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少奇 
杨尚昆

  1937年5月,我参加了苏区党代会。苏区党代会后的白区工作会议,我只参加了两次。那时,少奇同志有一封信,是谈我们党的历史上一直“左”倾的问题。开完苏区党代会,就座谈这封信,我参加了两次。会是在陈云同志的窑洞开的,毛主席他们都到了。中心问题是讨论少奇那封信,讨论北方局的工作。苏区党代会时,还没有估计到敌人会这么快进攻。在开会时,已决定我去北方局工作,所以参加过这两次会,我就回到云阳交待工作。这两次会中有一次就谈到了薄一波同志他们的问题,说有一些同志关在北平,少奇建议中央尽快把他们保出来。主席问,有哪些人?他说有薄一波等人。我第一次知道薄一波等人的事,就是在那次会上。“文化大革命”中追问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我说是在这个会上。他们问,会议谁是头?我说第一个是毛主席。他们说不准讲,不准讲那就不讲,其他人可以讲,如张闻天等人。

  6月底,我到了云阳,少奇要等开完会在云阳和我会合,那时已经定了让我离开军队。到了云阳不久,我正在交待工作,就发生了七七事变。我们天天听中央社的广播,很着急,希望少奇同志赶快来。恰恰遇到大雨,公路不通。我记得是7月20日左右,少奇同志才一段一段地“爬”出了延安。所谓一段一段,是延安派几个车,西安派几个车。中间还走了一段,因为那时公路坏透了。

  到云阳住了两天,我就同他一起到西安。那时,北方局还有不少人在北平,有林枫(当时给少奇当秘书),还有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同志,如李昌、蒋南翔等人。除了北方局的同志,还有邓大姐在北平西山养病,化名李知凡太太。所以组织上决定要我一个人到北平,给了我一个地址,一箱子法币,让我找到林枫,带着他们撤退。我对北平根本不熟,就叫张苏送我。张苏当时是北方局同中央的政治交通。他那时在陕西省政府杜斌丞那里当一个不大不小的官。我去北平,少奇在西安等我。但我在7月23、4号走到保定就没法过去了。敌人大轰炸,长辛店的桥也炸断了,遍地是伤兵。没地方走了,只有回西安。这是7月底、8月初。

  北平没有联系上,林枫那时决定北方局撤退,经过天津、青岛到临汾,有的就到了太原。我听说在“文革”中,有人说林枫没得到中央同意就把北方局撤退了,是一条大罪状。也来问过我,我说,中央决定他们撤退,要我去通知没有通知到,林枫自己走了也不能说他非组织。实际上,邓大姐通过斯诺的关系早就走了。

  我这个任务没完成,回西安后,北方局决定搬到太原,我大概8月到太原。11月太原失守后,我们就搬到临汾。那时,是彭雪枫的八路军办事处掩护北方局。抗战没爆发时,中央就派了一个做阎锡山工作的机关驻太原,是秘密机关。现在彭雪枫不在了,在的还有张震,他给彭雪枫当参谋长,还有在国务院工作的李金德,是译电员。现在想起来的就这几个人。那时彭雪枫还没有结婚。太原失守前,周恩来同志、少奇同志在太原,我也在太原。彭真起初在太原,后决定成立晋察冀分局,他就去晋察冀了。还有朱瑞在太原,他那时是北方局的统战部长。后来,河南的张轸要办一个学校,就派他到那里去了,所以朱瑞在新乡有很多学生。

  太原失守,北方局搬到临汾,在临汾的帽儿刘村开始办学校。从那时起,少奇同志一直没有离开临汾。所谓办学校就是办学兵队,按少奇的意思,想办一个抗大分校,因平津、冀南许多知识分子都跑到山西来了。但为了和阎锡山搞统战,就办了一个名字很不像样的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学兵队。因为我们一办抗大分校,阎锡山就一个学生也捞不着了。后来,有很大一部分学生跑到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大学去了。这中间发生了张慕陶事件,就是学生反对托派,把张慕陶轰走了。

  学兵队上课是我去的,少奇在刘村办了一个党员训练班,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张瑞华(聂帅夫人)是一个,大概王从吾、马国瑞他们也住过一段。刘少奇同志那时主要工作是搞党训班。我那时公开工作是教学兵队,文人教游击战争,讲得“头头是道”。到了一二月份临汾失守,我们就到了吉县。那时我们有电台。中央来电报,叫少奇回延安。他回延安是那时回的,从此后他没回过山西。他走后,我带着北方局,有林枫、张友清、王达成,还有李大章等人到吕梁山,搬到了石楼。为什么到石楼呢?红军东征时,我在石楼县的义牒镇住过一个月。这是一个很大的镇子,有一些人我认得。那时和各方面的关系都断了,就搞一个张文昂的决死二纵队的工作。这期间中央来电要我们同阎红彦联系,那时石楼渡口是他守的。中央还有电报说,没有中央允许不准我们过河。我在那里呆着没有很多事,就抓到一个张文昂的韩钧,主要靠韩钧,我们把张文昂还看作党外人士。

  后来,我好像回过一次延安,向少奇汇报工作。我们约定,北方局实际在延安发号施令,因为我们同其他地区联系不上,要靠他联系,特别是对阎锡山的工作。那时,秋林会议还没有开,薄一波与阎锡山还没扯破脸,新旧军也没扯开。王世英在阎锡山那里有个办事处,其中还有一个人,是共产党叛变了的,开始我们不大相信他。他们主要由少奇同志直接指挥。记得那次回延安,我带了男男女女一二十个学生到组织部,女的有李昌的妻子,还有现在教育部的陶端予。然后我又回到吕梁山,这时一一五师已经分开,陈光旅驻孝义。我也到了孝义,在那里住到下半年,我们就回延安开六中全会。

  所以,我记得在太原失守后,少奇没有离开过山西。离开过一次是回去开会。洛川会议后,我同少奇、彭真在洪洞县的马牧村开过很大的会,传达洛川会议。但少奇去没去开洛川会议,我记不清楚了。

  六中全会决定北方局搬到太行山去,同八路军总部在一起。太原失守时,撤退匆匆忙忙,我们驻临汾,总部在马牧,后总部上了太行,我们到了黄河边上,没有会合。那次会议决定,北方局到太行,少奇不去了,中央代表也不做了。我就同邓小平同志一起,经西安到洛阳,再到太行。我第一回见到卫立煌,就是这次在洛阳。林枫带着北方局机关,不过一百多人。那时决定林枫留下当晋西南区党委书记,后来就合到晋西北去了。陈光旅南下山东,北方局就跟陈光过同蒲路,到太行山。

  我是同少奇一起从延安出来的,他去华中。还有林彪,他去苏联治病。我同少奇、小平到洛阳,见过卫立煌,少奇留下来,我同小平过黄河到阳城。阳城那时的军事负责人是唐天际,地委负责人是聂真。我到太行时,八路军总部在长治附近。长治是晋东南的中心城市,是戎子和的决死三纵队的地盘,董天知是三纵队的政治部主任。戎子和和董天知这时都被我们看作是统战人物。

  这样,我们到太行,少奇就到了竹沟,到彭雪枫那里去了。我记得是这么个经过,并没有少奇同志离开临汾,又回临汾的事情。

  从太原出来后,在临汾开了一个会,周恩来同志在。“文革”中我在临汾住了两年,还去找过周恩来同志住的地方,一个骡马大店,还在。当时少奇、恩来,好像还有朱瑞,都参加了会。那时恩来带了电台,同总部有联系,北方局同总部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在五台开了一个华北军分会会议。后来不是一个很大的案子吗?这个会议写了一本小册子,同毛主席说的主要是游击战争,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是相左的。小册子怎么说的,我记得不很清楚了。但据我所知,这本小册子是几个人讨论的,是任弼时同志写的。毛主席认为这是彭德怀的。这件事,在延安整风,特别是20天的华北座谈会时搞得最厉害。但这件事同我们没关系,我们在太原。起初,少奇、我、朱瑞有一段时间都在胡锡庵家里。他原来是共产党员,后来在阎锡山那里管兵工厂。他的弟弟就是胡锡奎,那时还不是党员。后来,我在杜心源家住了几天,少奇在武新宇家住了几天,我们分散住了。但我还是在胡锡庵家住的多,开会也在他家里开。八路军一到山西,我们就搬到成成中学,八路军办事处也在这里。这是程子华的母校,很有名,校长刘作富,解放后曾在教育部当副部长。他那时把学生都送到八路军去了,他也到了延安。成成中学是一个三进的院子,前面是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住中间一进,我和彭真,还有少奇住后面。所谓住,也就是住教室,房子很大,放一张床,正是落难时嘛!这时少奇也是中央代表,恩来经常见到阎锡山、卫立煌,每天回来总要同少奇和我谈谈情况,但那时我们同军事没关系。

  北方局到太原后,中心是牺盟会工作。牺盟会主要是薄一波、韩钧、牛荫冠、董天知负责,那时没有党组这个名称,反正是党员在管事。他们的会,一般少奇参加的多。还有山西工委的张友清,底下还有康永和,他那时在铁路工作。少奇不太公开出面,只见过一次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他在太原最好的饭店山西大饭店,公开对梁化之讲,我们是北方局,是来抗日的,不是来挖墙脚的。以后就没有同阎锡山有官方的接触。他那时中心是抓统一战线工作,我秘密地与山西工委接头。 慢慢地,我们在太原把河北的关系,就是马国瑞他们冀南的关系接上了。那时有个交通叫小刘,刘沛之,骑着自行车,山西、河北到处跑。那时在太原没有其他联系,主要的是做阎锡山的工作。八路军一到太原,曾经想把八路军同山西军政当局的合作公开化,搞一个统一的东西,搞战地动员委员会。程子华、邓小平、续范亭等都在里面工作过。还有阎锡山的亲信参加,好像是在汾阳办公。战地动员委员会做过不少工作,宣传抗日,同时扩大红军,扩大抗日军队。前后大约扩大了六七千人,因为这个组织是阎锡山同意,共产党与阎锡山共同搞的,动员的新兵不能统统给八路军,就分了一部分给阎锡山。“文革”中说这是帮助阎锡山扩大队伍,薄一波就属于了“内奸”。这一段时间很短,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新一旅,续范亭当旅长,他是左派。山西有两帮,晋北帮和晋南帮,阎锡山是晋北帮的,晋南帮都反对阎锡山,续范亭是晋南的。这个人有名就是因为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但没死。 如果概括起来说,当时我们第一是推动阎锡山抗日,第二是发动群众,运用阎锡山的口号,像“守土抗战”、“合理负担”、“有钱出钱”等。很多工作是靠林枫做的,他收罗跑到太原的学生。那时许多人到太原,满街是学生,其中也有难民。太原当时是中心,因为从北平跑到这里很容易。公开做工作的是彭雪枫。薄一波他们的牺盟会办了训练班,各县也有牺盟会。八路军到太原后,彭雪枫就以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在训练班讲了几次课,讲红军的性质,很受欢迎。周恩来对阎锡山的高级将领训过几次话,不知训什么,无非是讲抗战。那时,蒋介石派了黄绍竑阎锡山那里,卫立煌在忻口指挥作战,后方同阎锡山打交道的是黄绍竑,他下面还有一些人。恩来隔一两天就要讲一次话。这时张慕陶还在阎锡山那里当高参,这个人很坏。他想见恩来,恩来没有见。有一次,他闯到胡锡庵家里(他同胡也 很熟),我们正在开会。他不认得我,也不认得朱瑞,但认得少奇同志。正好是夏天,门口挂了一个竹帘,外面看不见里面,我就迎到竹帘外面,他在上房呆了一会儿走了。见面不好讲话啊! 那时,少奇同志有个比较固定的观念,就是利用阎锡山旧政权摧毁时,我们要在各县建立新政权。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叫《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就是讲不承认阎锡山政权,改造旧政权,八路军所到之处要成立自己的政权。后来大家妥协了,认为最好利用牺盟会。以后阎锡山的各县县长基本上是牺盟会的特派员,其中百分之八十是中共党员。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吃粮食都是共产党员县长“偷”出来的,粮食要交给阎锡山一部分,也“偷”一部分。这当然很不方便。新旧军事变后,这就没问题了。应该说,一波在阎锡山问题上是做得成功的,在阎锡山最怀疑他的时候,最后一次秋林会议他还是参加了,阎锡山拿他也没有办法,不能抓他。新军主力四个纵队,薄一波的一纵队是主力。二纵队韩钧,三纵队董天知,四纵雷任民。四个纵队没剩下多少人,成器的还是薄一波,他对阎锡山应付得很好,有段时间,大权在他手里。

  阎锡山为什么要成立新军呢?他想通过薄一波这批人把他的军队改造一下。少奇那时在太原,对薄一波谈,要他们几个人搞武装,因为有枪。山西那时招兵很容易,没有饭吃嘛!很快成立了四个纵队。八路军派了一些干部,经我手的有八九个,一波拿走了一大半,大概七个。一纵队去的人多,大都去当营级干部。北方局到临汾后,更乱了,河北、山东的关系断了。所以,少奇一到临汾,就提出赶快建立交通。那时有个很大的问题,八路军所到之地,地下党员应马上同八路军结合起来,但有一段没有结合。八路军有电台,我们没有,要靠人跑。少奇同志很注意交通,特别是秘密交通。在临汾时,他就要把北方局同延安的交通建立起来。在他的提议下,北方局的交通局建立起来,局长是郑士元。

  北方局在太行山还在沁县开过一个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大会,“文革”中这也成了罪状。但这是中央同意了的,在汪精卫叛变之后,开拥蒋反汪大会。朱总司令也去讲话了,不是哪一个人决定的。

  后来有人说,少奇主张一切服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没有这回事。在桥儿沟开会时,正是少奇批评这个口号。这个口号版权是王明的。那时毛主席对北方局有点意见,是有一段北方局与长江局关系比较密切,因为交通方便,蒋南翔等人也由北方局分配到南方去了。但后来少奇一直同主席合作得很好,这也就不成问题了。华北工作座谈会时批评彭老总,也没有提这个问题。所以,那时也有一点疙瘩的,各有各的处境嘛!“文革”中我被放逐到临汾,还到帽儿刘村看了看,变了样了。那时是一个很大的村子,北方局住在这里,彭雪枫也住在这里,学兵队整个在这里。学兵队的大队长何以祥现在南京军区当顾问。我多少年没找到他,去年在上海见到了他。我们在临汾时,我是北方局书记,组织部长是林枫,宣传部长是李大章,统战部长是张友清。后来林枫走了。北方局到了晋察冀以后,组织部长是刘锡五。还有王达成,山西人,当时在宣传部工作。百团大战时,北方局好几个重要干部牺牲了。我那时回延安了。如果我在,可能逃出来,也可能逃不出来。关于这一段,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按照你们提问题的顺序讲。1930年到1931年,少奇同志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这以前,我不认得少奇。那时我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念书,他那个代表团有多少人我想不起来,比较有名的我记得有陈郁,好像还有梁广,还有几个上海的工人。我从莫斯科回上海工作时曾找过一个叫阿金的女同志(名字不记得了),她是丝厂工人。还有一个女同志小红(戴重远)。四中全会后,阿金就脱离了,她是受了张金保的影响。说到张金保,那是个好人,这没问题,但她参加了罗章龙的非常委员会,是中央委员、女工部长。她写的那个东西我看了,我一想,算了吧,是老大姐了。代表团大概二三十个人,我记不清了。有几个人在代表团工作,我一个,殷鉴一个。殷鉴是所谓“六十一人”之一,是很好的同志,当过武汉一个邮局的拣信生。一波同志很佩服他,殷鉴是他们在监狱时的支部书记。后来被保出狱,据一波讲,去洗澡时滑倒了,骨折,那个时候也没办法治,死掉了。

  少奇在那里开会,那个国际会议实际没意思,没有同声传译,话也听不懂。那次是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后开的职工国际会,最迟到会的是德国代表团,他们厉害得很,台尔曼总书记带队,排成一队进会场,都有制服的,像希特勒的衣服,不过是黄色的,带红袖章,叫红色战线嘛!一见面是这么敬礼(做手势)。他们是竞选总统的。简直像明天就能夺取德国政权。苏联也捧德国,其他的党当然不重要,日本党比中国地位高些,片山潜还在,他参加了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的会议。我和殷鉴懂俄文,少奇常对我们讲,会上这些人讲话听不懂。会议也不发材料,去要材料,偶尔给一份也看不懂,常常要我们连夜翻译,翻也看不懂。所以,那个会没意思,是凑热闹。热闹的是欧洲党,特别是德国党,台尔曼在台上讲话,他们代表团的几十个人统统上去,排成一排,像群众大会。

  会后,少奇被选为职工国际执委,执委一共有二三十人。这一段,少奇同苏联搞得不痛快。那时,职工国际的负责人是罗尔诺夫斯基,这人是老布尔什维克,卫国战争时当过一段时间发言人。那完全是大国主义,他的意见不能反对。当时什么问题争论最激烈?是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怎么结合的问题。少奇主张,公开工作掩护秘密工作,两者结合进行。职工国际的路线叫赤色反对派,这是德国的经验,德国共产党在黄色工会中搞赤色反对派,公开打旗帜对抗,法国也这样,我们在上海也搞过。少奇不赞成这个办法,认为应钻进去工作,利用黄色工会的外衣做我们的工作。争论得很厉害,职工国际搞了个决议案,这可以查到,少奇就写了个修正案,是他自己的意见。少奇写了这个东西,是另一个人翻的,忘了叫什么了,他俄文比我们好。还有一个后来当特务的曾秀夫,就是那个小张,后来到北京来,“文革”中就说我里通外国。他那时还是小娃娃。少奇还没有对他们的修正案作说明,罗尔诺夫斯基就说刘少奇同志“反提纲”。当时在苏联,习惯用语反什么东西很了不得,第一反对派,第二反决议,第三反提纲,这都是敌我矛盾。所以对少奇不“感冒”,认为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是职工国际封他的。那时少奇很不高兴,有时连会也不到。还有几次因为其他事情同罗尔诺夫斯基搞得不愉快,拉美国家有几个代表对生活问题提了意见,无非嫌照顾得不好。罗尔诺夫斯基就来了一篇,说你们是什么国家的工人代表,工人派你们到苏联来,不是叫你们来反官僚主义的,是让你们学习苏联的,苏联工人是你们的老师。少奇听了这话不高兴,出来顶几句,两人搞得很尴尬。少奇本来在国际楼上有个办公室,起初还去,但没事做,无非是叫我们念念报纸,后来根本就不去了。四中全会后,李立三到国际,受了批判。少奇就让立三到职工国际去参加会,他自己就不去了。职工国际批判的东西,当然共产国际也知道了。所以,少奇1932年一回到上海,国际给他戴的帽子中央马上都知道了,博古、洛甫甚至康生都知道他是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他回上海是我接的。我们在莫斯科分手时,曾约了一个地方,他说我什么时候到上海,给你一封信。少奇做秘密工作有他自己的一套风格。周恩来同志他们有危险就在高级旅馆住一晚上,少奇就进医院,进最便宜的私人医院,说有胃病。私人医院当然是你治病,我赚钱。陈云在上海没被捕过,他从不锁门,二房东要串门就串,反正这么回事,他又会讲上海话。各有特点,少奇这个办法是聪明的,但要有点钱。

  少奇回来后,很快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我回国时,全总的头子是张国焘,我同他一起工作过,我一个,他一个,还有罗登贤。我离开以后是卢福坦,山东人,是一个工人。向忠发事件后,卢福坦到中央当头,很快也叛变了。卢福坦以后是刘少奇。这时我们已不在一起了。张国焘走后不久,我就到了上海总工会。上总饶漱石是组织部长,我是党团书记,我一直叫饶漱石小饶小饶的,在延安时叫了他一次小饶,差点得罪了他。我后来从上海调到江苏省委。江苏省委现在还有一个人,孔原,他是组织部长,头是王云程,以后叛变了。一·二八事变时上海大罢工不是少奇领导的,他没有参加,是江苏省委领导的,实际是我在那里搞。我那时搞两件事,一是内外棉十三厂(日本资本的)的大罢工,这实际不是了不起的发动,因为同日本打起来了,群众有爱国心,无非把群众组织起来。另外我领导了一个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罢工是秘密的,核心分子现在都死掉了。反日救国会是半公开的,在上海老戈登路租了一座三层楼的房子办公,有黄洛锋、李葆华(那时叫老杨)。他们是一·二八以后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当时还有点间接关系的是孙冶方,他在孙夫人那里做地下工作,曾到我们的办事处来接过一次头。孙夫人还捐了几千块钱,他们不敢接,我说那怕什么,接,还要登报。后来在报上登了个启事感谢她。接了还了得?那是妥协,当时已开始认为第三势力比国民党还要坏,而宋庆龄是被看作第三势力。淞沪协定后,我们要坚持罢工,但已坚持不下去了。少奇召集我们开了一次会,我也去了,他说要复工,不复工脱离群众。整个罢工他没参加,但这个点子是他出的。那时说罢工可以,复工的决心是不好下的。说句公道话,少奇那时也不是总主张隐蔽起来的,也主张要冲杀一点,但不是大的。要积极罢工的是饶漱石,这个人鬼点子很多。他的罢工怎么罢呢?那时大工厂我们去不了,主要是印刷厂,小的纱厂,两三个车间,有几个赤色工会会员,约好了关车,喊几声“罢工”“罢工”,就行了。饶漱石搞的就是这么一套。有些是不应搞的,如朱学范的邮电工会,当时与秘密党已有关系了,是最大的黄色工会。我们那时不会做工作,就是红色反对派,一进去就挖人家墙脚,对立起来。前几年朱学范在广东还对我说这事,说他那时非常头疼,不知该怎么办。其实,利用他那个黄色工会很可以办点事。他们是高级职员,是有点薪水的,而且一般是在帝国主义办的企业里,是铁饭碗。诸如此类的还有上海法租界的电车公司,也有一个很大的黄色工会,陈云同志很熟悉。这是个流氓控制的,叫罗金世,是杜月笙的第二辈,这个人同我们也有联系。

  那时,我们做黄色工会工作,第一,是把它搞出来,把它变红。第二,如果不行,就搞垮它。明知道罢工不行,也要罢。积极分子被开除了也是胜利,伟大胜利,因为扩大了影响。毛主席在延安时讲,教条主义比猪还蠢,猪碰墙还回头,但教条主义碰了这么多年也不回头。少奇从总的讲,思想上是反“左”的,要积蓄力量。但还有点残余,想一个小厂罢一下也影响不了什么,罢一下也可以。但罢的结果没有好结果。刚才讲的内外棉十三厂的罢工最后也很惨,暴露了我们的关系,工厂把他们开除了,党也无法救济,有的转厂,有的回农村去了。所以上海工人当时有句话,说小搞小闹不行,要搞就搞大的。立三就把这当成群众的主要情绪,从“积极”方面去理解,他主张暴动。他说,工人说小的不能干,大的可以来。实际上人家意思是你这一套不行,要搞就全国一起搞,胜利了还可以。

  少奇同志在职工国际作了一个报告,讲一般的情况,后来好像在职工国际一个刊物上写了一篇文章,现在查不到了。起初他的情绪很高,但后来碰了几个钉子,特别是同罗尔诺夫斯基搞得不好,那时他又有病,弄得很不痛快。那时,殷鉴在代表团当秘书长,我当副秘书长,常在少奇身边,跟着他转。那时每个国家都要作报告,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也记不清了。那时,我们同日本代表团住在一个旅馆,有一个文艺家,后来曾在北京住过好多天,当时我就认得,现在记不起名字了。

  少奇同志在上海撤职的情况我不清楚。他的帽子是从国际带回来的,当时他已有了反“左”的明确观念,当然为中央不容。他离开后,工作交给了康生。陈云是在康生以前,在一·二八罢工时,陈云就在中央,我那时就找陈云接头。一·二八以后,陈云交给我一项任务,做失业工人的工作。这糟糕了,我又不是上海人,到哪儿去找失业工人?我同黄平一起做这件事,当时失业工人泡茶馆,我们也到茶馆里泡了两天,根本说不上话。陈云以后是康生,他“左”得要死,当时主要搞特科。“文革”中,有人说特科是康生创始的,他创个鬼呀!特科是周恩来同志创造的,是好几代了。顾顺章叛变了,周恩来同志才叫他搞,因为他在上海搞得久。

  少奇到中央苏区后,不受重用,他管苏区工会,不和中央住在一起,有时开会才来。这时我同他没多少联系,他搞他的,我搞我的,交通也不便。应该说,他早就有一定明确的思想,但说他一有思想就马上都总结出来,也不是事实。陈云同志也不受重用,长征前叫他搞兵工厂,造手榴弹,翻造子弹。那时打仗士兵是要把子弹壳交回的,交了再翻造。翻造后打出一百来米就掉到地上了。

  长征这一段是这样的:遵义会议以后,四渡赤水,四渡赤水的正确我不去讲了,没有这个大迂回,就摆脱不了敌人。但当时队伍的情绪很不好,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停地走路,不分白天晚上,不管下雨,而恰恰下大雨,我们都在雨中晚上行军。应当说这也帮助了我们,敌人的飞机侦察不到了。那时军队也不像现在,什么事情都要讲清楚,开个高级干部会,根本没这事。我在军团工作,知道一些,但也不知道要四渡,四渡谁也没想到,这是毛主席的运筹。二渡赤水,打了遵义,大家都很高兴,可又要跑,部队可拖苦了,干部战士直骂娘。后来会理会议,林彪就出头反对毛主席。

  当时三军团思想也很混乱,三军团有几个爱讲话的人,咱们黄老黄克诚就是一个。毛主席批评说,上至中央下至支部,他都有意见。当然有的意见是对的。另外,队伍总挤在一起走,也发生问题。比如这条路,你的部队在两个钟头前通过,我的部队来了就顺当。但一下雨,你停下来,等我来了,你还没有走。不只一军团、三军团骂娘,军团内部、军团之间也骂,士气不高,很涣散。我听说中央闻天同志也悲观,要求离开军队到白区去。恰恰这时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病了,少奇被派到三军团当政治部主任。这是遵义会议以后、会理会议以前。他来后,接触了一些团级干部,这些干部也不知道少奇同志的根底,话讲得很难听。黄克诚,还有彭雪枫也是敢讲话的,那时又没现在这么森严,中央也敢骂。少奇觉得这不好办,他确实做了很多工作,维护遵义会议后的中央。他写了电报报告中央,这样与彭德怀有了冲突。

  彭德怀也是一肚子牢骚,通过贵阳时他的牢骚最大。当时,军委命令三军团派两个团堵住贵阳两条大路,掩护整个部队通过24小时。结果24小时根本没通过,搞了三天。幸好蒋介石没多少队伍,贵阳是空的。另外行军碰到中央的队伍抬担架,一下雨,担架不走了,天一亮,发现前面队伍已走出几十里,中间只有两副担架。那时彭德怀是一个主力,林彪是一个主力,但彭德怀没有敢叫毛主席下台。我那时负了伤,是一个小分队抬着我,同他们是脱离的。林彪叫主席下台时,曾打电话给彭德怀,叫彭出来指挥。据彭德怀讲,没有这件事。华北座谈会也兜这件事。后来彭德怀想起来,确有一个电话,林彪说了一下,叫他出来指挥。彭德怀当时说,你简直胡闹。他们两个也是不服的,彭德怀认为林彪不能打仗。当然也不完全对。林彪经常讲彭老总霸蛮。他们的性格也不一样,林彪像个书生,彭老总上了战场像个张飞,见到不顺眼的就骂。我到三军团当政委,说你这个司令员这么骂人还得了?确实是这样,他很有威望,大家怕他,也尊敬他。当指挥员没有这一点也不行。我常讲,彭老总一打仗,三个师摆开了,军团司令部的电话一架,问,第四师你阵地在哪里?回答是离军团四五里,在后面。师长赶紧撤电话,往前走。彭老总就是这么一种人,所以说他和林彪是一种人不对,说他对毛主席满意也不是。他同毛泽东历史上有争论。那时我们都叫老毛老毛的,不是后来这样。

  当时,少奇应该说是正确的,向中央反映了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军团干部,包括袁国平,还有我都不愿向上反映,反映没好处,也解决不了问题,而少奇认为问题严重。他写电报叫彭德怀签字,彭不签,说你报告你的,我不管。这样,在会理会议上,彭德怀受了批评,三个军团都受了批评。林彪那时马马虎虎,就那么回事。他要与毛主席脱离的想法,在红军东征前还有,这个我清楚,他就不愿意东征,说毛泽东你去山西,我留下,我搞我的。少奇那时起了很好的作用。

  少奇在三军团时间很短,我记得是过了金沙江以后来的,会理会议后不久,到了藏民区就回去了。

  遵义会议,李卓然和少奇不在一起。电报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一起,是一份电报同时发两个台,过去的电报都是“林聂”啊、“彭杨”啊。也可能少奇在五军团待过一段,时间很短。但八军团肯定没到过。因为过湘江时,八军团被切断了,被消灭了。不然红军八万人出来,一过湘江只剩三万人。三军团过湘江时也被切断一个团。如果说少奇去过八军团,也可能是在一起走了一段。

  毛儿盖会议前,我们同四方面军一部分部队会合。到了藏民区,要筹粮。这时少奇已回中央了。我们三军团住在一个叫黑水芦花的寨子,中央离我们十几里路,住在则格。中央组织了一个筹粮委员会,主任是刘少奇,副主任一方面军是我,四方面军是曾传六,是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

  长征后,少奇搞过一段工会,不久就到天津去了,是周大鹏掩护他走的。陈云比他走得更早,在会理会议后不久,在四川的宝兴、天全一带就走了。廖志高就在那里参加红军的。

  “文革”中,我看报纸,看到有人揭发少奇,说他在上海穿长袍,戴礼帽,请娘姨。我一看就知道是康生污蔑的。我们做地下工作都戴礼帽,也都请娘姨。还说少奇住得多么阔气。我去过,一个五金店的楼上,很不像样。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少奇生活很简单,从太原到临汾,他胃病很厉害,每天只吃两茶缸萝卜,放点肉末。现在还有个彭德知道,他那时是北方局译电员。

  问题就谈到这里。有些事情,确实时间太长了。


镜像:日本  教育网  科技网
E_mail:info@peopledaily.com.cn 新闻线索:rm@peopledaily.com.cn

人民日报简介 | 关于人民网 | 网站地图 | 帮助中心 | 广告服务 | 合作加盟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 ENGLISH  京ICP证000006号
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2002 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