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08月12日15:37


书摘:1993年:朱镕基铁腕止“通胀”
凌志军

  “三年‘治理整顿’中那种低速徘徊的疲软之风,已荡然无存”,中国新闻社的一位记者这样说。看来情况真是这样。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候,大干快上的气氛不容置疑。李鹏得以连任总理,政府的经济方针改弦更张了。不再让大家“过紧日子”,而是要求“加快改革扩大开放”。 

  《宪法》在五年前已经修改过,但现在大家觉得有必要再次修正。两千多个代表一表决,就在《宪法》里加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把“实行计划经济”改成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农村人民公社”改成了“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又说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些话在今天听了就像一碗白开水,可在当时都是了不起的,都是第一代领导人不想做、第二代领导人不敢做的事。可是说老实话,这里面的价值,与其说是法律的,不如说是政治的。就眼前来说,它对全国的影响就变成了加快改革加快建设的激情。“宪法大还是改革大?”在广东出版的《粤港信息报》这样问道。它的一篇评论里面说:“连宪法都不能阻止改革,还有谁能阻止呢?” 

  但是分歧还是越来越大。4月1日,中央政府的领导者放下人民大会堂里的代表,把省长们统统召到中南海里来,说是通报经济形势,请求大家“积极、正确、全面地领会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既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所有人都能听出弦外之音。于是大家都开始各说各话。广东的说:“就全省来看,我们并不热。”福建的说:“连广东都不热,我们更不热。”江苏的说:“我们只有个别城市的速度较快,但那主要是由于外资的进入。”言外之意,这速度和你中南海说的不是一回事。海南省长摆出环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根本不说自己“热”还是“不热”。广西说,“我们是刚刚开始”。江西说:“我们这里连温度都没有。”这意思是说,他们是冰天雪地,何热之有?至于西部地区的那些省,甘肃、宁夏、新疆、陕西……都说自己正被甩得更远,追还追不上呢!大家都说1993年一定是“大干快上的一年”,应该比1992年有更大作为。这些人来自东西南北,统辖一方百姓,现在个个摩拳擦掌,根本不顾中南海说什么,只等会议结束,杀将回去,给已经燃烧的熊熊大火再浇上一盆油。 

  今日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浮躁,有如昔日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意识形态。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给钱,他们忽然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弄到钱:到银行去,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每个城市银行里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自然惟命是从。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而出,就像流水从决了口的大坝一泻千里,恣意汪洋,怎么也挡不住。4月份统计局发布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这就再次证明,大多数人都把中南海的劝告当成了耳边风。在商品市场上,通货膨胀真的卷土重来了: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百分之十七,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百分之四十,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自从1988年以来,人们再次萌发抢购商品的冲动,贮存美元、黄金和优质耐用消费品的现象日益普遍。看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的专家也开始坐立不安,赶快写出报告,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世界银行的警告是在1993年5月发出的。只要说出一件事情,就可以知道这不是无病呻吟。有个姓李的湖南人,公开身份是某县物资局的干部,其实是个胆大妄为、机变百出的骗子。此人有一天忽然豪气大发,提出公款一百万元,又在银行透支一千万元,杀奔深圳,一举买下十五万股“苏三山”以及其他若干股票,又跑到北海市街头小摊刻了一枚印章,上面是“正大置业公司”,接着回师湖南株洲,找了一个周末跑到县邮电局,向深圳和海南的报纸发出传真,说“正大置业”已将“苏三山”百分之五股本收归自己账上,总计二百五十万三千三百股,又把那假印盖上。编辑看了印章,也不证实,就把消息发表了。可以想像后来发生的事情:星期一,“苏三山”大涨百分之四十,有两千万股换了主人,这姓李的乘机抛出,大赚一笔。两周以后,东窗事发,李被捉进监狱里去。可是成千上万跟着买进的人全都倒了霉,他们不仅把一亿两千万元套在“苏三山”上,而且过了很多年还不知道这姓李的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他是否犯法,是否被定罪判刑。这种事情即使在那个混乱的时候也是属于极端,毕竟少有,但是其中包含的所有要素:人的发财欲望和想像力、公款和银行里的钱就像自家的、欺骗、轻信、操纵媒体、追赶风潮、制度与道德全都没有约束力、法律也无可奈何……凡此种种,在整个90年代都有代表性,而在1993年5月的“苏三山”事件中,不过是个开头。 

  老实说,这局面让中央政府尴尬,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再次面临挑战。中央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中,副总理朱镕基显示了高超的领导才能。朱镕基拥有十足个性,头脑敏捷、行事专断、疾恶如仇、幽默而富有人情味、藐视强者而同情弱者,这一切都是官员中间极为罕有的品格。1993年他六十三岁,仍旧保持着超群的记忆——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后近三十位。他是中南海的高级领导人中惟一给自己定下“三不”规矩的人:不受礼、不剪彩、不题词。一个外国记者研究了他的所有照片后,说他不会笑。一个中国记者多次听了他的讲话后,说他“有四敢:敢说,敢干,敢怒,敢爱”。全世界的媒体都开始注意这位副总理,有个人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忍不拔之人莫能过也。能越过这个跨度的仅此一人。”不过,我们还是宁愿把他看作时代的产物。如果不是遇上邓小平那样的人,如果不是遇上90年代初期那种经济萎靡的局面,这个人也许会在地方官员的位置上终其一生。又有人对他大加赞誉,说他是“处理棘手经济问题的行家里手”,还说他是“铁腕”。其实,任何一个熟悉中国领导体制的人都能想像,如果没有总书记江泽民的支持,他是不可能坐在副总理的位子上像总理那样发号施令的。 

  应当说,江泽民与朱镕基联手应对大局,是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朱镕基昼夜苦干,周末也没有停下来,到星期一,完成了他的报告。而他们也真的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股份制公司挂牌上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百分之二十;重新审查开发区;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如此等等。党的方针具有如此鲜明的个性,实属罕有,一看就知是出自朱的手笔,但是可以肯定他得到了江泽民的支持。6月24日,这些办法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全国执行,成为震撼全国的“十六条”。这还不算,副总理又接连发出了七个指示,把国务院的十个督察组派到二十个省区(后来又嫌不够,再增加七个省)。“督察”的意思,就是监督和检察,其成员不仅仅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部门,也包括专司人事和党纪的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此同时,内外舆论一致呼吁,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保证中央政府政令畅行。这种将经济与党纪联系在一起的办法,让那些地方的官员不敢放胆胡来。 

  真正富有“朱镕基品格”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发放出去的贷款都收回来。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位之时,国务院颁发七次指示,予以约束,都不管用,也不知道是行长不买副总理的账,还是所有银行都不买这位行长的账。朱镕基在无奈之中,改而采取组织的整饬,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免了原行长的职。司法部门也迅速介入进来,先是拘留了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行长赵金荣和副科长刘淑红。4月1日,也即中南海向省长们通报经济局面的那一天,这两个人连续开出二百份备用信用证,总金额为一百亿美元,拱手交给两个在美国纽约注册公司的骗子。还有一个名叫沈太福的中年人,到处张扬如果有人把钱借给他,他可以支付“年息百分之二十四”,转眼间就有十万人交给他十亿元。沈自己贪污二百万,还有若干行贿党政官员和党报记者的事实。牵涉到这个案子里去的人可真不少,一律从严惩处。其中官位最高者名叫李效时,是国家科委副主任,受贿五万二千元,被判二十年徒刑。沈太福这个人,既搅乱金融秩序又腐蚀党的干部,惹得朱镕基大发雷霆,更是不能放过,经过一番严厉审判,就被枪毙了。 

  这是“杀鸡给猴看”,“猴子”就是那些肆无忌惮的银行官员。7月份,朱镕基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身份,把属下银行的主持者都召到北京,命令他们在四十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他伸出手来,点着那些银行官员的鼻子道;“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的。”说到最后,他高叫一声“同志们”。在听了那么多刺耳的话以后,大家还能听到他说“同志”,反倒吓一跳,谁也不敢走神,就听他接着说:“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们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则。” 

  他停下来,示意大家可以走了。目瞪口呆的行长们连道别的话也忘了说,忐忑离去。所有银行里的电话交换台当即忙得不可开交,铃声响个不断,都是找自己的客户催着还钱的,仿佛当初忙着往外借钱一样。营业厅里又排起长龙,不同的是,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里面送钱的——不是储蓄就是还债。也有来说情的,要银行通融,把债务延期,可是银行这次一点都不讲情面,他们说:“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头砍了。” 

  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朱镕基被银行的大小官员叫作“老板”了。共产党的领袖被属下叫作“老板”,这可是头一回。现在,整天胆战心惊的可不光是国务院里的官员了,还有银行的官员。可是看到那些放债的和欠债的全都老实起来,这些人挺受鼓舞,于是把网撒得更大:把过去一年里拆借资金的所有人名都列出来了。网也收得更紧了:谁要是不还钱,就别想再做生意。银行是“见钱就收”,只要你的货款一进账户,立即被银行划走。到7月底,就把拆借资金收回三百三十二亿元,还增加了四百零五亿元的储蓄。银行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了。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厚着脸皮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启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的官员们也松了一口气,连连说,“十六点计划的初步成果令人鼓舞。” 

  (摘自《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定价:25.00元)

  《书摘》

(责任编辑:张爱敬)
先睹为快——《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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