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报：“牛虻”余杰与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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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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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类学家和历史学者认为，考察一种文明是否步入衰微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看这种文明的内部还有没有反省者，看它还有没有容纳批判的声音的雅量。我深服此论，并且认为，不仅是文明的没落与复兴这样宏大的命题，就是小到一个学校，若欲研判其前途，也可以借此论考察。
近来随着朱铁志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一封《给北大校友的公开信》，关于北大的争论又多了起来，在这一背景下我读完了余杰2002年的新著《压伤的芦苇》，其中第四辑“曾经的校园”格外惹人注意，窃以为也是全书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余杰自1992年考入北大中文系，至2000年以文学硕士毕业，完成了以一个普通的北大学生成长为作家、学者的经历，正如他自己所说：“北大七年，终身受益”。然而当我们翻开“曾经的校园”的篇目，赫然见到的却是这样激烈的文字：《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北大的“准官僚社群”》……这些还只是文章的题目，细读内容，其中冷酷决绝的话更是比比皆是：“北大已经跟社会大众脱节了。北大已不再具备‘民间’的身份和立场。然而，北大人对于民间立场的丧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北大的架子固然越来越‘大’，但精神的格局却越来越小”，“在北大，许多学生一进入学校就直奔‘主题’———当官的主题。这种教育也是赤裸裸的奴隶主义的教育，它不是为了启迪人的心智，而是限制人的思想”，“九十年代的北大学生会选举黑幕重重”……
以常情常理来看，这些话断然不会由一个自认从母校“终身受益”者口中道出，可是余杰义无反顾地说了且白纸黑字地印出来广为传布。从中似乎可以悟出三点：一，余杰作文行事为人诟病处不少，但作为一个思想者，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最可贵的品质，即不以个人好恶一己私利转移自己的立场，也就是西哲所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二，所谓“爱之深则责之切”，余杰是深爱北大的，他之所以批评母校正因其对北大的未来怀有种种美好期望；三，北大毕竟是北大，余杰包括批评母校的文字的文章很大一部分写于他在北大读书期间，最初以手抄的形式流传，内容早为人知，最后竟能公开出版，余杰也能正常毕业，中间虽有波折，也足见自蔡元培先生首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来，这一传统在北大或有所弱化，但遗泽尚存。这种气度似乎是国内其它高校所不及的。不论别人采取什么标准给国内高校排座次，仅此一点，北大便是笔者心目中的中国第一学府。
能够在北大读书七年当然是余杰的幸运，而有余杰这样的“牛虻”又何尝不是北大的幸运？就在《北大的“准官僚社群”》这篇怒不可遏的文章的结末，余杰出人意料地用了两句温柔、深情的话托出了他批评母校的初衷：“让我们注视北大，让我们祝福北大”。是的，“注视北大，祝福北大”，正在向现代化目标前行的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
《杂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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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爱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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