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畔永不褪色的萧萧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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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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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萧红是不可忽略的一位，她的命运与她的才情一样受到人们关注，《呼兰河传》更是让北中国的人文印记深深地烙在了我们脑海中。本期感动中国的作家让我们来回忆呼兰河畔那过早凋零的萧萧落红。——编者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羽翼是稀薄的，
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而且多么讨厌呵，
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
……不错，我要飞，
但同时觉得……
我会掉下来。
——萧红
《呼兰河传》让在异乡的心
终于有了着落
初次知道萧红，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年冬天，上小学的我离开自小相依的祖母，从天寒地冻的东北小镇只身入蜀去和父母团聚。
我插班到一所叫来凤的小学继续读书，“啷咯”“啥子”像天书一样的川话劈头盖脸迎来，先就让我乱了方寸。班上一个长着棱形脸的女生更是处处与我为难，甚至让所有的女生都不同我玩，而每天排队放学回家时，站在队列中一口北方话的我更成了大家取乐的话题。
还好，这些并没让我的学习成绩受过多影响，因此有权得到了一张只有前五名的学生才能拥有的学校借书证。正是在那间如今看来比一家私人藏书室大不了多少的图书馆，第一次，我知道了《呼兰河传》，知道了萧红。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更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
我睁大眼睛：这不是写的我的故乡我的童年吗？！这本《呼兰河传》就像灰暗天幕上被谁撕开的一条大口子，尽管调子也仍是冷色的，可萧红在我心中就像一个在他乡遇到的故知。
夜半无人私语时，躺在那张小木床上，就着有些昏暗的灯光，听萧红将我们共同熟知的那个世界娓娓道来，我的心终于有了着落。
只是为了朴素地记录
在世间行走的风景
当时我们学校规定借书的期限不能超过一个月，续借一次最多也只能得到半个月的延期，实在拖不过去了，我才将它依依不舍地还了。
后来上了大学，我又回到了北方。在一个大地都被冻裂了的冬天，从一个并不大的书店里我买到了萧红的一套文集。《王阿嫂的死》、《北中国》、《手》、《生死场》……虽然已阅读过大量西方文学，我还是为萧红的文字所打动，我喜欢她，是因为她不高深，不玄虚，不做作，她将生命中每一个片断都化为笔下的文字，她简化了写作的初衷，她的写作好像不是为了写作，只是为了朴素地记录下自己在世间行走的每处风景。
萧红生于１９１１年，卒于１９４２年，真正属于她的创作时间只有九年，而这九年间她就写了三部长篇：《生死场》《马伯乐》《呼兰河传》，还有大量散文和短篇小说。萧红是给人鼓舞的，世间没有什么困境能将她压倒。她写与萧军在哈尔滨的窘迫生活，他们没钱，没食物，用脸盆喝水，幻想着美味，简直要成为“受冻受饿的犬”。“有了木柈，还没有米，等什么？越等越饿。他教完武术，又跑出去借钱，等他借了钱买了一大块厚饼回来，木柈又只剩下了一块。这可怎么办？晚饭又不能吃。对着这一块木柈，又爱它，又恨它，又可惜它。”这便是《最后的一块木柈》中写到的他们的生活！
就像鲁迅对萧红的评价：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强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我是《红楼梦》里的人，不是《镜花缘》里的人”
如果说萧红“比谁都更有前途”（鲁迅《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的文字让人敬佩，那么她的传奇人生则让人唏嘘。聂绀弩与她有段对话为：“萧红，你是才女，如果去应武则天皇上的考试，究竟能考好高，很难说，总之，当在唐闺臣前后……”“你完全错了。我是《红楼梦》里的人，不是《镜花缘》里的人。”
——《红楼梦》里的人该是什么样子？
出生于地主家庭，童年的萧红却因生辰的不吉利而不为父母和奶奶喜欢。１９３０年，萧红为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却又被人寻到而怀孕后被抛弃。１９３２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萧军受某报纸副刊主编所托，前去探看女作者张乃莹，让他吃惊的是这位怀孕临产、穿着一双变了形的鞋子的女作者，一番谈话，竟让他“感觉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在我面前的只剩下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临行时我指着桌子上用一片纸盖着的那半碗高粱米饭问着她：‘这就是您的饭食吗？’她漠然地点了点头，一股森凉的酸楚与要流出来的泪水冲到我的眼睛里来了，我装作寻找衣袋里什么东西低下头来……”
在这样的爱情滋养下，１９３５年，她第一次用萧红为笔名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
让人叹息的是，不久二人情感出现裂痕，萧红说：“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萧军则告诉友人：“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在病榻上仍念念不忘
为她生命带来了春天的男子
１９３６年萧红孤身一人东渡日本，写下《孤独的生活》，次年“七七”事变，立即回国，投身抗战文艺事业，应李公朴之邀，从武汉到临汾去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宣传抗日救亡。在西安，她谢绝了萧军最后的挽留，也谢绝了丁玲等友人前往延安过“火热生活”的邀请，选择了一条孤独的创作和生活之路。
１９４０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不久发表长篇小说《马伯乐》和《呼兰河传》。第二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香港，当时萧红身患重病，陷落在九龙，一个月后，溘然长逝。她自己在临终时亦心有不甘，说：“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
萧红是率真的、敏感的，她天赋的才情与追求完美的个性注定她是痛苦的。而面对这样一个感性的良善女子，即使有些执拗与极端，似乎也没有理由不得到旁人的谅解。她爱孩子，将家传的一对醉红的核桃毫不吝啬地送给了海婴，而她两次都有做母亲的机会却最后于贫病中失去了他们。她爱朋友，尽管自己生活拮据，与人合租着两间平房，可是为了一个朋友不住漏雨的屋子，而让她过来与二萧同睡一床。她爱萧军，她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
除了写作，萧红最挂念的也许还是萧军，她在病榻上仍念念不忘那个为她生命带来了春天的男子，她对前往香港看望她的胡风说：“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的，帮助我的。”她未能用笔写出《红楼梦》，却用生命成全了红楼人物的命运。
朦胧的月色布满着西安的正北路，萧红，穿着酱色的旧棉袄，外披着黑色小外套，毡帽歪在一边，夜风吹动帽外的长发。她一面走，一面说，一面用小竹棍儿敲那路边的电线杆子和街树。她心里不宁静，说话似乎心不在焉的样子；走路也一跳一跳地。脸色白得跟月色一样。
——《在西安》绀弩
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州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但她自己不承认，她说我太率直，她没有我的坦白。也许是的吧，她的身世，经过，从不大谈起，只简略的知道是从家庭奋斗出来的，这更坚强了我们的友谊。——《忆萧红》许广平
当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
——《风雨中忆萧红》丁玲
萧红简介
萧红：本名张乃莹，１９１１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
１９２７年就读于哈尔滨市第一女中；
１９３０年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
１９３３年以悄吟的署名与萧军合出小说散文集《跋涉》；
１９３４年二萧前往青岛，为《青岛晨报》编辑副刊，并完成中篇小说《生死场》的写作；
１９３５年第一次用萧红的笔名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
１９３６年二萧分手只身赴日本写出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沙粒》；
１９３８年回家到山西任教宣传抗日；
１９４０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不久发表《马伯乐》、《呼兰河传》；
１９４２年于香港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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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娱乐信报》 2003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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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宜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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