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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大街与“北京的莫理循”
窦坤
  2003年11月12日10:19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王府井大街与“北京的莫理循”
  ■编者按:

  2003年10月29日,本版文章《王府井变迁》中曾提到:“民国四年,袁世凯曾下令将王府井更名为莫里逊大街,但北京百姓没有承认它……”之后接到窦坤博士来信,提出王府井在历史上确实曾被称为“莫理循大街”,但因为莫理循其人被长期尘封于历史之中,其在华史有不少传说中的错讹之处。作为袁世凯曾经的政治顾问,正是莫理循其人将历史中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冒险公之于世。也正是这个莫理循在曾经的王府井大街建立私人图书馆,收藏了有关中国和亚洲的图书、杂志、地图等文献两万多册,被人称为是“莫理循文库”。该图书馆后来成为东京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分,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和东亚社会、历史的宝库。日前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也曾几次讲到他的新闻报道。应本版编辑邀请,曾翻译过《北京的莫理循》的窦坤博士特意撰写此文,希望能为读者展示莫理循几个比较真实的侧面,使莫理循其人以及他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得到一个客观的评价。本文还要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林冠珍女士,作为《北京的莫理循》一书的责编,正是她及时传来了相关的图片和文字,使得本版有了更加丰富、详实和可靠的资料。

  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中外皆知,据称是“中华第一街”。您可曾想到,清末民初之际,它一度以“莫理循大街”在来华外国人中而闻名。1949年前,王府井大街南口路西店铺的墙上还钉有“莫理循大街”的英文路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名叫莫理循的澳大利亚人在那里居住和工作过。他是英国《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1912年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对中国政治上层和远东局势极为了解,与近代中国和北京的关系极为密切,被誉为“北京的莫理循”。澳大利亚人称其为“中澳文化交流史上的先驱”。当地华人以绘画、讲座等形式纪念他。作家西里尔·珀尔为其撰写了传记《北京的莫理循》(中文译本已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至今已三次再版。但他在我国曾长期被尘封于历史之中。近年来虽然开始被提及,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也曾几次讲到他的新闻报道,但对他的在华史实显然有错讹、误解之处。本文试图为读者展示莫理循几个比较真实的侧面,意在抛砖引玉。

  ■传奇的旅行造就《泰晤士报》记者

  莫理循青年时代先后在墨尔本大学和英国爱丁堡大学习医。但他生性并不喜医学,而是热衷于独自到各地旅行。这一爱好把他引向了新闻报道之路。

  他曾作为普通船员在贩奴船上了解南太平洋岛民被卖到澳大利亚为劳力的悲惨经历,只身乘坐独木舟漂完澳大利亚最大的河流墨累河,也曾历时123天,行程2043英里,独自完成纵穿澳大利亚腹地的壮举,甚至带领探险队考察了当时不为人知的新几内亚。他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893年,但没有留下多少记载。1894年他从中国上海沿长江西行,经由武汉、宜昌、重庆、宜宾、云南的昭通、昆明、缅甸的八莫南行至缅甸首都仰光。其间,他乘坐一叶小舟闯过湍急的三峡,感受到船工的智慧和胆量,也欣赏了两岸的如画奇景;他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亲历了西南部质朴的风俗、美丽的山川和灾荒遗留下的凄凉;他对外国传教士有褒有贬;对中国地方官员也有扬有损;他耻于英国不道德的鸦片贸易,又激愤于中国“土药”的横行。他把种种感受形成文字,写下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并于1895年在伦敦出版。此书一面世,即大获好评,莫理循也因此引起《泰晤士报》的注意而被聘为记者。 

   ■王府井大街上的莫理循图书馆

  莫理循作为《泰晤士报》驻京记者于1897年3月抵达北京,在李鸿章的秘书毕德格的帮助下,最初租住于使馆区内,1899年买到海关大院旁的房子定居。1902年,他买下王府井大街原伦贝子府临街的房屋,大致位置在今百货大楼南部,1958年起为百货大楼职工宿舍。

   莫理循住所最大的特点是他创建的图书馆。他从到京之日起就开始搜购有关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西文书刊、图版、手稿、小册子等。搬到王府井大街后,他专门辟出房间用做图书馆。图书馆的面积是60×100平方英尺。书架为硬木制成,由地面几乎直抵屋顶。屋子中间备有精致雕花的中式长条桌,上铺雪白的台布供读者阅览时使用。平时只要没有客人,他都回到这里整理图书,亲自拆封邮寄来的书刊,看过后一一做出目录说明,因而检索起来方便、快捷。从1897年至1917年20年间,莫理循收集的英、法、德、意等十几个语种的西文书刊已达24000册,涉及政治、外交、军事、历史、地理、语言、考古、地质、动植物等多个领域。

  莫理循通过图书馆不仅结交了许多中外人士,而且扩大了他的知名度。他曾告诉友人,北京的“主要街道是王府井大街。许多人叫它莫理循大街。我尽己所能推广这个路名……据说有一家公司打算出价收买我的这块地皮,在那里建造一座‘莫理循大厦’”(《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有这样一个说法,很多外国人曾抱怨,他们一到北京的火车站,人力车夫便径直把他拉往莫理循家,根本不问目的地,因为他们以为所有外国游客都是来拜见莫理循,来看他的藏书的。此说是否确切尚不得知,但说明莫理循的图书馆确已声名远扬。 

  遗憾的是,这一中外闻名的珍藏最终没有留在中国,而是于1917年以35000英镑的价格被售予了日本三菱财团的岩崎久弥男爵,成为现在东京东洋文库的前身。莫理循出售图书馆的想法始于1912年。美国、日本、中国等学者、贤达闻知后纷纷行动起来,都希望得到这一宝藏。中国实业家张謇曾拜访编过《天一阁见存书目》的钱恂,希望莫氏图书成为南通图书馆的收藏。以后他进一步了解了图书目录、价格等等,认为“若付现五千,存款一万,作年息七厘,则犹可说也。”(《张謇全集》)可惜的是之后没有下文。也许是昂贵的书价使他未能如愿。这是中国的一大损失。对此,莫理循也很难过,他承认:“我本来希望它能留在中国,可是这办不到。”(《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袁世凯的政治顾问

  莫理循因为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报道和义和团运动时期保护外侨而声名大震,又以对日俄战争的推波助澜和准确预测而得到列强的垂青,称他是中国问题的权威。值得注意的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他对中国的“新政”改革和倾向改革的官员如袁世凯日渐表示亲近,从一个“帝国主义分子”转变为同情和宣传中国的观察家、实行家。

  莫理循于1902年3月2日与袁世凯在保定第一次见面。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建立了临时政府“天津都统衙门”,并把天津划分为八个区由各国分管。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伊始就委派唐绍仪与列强交涉取消都统衙门,收回天津。莫理循拜访袁世凯后,在电文中称他是一位爱国的官员。自此,二人开始了长达15年的交往,直至1916年袁世凯去世。莫理循极力宣传清廷的“新政”改革,揭露日本的侵华野心,甚至不惜与反对他赞扬中国、抨击日本的上司姬乐尔等人绝交。袁世凯被罢黜后,他仍然继续与袁世凯联络,并在1911年6月形成了一份袁氏生平的长篇备忘录。内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始于袁世凯小站练兵,并断言“袁世凯将重返政坛”。(莫理循文件)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莫理循通过《泰晤士报》引领英国新闻界的导向,宣称中国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共和国,袁世凯则是建立这个国家的最佳人选。他游说革命党人和日本外交官,希望他们支持袁世凯为总统,并为袁定都北京出谋划策。袁世凯在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曾亲口对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莫理循表示,是他们二人帮助他成为总统(《北京的莫理循》)。莫理循也因此受到袁世凯的特别赏识,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位政治顾问。 

   袁世凯对莫理循关怀备至。他把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送给他的顾问;莫理循的长子出生,他送重礼贺喜;莫氏的母亲、妹妹来华,他亲自宴请,并赠送名贵衣料;莫理循偶感不适,他马上通过秘书蔡廷干表示慰问。这些举动令莫理循极为感动,但莫氏对袁世凯的回报却极具理性,并不因此而丧失原则地一味逢迎。相反,他倒是常常讲些逆耳之言。他说“他提出的意见并不高明,但我至少对总统说了真话”。他希望袁世凯通过各项改革树立权威,通过发展工业使国家强盛。针对中国的对外宣传、财政改革、边疆危机和加强边贸等问题,他提出过许多颇有见地的建议。他支持中国摆脱列强组成的六国银行团的束缚,甚至劝戒袁世凯不要因为孙中山反对他就取消孙氏建立的铁路总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主张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以提高国际地位,争回被帝国主义掠夺的权益。值得一提的是,莫理循政治顾问任内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作为,当数披露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将“二十一条”公之于世

  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际,企图将中国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未经外交部,直接向总统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威胁中国政府不得泄露条款的内容。

  为了了解日本侵华的实质内容,莫理循绞尽了脑汁。20日,他求见袁世凯,但一无所获。之后设法与参加筹议的外交部总长、次长孙宝琦和曹汝霖共进晚餐,也失望而归。虽然蔡廷干向他有所透露,但很不详细。幸运的是,2月5日,他受到袁世凯的接见,二人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莫理循凭记忆整理了一份备忘录,记录了二十一条的具体内容。2月10日,《泰晤士报》记者端纳发出了318字的电讯,莫理循特意告诉蔡廷干“事实是可靠的”。电文于12日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不仅如此,他与端纳还将消息送给《字林西报》和美联社。当然他受到日本报纸的仇视与攻击,但他毫不畏缩,一方面继续对外揭露日本隐瞒真相的恶行,另一方面建议中国政府将完整的文件拍成照片以戳穿日本欺骗它国的谎言。

  莫理循对中国做出了贡献,但他却没有多少详细的记录,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早先为了协助他(指端纳)已经给过他一个副本。”至于这个副本是如何给的,他也没有说明。所幸的是,端纳的回忆录已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一切:当端纳去拜访莫理循时,莫氏没有多说什么,很快地站起来,别有深意地望着他说:“对不起,我到书房去一下。”端纳注意到莫理循有意用手按了一下桌子上的文件。待莫理循离去,他迅速上前,拿起文件揣到怀里。莫理循也正好走进房间,意味深长地说“对不起老兄,让你久等了。”当端纳回到住处打开文件时,呈现在他面前的正是英文的“二十一条”。 

   ■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

  对于1915-1916年的帝制运动,莫理循表现出复杂的情绪。他与古德诺等外国顾问一样,起初对这一活动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甚至于1915年11月劝说袁世凯参战时,还以“中国将在承认她的帝制政体这件事上,能够有把握地获得同她结盟的各大强国的支持”为诱饵,以坚定袁氏的决心。但也仅此而已。他更多的言行表现的是不支持袁世凯称帝。

   1915年8月,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中国更宜于君主制时,莫理循立刻在《大陆报》上声明,“反对君主立宪政体,认为现在实行是不明智的”。之后他多次在信函中表示“我认为他(指袁世凯)是不智的,而且做的不是时候,还可能把中国卷进严重的国际纷争之中。”(《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护国反袁运动开始后,他主动到汉口、南京、上海等地考察。回京后,先后面见袁世凯和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警告他们,形势所迫,必须取消帝制。他直率地告诉袁世凯“不满情绪十分广泛,我遇到的人没有不反对帝制的。”对于袁世凯及其追随者采取手段令各省将军发表赞同帝制通电的做法,他义正词严地指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耻辱。”他认为“扭转险境的唯一途径,只有明白宣示放弃帝制。”(莫理循文件)

  当然,莫理循的劝告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袁世凯一意孤行,最后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中国则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因此,莫理循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举动评价甚低,他说:“袁世凯想穿龙袍的疯狂野心,毁了他自己的前途,也严重地连累了他的国家。”(《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文/窦坤

  ■资料:

  莫理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北京生活了20多年。 

   他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1894年,他入乡随俗,穿上中国的长袍,戴上装有假辫子的小帽,从上海出发溯长江而上,途经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最后到达缅甸仰光。他为自己的中国护照选定了中文译名“莫理循”。一年后,他据此行程写的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英国出版。

   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当时在世界极具影响力的英国《泰晤士报》聘为驻中国记者,开始了长达17年的记者生涯。当时中国正处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世界的聚焦点,也是各国列强阴谋的众矢之的。莫理循来自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中国的莫理循”也就被人们叫开了。可以说,当时《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被誉为“中国的莫理循”、“北京的莫理循”的人。

  1912年他应中国政府的聘约,担任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第一聘期是1912年8月1日至1917年8月1日,1916年4月8日续聘至1922年9月30日。

  他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置有房产,当时的外交圈称王府井大街为“莫理循大街”,“莫理循大街”的英文街名牌从1915年一直挂到1949年。

  1919年2月,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技术顾问参加了“巴黎和会”,1920年5月30日,他因患胰腺癌在英国去世,享年58岁。他去世时离中国政府的聘约期满还有两年零五个月。在他有生之年,走遍了除西藏外中国的所有省份。

  为了研究中国,他一到北京就着手建立了私人图书馆,收藏了有关中国和亚洲的图书、杂志、地图等文献两万多册,被人称为是“莫理循文库”。当他准备退休告老还乡时,想把这个“文库”出售给中国的学术团体或合适之人,首先供中国人使用,希望“莫理循文库”能留在中国。但当时中国政府正忙着打仗夺权,而一些有识之士又囊中羞涩,没有人问津此事。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各国求购者接踵而来。莫理循表示,这个“文库”如果不能留在中国,至少也要留在亚洲。最终这个“文库”被日本人买去,中国政府派武装警察护送,将装箱后的“文库”,由铁路从北京运至天津塘沽,载入日本的轮船运到日本。后来,日本人将“莫理循文库”充实为“东洋文库”,成为东京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分,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和东亚社会、历史的宝库。

  莫理循的全部日记、部分书信、备忘录、手稿及资料都被收集、保存在悉尼的米歇尔图书馆,其中还有大量的图片、当时在北京生活的账单、来访者的名片。 

   ■图片及资料提供/林冠珍

  ■1912年8月1日,莫理循与中国政府签订合同,从10月起担任中国政府的政治顾问。此为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蔡廷干寄此合同时给莫理循的信函

  ■1917年莫理循将图书馆卖给日本三菱财团的岩崎男爵,此为该公爵与经手人等人的合影

   ■美国领事官司戴德于1912年为莫理循画的粉画像

  ■1894年莫理循身着中式服装,徒步穿越中国,此为他离开昆明之际

  ■1905年莫理循在北京自己家中

来源:北京青年报 (责任编辑: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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