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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邓小平一生中最感人的十个画面(一)
  2004年07月28日09:05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92年在南方视察的邓小平
92年在南方视察的邓小平
    电视专题片《小平十章》 

    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平易近人,情感丰富。昨晚,随着10集电视专题片《小平十章》在湖南卫视首播,我们实实在在走近了一个伟大又平凡的邓小平,为他崇高的品格和独特的魅力而深深感染。 

    在湖南卫视的大力协助下,本报独家刊登邓小平一生十个重要的阶段中最感人的故事和画面,在读者眼前展现一代伟人的领袖风采和生活中的凡人本色。 

    一、远行

    1975年5月,邓小平以中国政府第一副总理的身份,再次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受到了热烈而隆重的接待。法国总统德斯坦在欢迎辞中特意真挚地提到:“希望这次访法能引起您对法国的回忆,因为您在法国曾生活过5年。” 

    而就是这位受到最高礼遇的国宾,50年前却是法国警方搜捕的对象。那时候,他的名字叫邓希贤。 

    1926年1月8日,在凌晨的黑暗中,数十名法国警察直奔卡斯德亚街3号。这个旅馆的5号房间,就是中国青年邓希贤的住所。 

    法国警方为什么要去搜查邓希贤?这个不足22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引起法国警方的注意呢?事隔78年后,在法国国家档案馆里,我们掀开了邓小平早年的这段历史。 

    在卷宗编号为第F7-13438的档案中,有一份1926年1月7日的警察密报。这恰好是搜捕行动的前一天。在这份报告中,详细记录了邓希贤的日常活动:“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言……” 

    这个引起法国警方注意的年轻共产党员邓希贤,在5年多前远行到达法国时,还只是一个想“学点本事”的勤工俭学生。1920年9月,16岁的邓希贤走出四川广安,远离家乡来到法国留学。然而,留学生活一开始就遇上了困难,由于勤工所得不足以支付昂贵的学费,邓希贤只读了几个月法文补习课就面临着被迫退学的危险。他只好写信向家里求助,希望能完成求学的愿望。 

    邓垦(邓先修)(邓小平弟弟) 

    要交伙食费,还有少量的学费,还有什么书籍费等等。当时我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在家里管钱,困难多多。这样子,小平同志就知道家里也有数。他上学,继续上下去恐怕困难很多。他自己也发愁,家里的人也为这个事情伤脑筋,想不出个办法来。 

    最终,邓希贤没有凑足学费,求学之路就此断绝。他被迫走上了靠做工维持生计的勤工之路。正是在这一期间,年轻的邓小平开始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1922年夏天,18岁的邓希贤加入了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党的规定,进入执行委员会书记局的邓希贤,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邓希贤还不满20岁。 

    1925年春,邓希贤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来到法国里昂区负责华工运动,成为当地党团组织的领导人。然而,几个月后,邓希贤遇到了他参加革命以后的第一次危险。 

    闫建琪(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 

    1925年,当时中国国内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运动,就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运动过后,中共旅欧支部就组织了一场运动,就是组织学生的游行,突然冲进中国驻法国大(公)使馆,把公使抓起来,强令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就是让他以公使的名义通电全国,支持国内的反帝爱国运动。这件事情震惊了整个欧洲,当时法国当局就大肆搜捕(旅欧的中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20多名党团员被抓起来。 

    就在党团组织遭到极大破坏的危险关头,邓希贤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回到了密探四布的巴黎组织革命工作。1925年6月30日,在法国警方大搜捕结束仅仅一周之后,中共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宣告成立,21岁的邓希贤出任执行委员。 

    革命组织又开始恢复活力,但也就是从这时起,邓希贤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法国密探的报告里。 

    陈晋(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 

    就是在这样密切监视下,邓小平他们不怕,继续扩大自己的活动,并且在1925年9月15日那天,在巴黎的市中心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会,有1000多个旅法华人参加,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行动。所以法国警方马上逮捕了会议的主持者和组织者。邓小平因为在大会上没有发言,所以就没有遭到逮捕,但实际上他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 

    1926年1月8日凌晨,法国警方突然搜查了邓希贤等人的住所。然而,当大批警察闯进卡斯德亚街3号小旅馆5号房间时,这里已是一座空房。在这天的搜查报告中,法国警方这样形容:“看来这些人由于发现自己受到怀疑,因此就急忙销声匿迹了。” 

    就在搜捕之前的几个小时,在夜色笼罩的巴黎火车站灯光昏暗的月台上,邓希贤和另外十几名中国青年悄悄登上了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 

        二、老兵 

    1945年,根据地军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正当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却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 

    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拉开战略反攻的序幕,1947年6月30日晚,刘邓率领12万人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踏上了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征途。8月27日,大军到达大别山后,刘伯承与邓小平马上召开了打破敌人重兵围剿的军事会议。 

    裴植(原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摄影科长) 

    在那个会上,小平同志就讲了毛主席对这次跃进的分析,指出有三种可能:一种就是到了大别山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退回来;一种就是到了大别山付出了代价,但是站不住,在周围游动,但还坚持;一种就是到了大别山,虽然付出了代价,但站住了脚跟。从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达到的是第三种,最好的这种估计。 

    刘邓大军在艰苦的大别山站住了脚,也就把解放战争的步伐从解放区迈向了国民党统治地区,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战略反攻的顺利进行。 

    1948年8月,中共中央为更好地协调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联合作战,在河南召开了宝丰会议,成立了中原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 

    宝丰会议为决战淮海奠定了基础,而邓小平则在淮海决战时刻,被任命为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作战。在66天的决战过程中,中野、华野先后与国民党三个重兵集团轮番交手,共歼敌55万。 

    当淮海战役胜利后,胸有大局的邓小平才开始处理这样一件事:他把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找来,一下子拿出了二十几封电报,对张际春说:“这些来电都是战役期间收到的,但和战役无关,为了不分散大家的精力,都没有回电,现在你一一回复吧!” 

    正是凭着胸有大局的战略眼光,邓小平才担起了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的重任。不久后,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渡江战役就交给你来指挥了。1949年4月2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迅速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 

    此后,刘邓大军又进军大西南,直至把红旗插上了雪域高原。 

     三、破冰 

    1966年6月18日,北京四中和北京女子一中两个学校的高三毕业班同学向全国发出过一份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 

    高考作为中国教育体制的一项根本制度,是不可能因为学生们的一个倡议而被废除的。但“文革”中的中国正经历一场劫难,许多大专院校已开始了“停课闹革命”。许多知识青年怀着满腔热情踏上了上山下乡的路程。 

    然而,事隔11年后的1977年,在距离北京四中只有两个街区的小胡同里,一位老人再一次改变了这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他,就是邓小平。 

    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在家中会见了来自长沙工学院的同志。长沙工学院实际上就是“文革”前闻名全国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它不仅是新中国兴办的第一所军事工程高等学府,更是当时国防科研的重要平台。但是,在“文革”中,哈军工和全国教育界一样,经历了一个冰封雪压的寒冬。 

    就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告诉长沙来的同志:“1975年时,教育战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个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现在看来还不够,还应该发展。” 

    尽管这不是一次正式谈话,但心情急迫的邓小平还是表明了想从教育界入手进行拨乱反正的考虑,同时也表露了邓小平早在1975年就有整顿教育、恢复高考的想法。于是,1977年7月23日,成为了长沙工学院命运的转折点,而就在两天前,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 

    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既然是共产党员,既然当了,就不能只做官,不能有私心杂念,不能有别的选择。 

    四、春天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期间,邓小平接见青年数学家陈景润,这是他们二人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 

    这次科学大会的意义非同寻常。人们都说,它象征着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千百万科技工作者感到了科学的春天。然而,就在5000多名科学家代表前来开会时还戴着沉重的“臭老九”帽子。 

    邓小平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首先为科学家们卸掉了这个沉重的包袱。 

    邓小平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者,从事脑力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其实,人们并不知道,早在3年前,邓小平已经当上了陈景润的“后勤部长”。当时,陈景润还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员,但他研究的课题却是被称为世界三大数学难题之一的“哥德巴赫猜想”。 

    1975年9月26日,重新工作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国务院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出乎所有人的意外,从来没有分管过科技战线的邓小平,突然提到了两位科技人员的名字,其中就有陈景润。这个时候,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成果已居世界领先地位,被誉为“陈氏定理”。 

    然而,邓小平提到陈景润,并不只是因为他对科学作出的贡献,更因为他的科学贡献与他的待遇和工作环境相去甚远。当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陈景润,在国内却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不仅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还受到批判。 

    王元(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就说中国如果有1000个陈景润那就很了不起了,就说我们中国出了1个陈景润,假如不是出1个,而是有1000个像他这样高水平的科学家的的话,那我们就好了。 

    就在这次会议后,陈景润搬出了那间6平方米小屋,进行课题研究的条件大为改善,身患的多种疾病也得到及时治疗。 

        五、拓路  

    1984年元旦后不久,中央向深圳市委接待处处长张荣口授了一项重要通知:“告深圳市委,邓小平同志及其他中央领导将于1月24日抵达深圳。” 

    这是小平同志第一次来视察,广东和深圳的领导们都急切地想知道,小平同志对经济特区的工作会作出什么样的评价。 

    1月24日中午,邓小平到达深圳。稍做休息后,马上听取了深圳领导的工作汇报。 

    刘波(原深圳市委政法委书记) 

    在里面汇报两个多钟头,墙上挂着地图跟他讲。他没有表态,没有说什么。他记,我们汇报他都记了,而且很仔细地听,很认真地,看得出来,他老人家就是不表态。 

    汇报完了,深圳的领导请小平同志作指示,邓小平却出人意料地说:“我这次来,主要是看,只看不说。要讲呢,我回北京再讲。” 

    随行的工作人员又告诉深圳的同志,小平同志这次来,不发表意见,也不题词。听了这些话,深圳领导的心,一下子悬得更高了。 

    两天后,邓小平离开深圳市区,来到了蛇口工业区。他显然注意到了路旁耸立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但是,他仍然只是看,没有对这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的口号说些什么。 

    然而,在蛇口工业区听完汇报后,说好不发表意见的邓小平却开始发言了,他对工业区的领导称赞道:“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 

    在蛇口这艘用豪华旅游船改装的旅游中心,服务员们见邓小平兴致那么好,悄悄请示领导请小平同志为明华轮题词。邓小平欣然允诺,挥笔写下“海上世界”4个大字。 

    在一旁陪同的深圳领导更感到困惑不解了:“不是不题词吗?怎么出了深圳市就写了?” 

    1月26日下午,邓小平从蛇口登上海军炮艇,离开深圳前往珠海。在那里,他不仅开始讲话,而且还为珠海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 

    刘波 

    好着急呀,中国最大的特区是深圳,平时北京都说深圳搞得如何(好),都知道(好),小平同志珠海写了,深圳没有呀,一个字也没有,没有表态呀。 

    深圳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他们不知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沉默,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深圳领导同志心理上承受着沉重的压力。 

    两天后,邓小平离开珠海来到了广州。就在这时,曾经陪同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深圳市委接待处处长张荣,突然接到了一个特殊使命——请邓小平为深圳题一个词。张荣请示让小平同志题什么呢?他得到的答复是,题“深圳经济特区好”就行,就是给《深圳特区报》题个报头也行。 

    此时距离1984年春节只有几天了,奉命赶赴广州的张荣心情难以言说。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在跟小平同志请示后,小平说:“这样吧,回北京以后再写吧,来的人叫他们先回去。” 

    张荣知道,深圳人都在盼着这个题词,如果完不成任务,他回去后根本无法交差。张荣的执著终于打动了对方,他被带进了邓小平的住处。 

    张荣 

    小平同志散步回来了。一进门邓楠就说了,爸爸,你要给深圳写几个字呀。(邓楠说)人家不好交差呀,这个年都过不好。当时老人家进来就开玩笑地讲,是不是那么严重呀。这样邓楠扶老人家坐在沙发上,小平同志就问我,你们要求写字,写什么字。我去的时候,市里面写了几个,还有深圳特区报,反正是写深圳特区好呀。没敢想那么高。老人家坐了一下,邓楠扶着他起来,走向写字台。我看老人家拿起笔来没怎么思考就写了。 

    小平同志刚写下开头,一旁的张荣禁不住激动起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张荣他们当时不曾想到的评价!不太会照相的张荣用相机记录下了这重要的一刻。随后,张荣就忙着往回打电话,在电话里他激动地反复说:“题了题了!”直到市委领导几次问,题的是什么?他才一字一句地读了题词,他刚念完,就听到电话那边欢呼起来。 

    当天下午,兴奋不已的张荣拿着题词就往深圳赶。途中,当他又一次端详邓小平的墨迹时,他突然发现:当天已是1月29日,而小平同志在题词上的落款时间却是三天前的1月26日,而那一天,正是邓小平离开深圳的日子。细心的邓小平似乎要告诉深圳的同志,这样的话,他三天前就想说了,或者说,他三天前就应该说了。 

    深思熟虑,不露声色,决定往往出乎常人的预料。这,就是邓小平! 

    (未完代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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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民晚报 (责任编辑:孤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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