苏联一起坚持对它的欺负,不是马列主义的做法。如果我们在1956年的时候,不批评苏联对你们的大国沙文主义,而无条件地支持苏联对你们的压力,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少奇同志讲完这番话后,哥穆尔卡无言以对,就说我来看望你,都是老朋友,本来是想为声明草案达成协议,交换意见,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你们的意见,就这样吧。这是少奇同志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谈话,实际上通过哥穆尔卡,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了苏共。

  针对苏共和其他一些党对我们的攻击,小平同志在11月24日的会议上,做了第二次发言,强调了我们的意见。11月24日、26日,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第二次会议,中共代表团是彭真、康生、乔木、陆定一参加。由于在10月份的起草委员会上,已经就草案的大部分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这次起草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28日、29日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三次、第四次会议,讨论存在的急迫问题,包括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包括协商一致,包括集团活动、派别活动,这个问题在会议上争论得非常厉害,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

  到此,会议出现了僵局。11月25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同志邀请日本共产党、印度共产党、印尼共产党、澳大利亚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古巴共产党等代表一起开会,呼吁中苏两党克服分歧,达成一致,并且开始斡旋。

  我们代表团和中央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及时把情况报告给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十分关注会议的进展情况,总理亲自打电话给代表团的杨尚昆同志,告诉他中央正在研究在声明上签字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签字,在什么情况下不能签字。事关重大,所以中央已经决定请各中央局负责人来北京商量这件事情。

  11月26日下午,苏共中央的米高扬、苏斯洛夫来少奇同志的住所,看望少奇同志。表面上是重申邀请少奇同志对苏联的访问,实际上是想探听我们代表团的最后态度。少奇同志利用这个机会,明确表示了对会议和声明草案的看法。

  少奇同志讲,对苏联进行访问,我原来有计划,你们现在重申邀请,可以考虑,但是这要跟会议的结果联系在一起,应该在良好的气氛下进行访问。接着,就发表了下面的意见:

  第一,我们是本着团结的态度来的,但是苏共11月7日的信散发之后,情况就变了。

  第二,这次会议有表面和实质的东西,表面讲团结,搞声明,赫鲁晓夫还两次讲话,实际上是散布11月7日的信,组织对中共的攻击和谴责,大会实质上就是在苏共的领导下进行的,而苏共在会内会外进行了大规模的组织工作,来反对中共。所以会议是在错误的方针下进行的,现在已经走到了边缘。希望苏共慎重地考虑,改变这一方针,不至于错误到底,免受历史的谴责。

  第三,大会的气氛极不正常,不讲理,企图以多数压倒少数,我们提出的任何一个论点你们都不能驳倒,而只是一口咬定中共的立场、路线是错误的,这样不能解决问题。

  第四,重申草案基本上达成了协议,而你们硬要坚持写上几点,设置障碍,有使会议得不到结果的可能。

  最后,少奇同志讲,如果一定要在声明草案上写民族共产主义、集团派别活动的问题、肯定二十大和二十一大,还搞一个内部的决议来谴责中共,我们代表团不能签字。

  米高扬、苏斯洛夫辩解了一番,说少奇同志提的几点具体的修改意见,都可以商量,协议是有让步的,总可以求得解决问题的办法。

  会见之后,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就到大使馆去了。少奇同志讲,二十大是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命根子,他们可能要坚持写上这一条,其他的可能不会坚持。正好,在这天的晚上,收到了党中央的来电,指示一定要在文件上写上协商一致的原则。这个时候,胡志明同志到大使馆来,见了少奇同志,说他们斡旋了一些党的代表,当天见了赫鲁晓夫,他的态度是二十大不是我苏共提的,是别的党提出的,我们当然赞成写了,宗派集团活动可以不写,但是要搞内部的协议。这是26日的事情。

  11月27日的下午,少奇、小平、彭真同志在大使馆会见了进行斡旋的领导人,有越南的、印度的、澳大利亚的、朝鲜的、印尼的、日本的。他们几个同志先后讲话,表示希望团结,希望中苏两党找出道路,使会议能够达成共识,避免分裂,并且希望赫鲁晓夫和少奇同志直接见面,交换意见。少奇同志向他们说明了我们的意见,说明我们代表团对会议没有达成协议的看法。

  11月28日清晨,胡志明来到少奇同志的住所,约少奇同志一起去见赫鲁晓夫。这很突然,事先没有商量,也没有约定,少奇同志拒绝了。当天,11月28日,收到中央的指示,中央要代表团做到仁至义尽,巩固左派、争取中间、暴露右的,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但是绝对不能同意集团派别宗派的提法,或者是作内部的决议。少奇、小平、彭真同志对中央的指示进行了讨论,决定本着中央的精神来进行工作。

  第二天,29日上午,杨尚昆同志会见了胡志明同志,告诉胡志明,少奇同志随时准备和赫鲁晓夫见面,只要赫鲁晓夫采取主动,什么地方都可以。胡老说,他马上转告苏方。这一天,起草委员会举行了第四次会议,代表们就苏共二十大、集团派别活动等进行讨论,吵得一塌糊涂,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时候,彭真同志建议休息再开会。在休息的时候,彭真同志与苏方代表交换意见,要求苏方提出自己的方案,到底你们想怎么办。这时候,由于我们坚定地表示我们的原则和立场,苏共也不能不接受我们的意见,所以苏方表示:第一,二十大要写,二十一大可以不写,具体的写法可以照1957年的声明,或者另行商量一种新的写法。第二,派别活动的提法可以不写,虽然这是正确的,写派别集团活动不是错误的,但是为了迎合中国同志的要求,可以删去。第三,可以写上协商一致的话。第四,内部秘密决议可以不搞。

  形势急转直下,彭真同志当即表示,基本上可以按照你们苏方提出的方案解决,现在我们回去之后向各自的团长报告。然后约定时间,赫鲁晓夫和少奇同志会谈。彭真同志马上就回到使馆,向少奇同志和代表团其他的同志报告,少奇同志同意按照此方案进行,因为这个符合我们的方案,也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的,决定立即通报越南、朝鲜、印度、澳大利亚、日本、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跟他们进行磋商。他们都表示支持。在胡志明主席的住所,他听了很高兴,老人家眼泪汪汪,要服务员拿香槟酒,为取得的协议干杯。当天晚上,苏方的工作人员通知我们,赫鲁晓夫明天上午11点钟约见少奇同志,除了少奇同志之外,谁参加由少奇同志决定,少奇同志认为需要去的都可以去。我们代表团同意了。

  11月30日上午,少奇、小平、彭真同志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人进行了会谈。少奇同志着重谈了团结的问题,中苏的团结,12个兄弟国家的团结,并且特别指出,苏联应该注意解决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不能用错误的方式来对待它,更不能施加压力。在这方面,我们中共可以做一些工作,但是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对阿尔巴尼亚的态度应该改变。对此,赫鲁晓夫进行辩护,不愿意改善同阿的关系。会谈中,双方表示,希望结束两党的争论,不再挑起,使两国两党的关系恢复到1957年前的水平。双方商定,会议之后,少奇同志以国家元首的名义,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

  当天晚上,少奇同志回访了哥穆尔卡,少奇同志介绍了同苏共达成的协议,劝说波兰善对阿尔巴尼亚。但是哥穆尔卡仍然攻击阿尔巴尼亚,为苏联辩护。同一天下午,起草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苏斯洛夫拿了最后一个文本,一条条地念。彭真同志就跟我说,不要念别的,你看看里面有没有协商一致的提法。我一看,居然没有写上协商一致的原则。彭真同志就说,你跟我走。我们走到苏斯洛夫面前,彭真同志说,我们要跟他谈一个问题。大会是在条式大厅里举行的,旁边就是最高苏维埃开大会的大厅,大厅里耸立着一个大型的列宁肖像,彭真同志拉着苏斯洛夫的手,走到列宁肖像的旁边。彭真同志对苏斯洛夫说,你当着列宁的面讲,为什么违反协议,文件里不写协商一致的内容?苏斯洛夫满面通红,说漏了漏了,一定会写上。这样,文件起草的几个分歧最后达成了一致。

  12月1日,莫斯科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苏斯洛夫代表起草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接着少奇同志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少奇同志指出,会议的声明是符合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愿望的,是有利于争取和平、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有利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它又一次证明了,在马列主义基础上进行充分的讨论,通过协商的办法,取得一致,是兄弟党之间解决分歧的唯一道路,虽然过程是曲折的,有一段时间内的气氛不正常,但是兄弟党之间要求团结的强烈愿望终于克服困难,使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尽管不少兄弟党对我们党提出了我们不同意的批评和指责,但是我们认为,并不妨碍我们和兄弟党之间继续保持良好的同志党关系。少奇同志最后指出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重要性。少奇同志讲完话后,赫鲁晓夫带头鼓掌,苏联代表团和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然后通过了莫斯科声明和呼吁书,并举行了签字仪式。少奇同志说,我们不要按照俄文中的国家名称的排列顺序,建议苏共代表团先签字,然后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签下去。大家同意了。这样会议结束了。经历了很复杂的斗争,由于我们坚持原则,删掉了苏共企图强加给会议的一些影射攻击我们党的提法,整个的宣言草案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会后,少奇同志对苏联进行了国事访问,莫斯科举行了友好大会,这一路上都是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陪同的。走之前,少奇同志去看望了赫鲁晓夫,他病了,在家里,少奇同志语重心长地讲,不管有什么分歧,都应该由我们两党来协商一致,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我们两党应该团结。劝他要善对阿尔巴尼亚。整个活动到这儿就结束了。我当时是作为翻译参加代表团的工作,由于时间隔了很久,查了档案之后,才把遗忘的东西重新想起来。

  少奇同志从列宁格勒、明斯克访问回来之后,苏联最高苏维埃在列宁运动场上举行了盛大的苏中友好大会,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讲话。他讲他年轻时代就坚信马列主义。少奇同志是在苏联入党的,所以他说一生都致力于中苏关系的加强,追随共产主义的事业。他讲得非常有感情,当时全场热烈地鼓掌。在整个长篇讲话中,有二十多次热烈的鼓掌。我有一个照片,我当时正好站在他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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