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来到北方局
郭明秋

  刘少奇同志是1936年4月初到天津的。这个时间是少奇同志当面对我说过的。1959年秋的一天,我去东郊工人体育场看节目,我坐在主席台上后面几排,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坐在前排。中间休息时,在休息室里,我问过少奇同志:“你到底是什么时间到天津的?”他说:“(1936年)4月初呵!”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得很干脆。回到家里,我还告诉林枫同志。他还说我:“你不问些大事,问这个干什么。”目前对少奇同志到天津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法是2月份,有的说法是3月份。有人说少奇同志到天津时穿着皮衣,戴着皮帽,天气比较冷,因此认为是2、3月到的。我觉得少奇同志说的4月初是准确的。因为,4月初北平、天津的天气还是比较冷的。而少奇同志当时有胃病,吃得又少,身体很虚弱,衣服穿得多点,穿皮衣、戴皮帽并不稀奇。他又是从陕北出来的。他参加了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完会,已经是1936年初了,经过一个多月的旅途,到天津时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身上穿着的仍是出来时的那套衣服,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当时才19岁,4月份还穿毛衣、毛裤,阴天下雨还觉得冷,何况少奇同志身体那么虚弱。当然,我没有亲眼看到少奇同志到天津时的模样,但从当时的情况来判断,少奇同志4月初到天津是对的。还有,他从陕北那边来,路过北平,在“三·三一”抬棺游行之后才到达天津。和少奇同志一起到天津的,有他的爱人阿香(谢飞),还有一位姓徐的交通员,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大概记得是南方人。

  我和少奇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36年的5月间。少奇同志到天津后,住在法租界的一家包子铺的楼上。林枫同志经高文华同志派给少奇同志当秘书(不是北方局的秘书长)。他给少奇同志当秘书前,是天津市委书记。我是工作人员。当时,我在青年会办的一所女工夜校当教员。少奇同志来找林枫同志谈工作,都是在我去女工夜校教课时来。平常,我从女工夜校教课后,回到家里都是晚上了。可是,有一次下午,正好女工有事,夜校没上课,我就回家了。大概4点多钟我到家。一进门见到一个陌生客人和林枫同志站在小写字台旁边说着话,正准备告辞。这位陌生客人见到我,面容严肃地问林枫同志:“这是谁?”林枫同志对少奇同志说:“她就是那个小郭。”少奇同志又问:“干什么去了?”林枫同志回答说:“在女工夜校教课。”少奇同志说:“做秘密工作的同志不能兼做公开工作,两者应截然分开。以后她不要再去教课了,马上停止。”说罢,少奇同志撩起绸大褂,下楼走了。他走了以后,林枫同志对我说:“他是中央派的驻北方局代表。”以后我们就跟他一起工作了。当时我只知道少奇同志是中央驻北方局的代表。我问林枫同志:“应该怎么称呼他?”林枫同志说:“你就叫他老戴好了。”我又问:“哪个戴?”他说:“就是戴帽的戴。”我知道老戴就是少奇同志却是以后的事。

  起初,少奇同志同林枫同志谈工作,我是不能参加的。少奇同志每次来,我都到外面去放哨,等少奇同志走后,我还要出去巡视一会儿。在那次见面之后,有一天,少奇同志对林枫同志说:“以后凡是我们讨论政策性问题和思想性问题时,小郭也可以听听。”从此以后,我也旁听他们的谈话。9月的一天,少奇同志将一个密码本交给我,并且教我如何用法,从那以后,我给少奇同志当译电员了。

  我们在天津时,先住在松寿里1号,后搬到英租界长兴甲10号,后来搬到广东路福荫里一号。这个地址只有少奇同志和高文华同志知道。王稼祥同志到苏联去,路过天津就曾住在我们家里。

  1936年,少奇同志到北方以前,河北省委和北方局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高文华是书记,柯庆施是组织部长,李大章是宣传部长。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后,工作出现了大的起色。主要是少奇同志贯彻了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的正确路线,正确处理了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的关系,克服了原来北方局领导和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纠正了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端正了北方局党组织的思想。重新组建了北方局,组织部长是彭真同志,宣传部长是谁,我不清楚。在北方局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政治中心应放在天津还是放在北平问题上,大概记得内部曾有过争论。柯庆施、李大章等同志认为,天津是工业中心,我们仍然要搞工人运动。因此,主张少奇同志仍在天津。林枫同志认为,北平是政治中心,也是北方局辖区的地理中心,各地来找北方局和少奇同志汇报工作可以不要转车,交通方便,避免发生危险;天津工运的工作,可以留给天津市委去做。因此,主张北方局和少奇同志搬到北平。少奇同志同意林枫同志的意见。所以,少奇同志于1937年2月来到北平。

  林枫同志和我是1937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到北平的,任务是为少奇同志和北方局机关迁往北平打前站。我们住在砖塔胡同四眼井十号的一个小四合院里。房东是一位寡妇,带着一个小女孩。我们住在三间北屋里。记得我们才到几天,就是元宵节,房东送给我们一碗饺子。饺子是素馅的。可见这位邻居家境比较贫穷。林枫同志一边吃着饺子,一边说,我们以后要多买点肉包饺子,送给房东吃。当时我还穿着棉袍呢。在这之后不久,少奇同志来到北平。开始他住在一个旅馆里。这个旅馆大概是在司法部街三岔路口的路北,旁边有一家银行。我们到达北平的当天,林枫同志和张苏同志见过面,是商量给少奇同志办打保还是给他找房子,我就记不得了。住在旅馆环境不安静,工作也不方便。这样少奇同志于2月下旬就暂时住到我们家里。我们把较好的单间让给少奇同志住,过堂屋做吃饭的地方。少奇同志在我家住了半个月左右。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每天三顿饭,都是我给少奇同志做。我同林枫同志每人每月生活费十五块钱,两个人合计三十块钱。林枫同志每个月交我生活费。当时吃得很简单。少奇同志是南方人,平时煮些米饭,早晨吃油条、稀饭。他身体很弱,有胃病,不能吃硬的。我就给他做些软的东西吃。他特别喜欢吃腐乳肉。有时买些肉,煮一煮,然后切成片,加些腐乳一蒸,或者炒点肉片小白菜、扁豆等。少奇同志吃得很满意。他还对阿香说:“以后我们也自己做饭吃。”过的是当时北平一般市民的生活。一般是两个菜,有的是素的,他住了半个月左右没吃过鸡,就是吃点猪肉、羊肉,有挑担卖鱼的就买点鱼。少奇同志每顿饭只吃一小碗,身体瘦得很。少奇同志工作学习勤奋,习惯于夜间工作。工作时,烟抽得厉害。他抽的烟是比较便宜的“大前门”牌烟。我当时还给少奇同志买过“大前门”烟。3月间,少奇同志搬到鲍家街后面的寿俞柏胡同十七号住。这是个跨院,旁边三间北房,院子中间房前有一棵大槐树。少奇同志在鲍家街(后门寿俞柏胡同)住了一个多月。4月间,他同彭真,黄敬、李铁夫等同志到延安去,参加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党代表会议。

  少奇同志走后,我们通过电台同他保持联系,我是译电员。他走之前,互相订下密码和通报的名字。少奇同志仍然用胡服。林枫同志用“凌风”这个名字。他在大学工学院时的名字叫郑凌风,在南开上中学时叫郑伯乔,小学时叫郑永孝。他公开用何中敏或者何克敏,报户口就是用这个名字。“七七事变”前,形势紧张,少奇同志还没回来,林枫同志很焦急。6月中旬(我记得正是我5月28日生孩子后半个月左右,产后身体十分虚弱,译完电报我就昏过去,趴在桌上),林枫同志给少奇同志拍去一个电报,问:“何时归来?”少奇同志回电说:“会开完了,马上回去。”林枫同志收电后,高兴地说:“快回来了。”可是,过了几天仍不见少奇同志回来。面对“七七事变”前华北的紧张局势,林枫同志再给少奇同志去了一个电报。这次少奇同志没有回电,林枫同志估计少奇同志可能是在路上了。林枫同志怕失掉联系,常跑到阿香处打听消息。“七七事变”后,我们接到彭真同志从太原给林枫同志的信。来信说,北方局到延安开会的干部不回北平了,请通知北方局及平津的同志到太原集中,重新分配工作。这样,党组织即刻安排同志们撤离北平,分头移去太原、延安等地。北平沦陷后,8月5日第一次通车。过了一两天,大概是8月7日,林枫同志和我,还有阿香、孙绍光离开北平。事前,我还去通知杨秀峰同志的夫人孙文淑,告诉他们,我们就走了。我们到了天津,停留了几天,记得是在“八一三事变”后才离开天津。姚依林同志帮助我们买了太古洋行的船票。我们从天津坐船到烟台,改乘汽车到潍县,然后搭胶济铁路火车到济南,住了两天,又坐陇海路火车到潼关,因国民党兵占了渡口,等了三天过不去,又返回郑州,由郑州坐火车到石

  家庄再转到太原。到达太原已是8月下旬了。到了太原,我们住在正太饭店。在我们之前,少奇同志、彭真同志已经来到太原了,也住在正太饭店。这时,我们又见到少奇同志。不久,林枫同志根据北方局、少奇同志的指示,到山西省担任临时工委副书记(以后是山西省委书记)。我和其他几位带孩子的女同志于10月初和安子文(他是北方局派往临汾打前站的,筹备北方局迁移工作)到达临汾。安子文住下,我们前往延安。在延安参加了“十一·七”的俄国十月革命节活动。太原失守(11月8日)前夕,北方局机关搬到临汾去了。少奇同志这一段的活动情况可以找张稼夫同志、龚子荣同志、秦穆果同志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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