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萧红的人生坎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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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九三八年萧红摄于西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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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初露天赋
无处投奔，萧军带着病弱的萧红暂时住到了一家俄国人开的欧罗巴旅馆中。为了省钱，他们只能住旅馆顶楼上一间斜屋顶的狭窄小屋。那时萧军经常四处奔走，寻找可以糊口的“工作”。他曾经四处张贴广告，希望可以找到类似武术教员这样的工作。这时候，萧红就一个人呆在“家”中苦苦等待。但他们的努力总是事与愿违，招聘者看到他们几近乞丐的处境，大多避之惟恐不及。
后来，他们终于有机会离开再也负担不起的欧罗巴旅馆了，因为萧军找到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他被一个汪姓人家请去做家庭教师，教授武术和语文，条件是以提供住处代替交学费。这样萧红和萧军搬进了位于中央大街西侧的商市街（现上游街）25号，那已经是1932年的冬季了。
自萧军与萧红搬离老裴家后，他们与裴馨园的朋友关系几乎断绝。差不多在同时，老裴因报上所发文章涉嫌抨击了当时的政府要人而被革职。《国际协报》副刊更换了新的负责人。新负责人之一的林郎（方未艾）恰好是萧军的旧友。这使二萧与报社的联系又接上了。
当1933年新年将临之际，像往常一样，许多报纸都要搞新年征文，诚邀文学爱好者踊跃投稿，撰写反映社会生活世间百态的文章。听说了这个消息，萧军就鼓励萧红参加这次征文活动。因为平时萧红常帮他抄写稿子，他知道萧红是很喜欢吟诗作画的，也知道她的文字表达能力。就这样，萧红以悄吟的笔名在《东三省商报》“原野”副刊上发表了她试写的新体诗——《春曲》：
那边清溪唱着，
这边树叶绿了，
姑娘啊！
春天到了。
随后，萧红又发表了几首抒发心境的爱情诗。这些诗中大胆火热的爱情独白，表达了她当时虽然生活艰难，但却沉浸在对情人真挚的热恋之中。
这时，萧军依然在为几家报纸的文艺副刊做撰稿人。见萧红成功地发表了作品，他意识到了萧红在文学写作方面的潜力。于是，他又鼓励萧红试着创作一些散文和短篇小说。从这时起，萧红开始动笔描述她在乡村和哈尔滨的生活中亲身经历的见闻。客观地说，在萧红走上文学之路这个关键的转折点上，萧军起了至关重要的引路人作用。
1933年5月6日，萧红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弃儿》以悄吟的笔名在《大同报》副刊上发表了。随后，萧红又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了《王阿嫂的死》、《看风筝》、《夜风》、《中秋节》、《哑老人》、《八月天》等十多篇散文和小说。她这时的作品虽然显得有些粗糙幼稚，但她的创作热情却像是一触即发、喷涌不尽的火山。
萧红和萧军的生活和创作都还刚刚开始，他们有了微薄的稿酬收入，但免不了仍时常处于饥寒境地。此时，他们在精神上却是比较愉快的。他们一起去游泳、划船、溜冰、会友，有过许多快乐时光。萧红的一位同学当时曾在街上遇到过二萧。据萧红的同学描述，二萧当时看上去特别引人注目：萧军脖上系了个黑蝴蝶结，手里拿了个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穿着花短褂，下着一条女中学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脚上却穿了双尖头皮鞋。他们边走边唱，像流浪艺人一样。这十分生动的场景，反映了二萧当时虽然艰苦，但有了文学带给他们的乐趣，生活也有欢乐轻松的一面。况且当时二萧正处于热恋中，这给萧红的人生带来了亮点。
萧红在她的《商市街》中，记下了这些欢乐的时光。另外，从萧军保存下来的他们两人的合影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对年轻人的幸福与欢乐。在哈尔滨人流穿梭的中央大街上，在幽雅静谧的俄式花园里，在江畔绿阴浓郁的林阴树下，在碧波荡漾的松花江中，都留下了他们年轻的身影。
牵牛坊与星星剧团
1933年是萧红文学创作起步的一年，同时也是她更多地参加社会活动的一年。这年春天，当时左翼进步作家群的领头人——共产党员金剑啸，组织了一些进步美术工作者和文人，发起了一次维纳斯助赈画展，旨在救济1932年大水灾中流离失所的灾民。萧红积极参加了这次活动。在萧军的帮助下，萧红的两幅画作参加了展览。不过，画展的效果并不理想，由于客观原因，使得这次活动曲高和寡，最终无果。萧红的作品当然也无人问津，无奈只好拿回来自赏。但是，这次活动却使萧红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进步文人。此后不久，萧红就经常与萧军一道去牵牛坊，参加进步文人的聚会。
牵牛坊本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哈尔滨画家冯吟秋的住宅。这是坐落在道里新城大街（现尚志大街）南端路东的一幢俄式平房，因环绕房屋的花园里种了许多牵牛花而得名。到了夏季，姹紫嫣红的牵牛花爬满藤架，将俄式院落装点得十分漂亮。房主人冯吟秋在哈尔滨文艺界比较活跃。他所结交的文人、艺术家都喜欢在这里聚会，研讨艺术，议论时政，一时，这里成了进步文人重要的活动场所。金剑啸、罗烽、舒群、白朗及萧红、萧军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
为了宣传抗日救国和反抗封建统治的进步思想，以金剑啸为首的一些进步文人，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半公开的“星星剧团”。剧团最初的排练场地就在牵牛坊。金剑啸成了剧团的负责人兼导演，罗烽、舒群、白朗、萧红、萧军等人都成了团员。剧团有自己的团歌，是由金剑啸与萧军谱曲和作词的。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排练了好几个戏，其中有国外的进步短剧，也有自编自演的剧目。剧团准备找到场地后进行演出，但几经周折都没有演出成功。最后，当形势发生变化，日伪势力清查得越来越频繁的时候，剧团的一个成员被捕了，剧团因此被迫解散。这段经历，被萧红记在了《牵牛坊》一文中。
1933年10月，经过几个月的筹资与忙碌，萧红和萧军共同的文学成果——二人的短篇小说与散文合集《跋涉》终于问世了。在这部靠朋友资助自费出版的文集中，收录了这段时间两人发表的部分作品。
恐怖笼罩
就在《跋涉》出版后不久，日伪当局的文化管制变得更加严酷起来。一些参加进步文化活动的人士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钳制，二萧也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果然，不久后，他们的这本小册子也遭到了当局的查封；据说日本人还要抓他们。从此，他们一直处在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之中。来自各方的信息让他们忐忑不安。
这段时间，恐怖和紧张一直笼罩在萧红的心头，甚至使她寝食不宁，草木皆兵，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程度。后来她也将自己的感受记述在作品中了。
萧红和萧军不断听到周围有人被抓被查的消息。日伪当局的触角已伸向学校、报刊及所有的文化领域，人们都感到岌岌可危。萧红和萧军一方面小心地防备着，一面仍在从事他们的文学创作。萧红在几家报纸的副刊上继续发表作品。她早期的一些散文与小说，大多集中在这一时期完成。1933年底至1934年初，是萧红在哈尔滨的最后一段时间，她在这儿完成了她的成名作——中篇小说《生死场》的构思及第一、二章的写作。
1933年秋冬时节，哈尔滨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可是萧红从事创作的文思却正热涌着。这时，一些报纸副刊被日伪当局严苛的文化管制窒息得难以生存，有一些则已被查封了。不久，萧红和萧军经常在上面发表作品的《大同报》副刊“夜哨”也被迫停刊。
1934年1月，左翼进步作家们在一些中共党员的帮助下，利用白朗在《国际协报》编副刊的职务之便，又创办了一个新的“文艺”副刊。这样，原来为“夜哨”副刊撰稿的左翼作家们又有了自己新的文学阵地。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们在发表作品时，多数都使用新的笔名，以避免被敌人辨认出来。为了安全，萧红改笔名为田娣；萧军改为田倪。有了新阵地，二萧又可以笔耕不辍了。两人的生活一度变得相对平稳。
这期间，由于萧红的坚持，他们还学了一段时间俄文。当时，他们请了一位俄国姑娘做教师，学费是由萧军的一位老同学资助的。据萧军回忆，萧红学得比他要好，老师布置的练习她也能认真去做，所以常得到老师的称赞。
就在这相对平稳的生活阶段，萧红开始构思和写作《生死场》（最初的名字为“麦场”，后更名为“生死场”）。对于这独具北国特色的作品，鲁迅先生给予了恰当而精确的评价，他认为阅读这部作品是会得到“紧张和挣扎的勇气”的。从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萧红对社会下层人民充满人道主义的关注与期待，这在当时的东北文坛上无疑是进步的，也是不多见，这也正是这部作品能够历经几十年沧桑而不衰的根本原因。
走出黑土地
1934年的春天来临了。萧红和萧军的生活表面很平静，实际仍笼罩在恐怖与紧张之中。罗烽、白朗夫妇也曾劝告他们要小心从事，防备那些经常与他们论战的别有用心的“文人”。
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二萧打算听从朋友们的劝告离开哈尔滨。可是到哪去呢？经济拮据使他们没有更多的路费，在外地也没有亲友可以投靠。就在走投无路之际，1934年5月，先于他们离开哈尔滨的舒群从青岛来信了。
舒群是萧红和萧军的挚友，当时笔名黑人。早在萧军为《国际协报》工作时，他们就是文学创作上的知音。在萧红遇困求助《国际协报》之际，舒群曾同老斐、萧军他们一起努力，想方设法搭救她。哈尔滨沦陷后，舒群曾辞去工作参加抗日义勇军。后来他又担任共产国际的工作，任驻东北联络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期间，他同罗烽、金剑啸等党员一道，团结了许多左翼进步青年作家，是当时文艺活动的中坚力量。后来，二萧从事文学创作，也得到他的大力帮助。当两人的合集筹资出版时，就是他将母亲手中的钱要出来替他们付了印刷费。1934年初，由于已引起日伪当局的注意，他逃离哈尔滨到了青岛，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接到舒群邀他们去青岛的信后，萧红和萧军才最终下了决心。1934年6月11日，萧红和萧军乘火车离开了哈尔滨。终于要挣脱束缚，回到祖国自由的天地了；但哈尔滨毕竟是他们生活了几年的地方，他们对这里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尤其是萧红，她的故乡就在城外不远的呼兰河畔；她的中学时代就在这座城市中度过；她的追求，她的苦难，她的觉醒，她的爱情，都与这座城市息息相关。狭小简陋的住所曾是她和爱人无拘无束的情感小巢；摇摇晃晃的木桌曾记录下她初试写作的不倦笔声。这种对故乡的怀恋，此后一直蕴涵在女作家的许多作品之中。从此以后，女作家再也没能踏上自己故乡的这片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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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汇报》 2002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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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春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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