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鉴易知录(多册)/中华书局/32开/1996-06/113元

    使我终身受益的有两部书，一部是《鲁迅全集》，一部是《纲鉴易知录》。 

    我是从上海复旦大学的许有成先生处得到《鲁迅全集》的，确切地说，是收录了鲁迅杂文的那几卷《鲁迅全集》。说来也是缘分，我没有上大学的幸运，更不要说复旦大学，与许先生素不相识。许先生与我通信半年后，来信说很想见见我，希望我春节回绍兴老家探亲时顺便到上海一趟，路费不能报销部分由他负担。我去了，就住在许先生家。在我眼里，这是一个大知识分子的家，有很多很多的书，但许先生绝没有大知识分子的架子。他与我谈得很多，自然也谈到鲁迅，希望我能读一点鲁迅的书。但那时很难看到正式出版的鲁迅著作，据说是“注释有问题”，于是，从他家背走的也就是那几卷《鲁迅全集》，算是借用。 

    我下放在闽东沿海的一个公社，那时才二十出头，白天与农民一起劳动，晚上还去生产队办政治夜校，回来后再“挑灯夜战”，看书学习。鲁迅杂文是在这期间读的。因为不懂得这些文章的背景，不懂得当时文坛的整体格局，也不知道文章中提到的那些人的生平及其与作者的关系，碰到一些陌生的人名或引号里面的话，都要去找出处，找注释，拦路虎很多。读了五六遍之后，方能大致弄清文章的意思和脉络，体会到其妙处所在，这才动手写下读书笔记。就这样，一篇短短的杂文，通常都要读上好几遍。当然，随着积累的增多，读到后面，进度也随之加快。等到1972年10月调回福州前，我将几本笔记本装订成一部16开的“书”，请福州大学下放的张祖基先生在封面和书脊上写下《鲁迅杂文学习札记》八个大字，封面封底都是裱了牛皮纸的纸板，书脊还漆上了清油。虽然几经搬迁，这本读书笔记，我至今尚保留着。 

    让我终生受益的另一部书是《纲鉴易知录》，是原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陈德峰先生送的。与他相识，也是一种缘分。早在1984年，《福建日报》的理论处长沙庆先生对我说，老陈在《福建日报》工作时，对你的杂文很感兴趣，你何不找找他，出一个集子。我真的找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这也是一个没有架子的长者。1988年后，我的工作单位与出版局在一个院子里，他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得空时就去他家闲聊。有一次，他突然说，我想送你一部书，这书或许对你有用。说着就从书架上搬下这部总共八卷的史书。老陈说，这部书的好处在于要而不繁，而且每一个掌故或史实边上都有批注。恭敬不如从命，我丝毫没有推托，拿回家一看，方知《纲鉴易知录》在清康熙年间编纂成书，主编吴成权还是绍兴（当时称为山阴）人。老陈在上面时有圈圈点点，可见是他自己读过的书。 

    书既已为我所有，不会再有那么多的讲究，直接在书上划下蓝条条红杠杠，或在书四周写上眉批。比较有感想的东西，用卡片摘下，没有再作读书笔记。《纲鉴易知录》不是纪传体的，却吸取了纪传体史书中的不少东西，既能见历史演变之大概，又有许多具体生动的细节可作后人之借鉴。尽管这套书有比较明显的儒家色彩，有些地方也略显粗糙，而且只编到明代，还是使我得益匪浅。它帮我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知识系统，还常常引发我对现实的思考。我在《老宋炒古》一书的序言中说：“人性的弱点，社会的痼疾，古今多有相通之处；人类的美德，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往往一脉相承。无论是美是丑，历史都是镜子。许多史实掌故，只是裹了一层陈年的硬壳，只要‘炒’出一定的火候，便能爆出它的鲜活，而使现实中的五花八门显露出自己的底色。”这既是我写《老宋炒古》的契机，也是我读《纲鉴易知录》的心得。 

    在茫茫书海之中，你能见到的书总是有限的，而且，即使是你能见到的，有许多书还只能“涉猎”根本没法读完。但人生一世，有重点地读几部书却很有必要，至于读什么书，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就像在茫茫人海之中，与谁结识，与谁深交，其实都是一种缘分。 

    来源： 北京日报 2004年0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