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北方局的活动
马辉之

  关于北方局的情况

  我在北方局的时间很短。我是1936年阴历8月15前几天,也就是9月出狱的。同一批出来的有薄一波、杨献珍、刘澜涛和我,一共十个人。我们出来以后和组织发生了联系,但并不都住在一个地方。北方局和我们发生关系的负责人是同安子文联系,他跟孔祥祯发生了关系,据说还有徐冰(他是不是北方局成员,我不知道)。出狱后,我被安排住在太平桥一个公寓里,跟我住在一起的,有廖鲁言、胡锡奎(不久他回家探亲去了),杨献珍可能住在湖北会馆,安子文和刘澜涛大概住在陕西会馆。当时,安子文告诉我:北方局有一个负责同志要来找你谈话,,你不要出门了。当时我正有病,脱肛,走不了路。来的人个子比我高,一见面便问我:“你姓马吧?”我说:“我姓马。”他说:“你叫马星荣。”这是我在党内的名字,那时党内都知道,但人不一定认识。少奇同志是认识我的,过去在武汉、在莫斯科见过面。来人对我说:“啊,组织决定叫你们出来,你还不出来,还反对呀!”我说:“我坐牢坐久了,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对党的方针政策不了解。后来,我还是服从组织了嘛。”他接着说:“算了,不说这个了。组织上已经决定叫你到天津去参加工作组。”我说:“我脱离实际情况很久了,要我参加工作组负什么责任?”他说:“你到天津就知道了,就是领导天津、冀南、冀东这些地方。”我对他说:“我的病没有好,脱肛,肠胃病严重,是不是允许我先到医院去割痔疮,然后再去工作。不割痔疮我走不了道。”我把得病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听了以后就说:“好,同意你的意见,先到德国医院(现在的北京医院)去治病。我派一个人来照顾你,所有在医院治病的事情都由他来负责。我叫这个人来同你见面认识一下,你就去住院。”后来就派吴德来照顾我。当时,德国医院是不容易进去的,我是通过孔祥祯的关系住入医院的。孔祥祯是具保出狱就医的,他认识医院里面一个姓王的大夫,是中国人。这时,第二批人已出狱了,殷鉴也出狱了。他当时化名叫黄建纯,我化名叫冯俊斋。我们两个人是同时入德国医院的。隔了十来天,组织上就催我去天津,说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你赶快出院。不久,我就到了天津。

  一到天津,我的病没全好,肛门还是出血。彭真对我说:“你这不行,还是到北平继续把这病治好吧。”于是我又到北平做了第二次手术。手术以后,正好是西安事变,全国沸腾,群众的情绪高涨。我第二次到天津,虽然是在租界里,因为没有家属,租不了房子,组织上叫吴德找了一个女的(就是我现在的老伴)和我扮做夫妇,她还抱着一个孩子。这样,有了家属,又有孩子,就好掩护了。

  北方局派驻天津的工作组组长是彭真,那时叫老傅,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傅茂公,只是内部叫老傅,别的人连他姓傅也不知道。彭真跟我说,我们原来有两个人,你来了以后就三个人。就是彭真、李大章和我。我们三个人都是在外面分别碰头。李大章告诉我,我们这三个人是一个组,还有一个组在北平,但他没有说北平那个组有哪些人。少奇同志在北平我是知道的,只是没有见过面。他还对我说,我们北方局驻天津工作组对外不叫北方局,叫河北省委工作组,这样目标小一些。实际上原来的河北省委(书记是高文华)已经撤销了。河北省委就是北方局。

  少奇同志是1936年4月左右到天津的,他是中央代表,担任北方局书记。有人说,少奇同志是2月或者3月来的,这可能不对。我曾经问过高文华,他说,这一年发生了“三·三一”抬棺游行,少奇同志来了批评过他。如果少奇同志在这之前已经来了的话,就会制止这个行动。正因为他没到,才发生了这件事。可见,少奇同志是“三·三一”事件之后来的。少奇同志到后,高文华被派到石家庄去了。

  北平组除少奇同志外,还有柯庆施、老郑(即林枫同志,名义上是少奇同志的秘书),山西、河南归他们管。

  天津工作组领导天津市委、冀东特委和冀南特委。彭真直接领导冀东。冀东特委书记是王平陆,住在遵化附近,后来改为东路和西路两个特委,下面有市委、县委、支部。据说,马国瑞在冀南。“七七事变”后,又从天津派刘建章去冀南争取葛贵斋部(地主武装),把这支几千人的队伍争取过来了。我分工负责管天津。天津市委书记是李铁夫,朝鲜人,彭真的爱人的姑姑是他的爱人,叫张秀岩,她是妇女部的,姚依林是宣传部的,还有易吉光(据说现在在上海,已瘫痪了)。下面的组织我不了解,只知郊区农村大王庄、小王庄有党的组织,学校中,耀华中学、工学院也有党组织。出的刊物不少,还开了一个国际书店(或叫知识书店?),易吉光是经理。我常去那里。我当时充新闻记者,柯庆施在天津时也充新闻记者,化名姓吴。还办了个晚报。统一战线的组织也不少。两广白崇禧、李宗仁的代表叫刘绍襄,是反蒋派,在天津与日本人搞关系。山西阎锡山也有代表在天津。所以,在天津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比较方便。李大章分工负责领导冀南特委,并负责编北方局机关刊物《火线》。这个刊物过去比较有名(按:1933年3月18日创刊),直到1938年10月停刊,一共出版了一百期。我保存了一套,在1939年一次大水中泡掉了,这是北平解放后姚依林告诉我的。当时,曾调胡锡奎来编过几期,不久,他被派到冀东去了,就由姚依林负责编,一直编到最后。负责刻印的是赵非,原名赵甫轩。这个人后来叛变了。还有一个女的,叫周毅(现在在铁道部)。他们是刻蜡板的。

  当时,凡是要知道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就看《火线》,每期头一两篇差不多都是中央指示或少奇同志的文章;看《火线》也可以知道少奇同志的活动情况。他当时写文章用过的笔名叫K.V.、行知,还用过其他笔名。负责文件发行、交通接待的是张子恒(现在在沈阳当顾问),他是山西人,交通站的负责人,文件发到什么地方可以去问他。《火线》的稿子先交李大章,为了不暴露他的身份,他把稿子交给我,我再交给张子恒,张子恒最后交赵非刻印。

  在天津,我和少奇同志没有直接见过面。1937年春节后几天,彭真和柯庆施对调。柯庆施原来是北方局组织部长,从北平调天津,任天津工作组组长;彭真从天津调北平,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之后,中央召开白区党代表会议和苏区党代表会议,平津两地去的人有刘少奇、彭真、高文华,还有天津市委副书记刘澜涛,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也到延安去了,冀东的李运昌也去了。他们走了以后,在天津,有柯庆施、李大章和我三个人。在北平,只有老郑(林枫)一个人了。当时负全责的是柯庆施,他既领导北平,又领导天津。这样,柯庆施就把他领导的冀东交由我领导了。我除了领导天津外,又领导冀东,还领导统一战线工作。冀东特委经常来汇报的是丁振军,南部特委是阎达开。

  少奇同志在统一战线方面有很大发挥。他非常强调争取上层抗日。关于我们党做宋哲元部队工作的情况,可以问朱则民(现在在经委或计委),当时在北平市委(李葆华任市委书记)搞军事工作。张克侠是上海来的,曾掩护一些人到宋哲元部当学兵。据说还有张友渔在该部当过教员。还有一个参谋处长可能是党员。是否给宋哲元部队送过进步刊物我不清楚。当时有《大众生活》等刊物,范长江可能在《大公报》上写过社论。《实话报》是不是陈伯达办的也不清楚,他是野鸡教授。有些情况可以问吴砚农,他是天津《益世报》的,是党员。“七七事变”后,“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改为“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李楚离任党组书记。为了扩大在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少奇同志的指导,“自卫会”曾派人到武汉去备案。当时国民党的情况很复杂,在天津,有代表阎锡山系的天津电话局长张志歧,有代表两广地方实力派白崇禧、李宗仁系的刘绍襄。还有一些名教授与我们有联系。

  少奇同志是中央领导成员之一,在党内做出的贡献,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尊敬。我和他的接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从实际出发。他曾经和我谈到,反“左”要防右,反右要防“左”。他讲到,王明是个知识分子,教条主义,夸夸其谈,引经据典,“左”得要死,右也右得要死。又讲到陈独秀时代,我们也经过了。那时候湖南农民运动真是鼓舞人心,毛主席有很高的评价。但在农民运动中农会代替政权,有些地方受到右派对我们的攻击,中间派也有看法。戴高帽子游街,他曾经向国际代表提过。总结我们的历史教训,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比立三路线更“左”,所以白区工作损失较大,流毒较深,统治时间较长。他说,搞统一战线,国共分裂时容易出“左”,国共合作时容易出右。王明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提出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主席提出要独立自主。这是我在延安时少奇同志同我谈的。

  “七大”原定1944年4月开的,叫我赶到延安。我到延安后,见到少奇同志。他对我说:“‘七大’延期开了。你过去在莫斯科学习,环境不好。你到党校一部去学习,是个好机会。”他又同我讲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他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斗争,终于找到了党的领袖。任何人都要学习,但要学得像毛主席那样完全难一些,甚至学他万分之一也可以呵。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讲,要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要防“左”,也要防右,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后来要我参加山头座谈会。那时候,各个根据地各有各的作风,环境不同,历史情况不同,承认山头主义是为了克服山头主义。少奇同志说,一个新的单位和一个老的单位,分配东西时要先照顾新单位,因为它没有底子。他还举例子说,要学会做工作。他说,乡下老太太很会做工作,我们许多同志却不会。两个孩子打架了,有的不会做工作,就说你的孩子怎么打了我的孩子?结果弄得两家不和。会做工作的,就对自己的孩子说,你又惹祸了!这样两家团结了,也教育了孩子。少奇同志就是这样教育干部的。

  关于冀东暴动

  1938年4月间,少奇同志打电报叫我去延安汇报。5月下旬,我到了延安。汇报由洛甫主持,刘少奇、张浩同志参加了,康生也参加了。参加会议的就这么几个人,李大章是秘书长,也没让他参加会。我住在少奇同志那一排窑洞里,三个窑洞,一个是开会的,中间一个是少奇同志住的,右边那个窑洞我和李大章住。晚上谈得很晚,有时到外边散散步。我在少奇同志那里住了五六天。

  少奇同志听汇报后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你们起义的准备工作做得不错,情况分析得也不错,但是还不够系统。这对我启发很大。少奇同志分析冀东的情况时说,为什么华北各个根据地都发展起来了,没有叫你们马上暴动,也没有派主力部队去,过去来往的电报告诉过你们,就是要你们充分准备,就是毛主席说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他说,从战略意义上说,冀东不同于华北其他地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把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日本全部占领了东北就逐步往华北伸手,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冀东成立了“防共自治政府”,22个县。所以,冀东人民苦难深重,不堪忍受敌人的奴役、统治。少奇同志还说,冀东经过多次暴动,党组织有相当的基础。他指出,冀东又是交通要道,从东北入关,这是咽喉地带。这里物资丰富,有开滦煤矿,有金矿,有工业,是华北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敌人对冀东特别重视,把它看作是一块肥肉。少奇同志强调,冀东要有充分准备才能行动,否则暴动起来了,即使胜利了也不能巩固。中央决定建立以雾灵山(燕山山脉的一支)为中心的根据地是正确的。少奇同志还讲到,冀东的地主武装、保安队、伪警察,其成分是破产的农民,多数是基本群众,他们不是死心塌地投降日本人的,对这些人要好好地做争取工作。冀东的上层人物多数有抗日要求,冀东的商人很多,沿海各县乐亭和塘沽、大沽的大商人,在东北哈尔滨、大连、长春、营口等地开大粮店、大油坊、大百货店,大老财多是冀东人。日本占领东北后,他们扫地出门了。所以这些人有抗日要求。

  开滦煤矿的工人多次罢工,我写过一个报告。1940年或1941年,吴德和彭真一块去延安时也写过一个报告。在延安学习时,我在小组会上讲过开滦罢工。有一个剧本,就是写著名工人领袖节振国的,李伯钊找我谈过几次,后来不知是谁写的。当时的罢工策略是争取英国人同情,争取商人同情,利用英日矛盾打日本。

  冀东暴动前,王平陆组织了冀东抗日联军。北方局曾经派军事干部李润民、孔庆桐来冀东准备暴动。河北省委曾派人去和聂荣臻联系,曾派李楚离去和邓华联系。冀东暴动提出的行动纲领省委讨论过。

  关于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1930年6、7月间,我在莫斯科学习,和少奇同志接触过一个月左右。少奇同志是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没有副团长),成员有30人左右,其中两个女的。当时指定在列宁学院学习的四个学员为候补代表,其中我是代表粤汉铁路的,杨汉生是代表京汉铁路的,他是机器工人,蔡树藩是安源工人,余笃三是汉口码头工会的。我们四个人是候补代表。当时,我是列宁学院党内民族组的组长。

  开始,我在东方大学学习,头一年叫预备班,主要学俄文,准备第二年上正式课。这一年,苏联有个反托派斗争,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同托派斗争,闹得不安宁。那时还学点职工运动史、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很难懂,要通过翻译。第二年把我们并入中国大学。一到中国大学,我们这个班就反对陈绍禹。为什么反对陈绍禹呢?因为他认为我们这些人是大老粗,学什么政治,不如回去当兵还起点作用。我们火了,就要求回国。我们反对陈绍禹受到批评,还受到处分。1930年在清党时,清党委员会说,反陈绍禹就是反学校,反学校就是反党,给我们扣这个帽子。后来通过代表团把我们这个班26个人转到列宁学院学习。这个学院中央委员才能进去,我们啥也不是,所以开了个特别班,为中国党培养干部。我们在列宁学院一年,真正学到点东西,除了中东路事件后把我们调去做俘虏工作以外,能安心学习。董必武是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中国党的斗争史,再就是瞿秋白经常来作报告,他翻译的共产国际纲领曾念给我们听。

  我回国后,1931年任全国铁总党团书记。这一年5月7日在北平万牲园荷花池边上开了一个会,说顺直省委在天津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徐兰之叛变了。那时北方局书记是贺昌。接徐兰之当省委书记的是殷鉴(顺直省委改称河北省委),他被捕后就由我接他的工作。1931年12月,我被捕了,任省委书记半年左右。1931年间,省委不断遭破坏。


镜像:日本  教育网  科技网
E_mail:info@peopledaily.com.cn 新闻线索:rm@peopledaily.com.cn

人民日报简介 | 关于人民网 | 网站地图 | 帮助中心 | 广告服务 | 合作加盟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 ENGLISH  京ICP证000006号
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2002 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