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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雷同人物平面细节失真:反腐题材影视剧遗憾篇
齐殿斌
  2004年03月24日10:01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情节雷同人物平面细节失真:反腐题材影视剧遗憾篇
  近年来,反腐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成就不能否定,但随着这类作品特别是电视剧的不断增多,以往在某个热门题材的创作中“一窝蜂”、“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现象又出现了,大量的平庸之作逐渐充斥荧屏。许多反腐剧似乎越来越走入了“误区”,这实在令人遗憾。

  反腐题材影视剧创作的“误区”,概括起来有“六化”:

  一是故事情节套路化。

  影视艺术同其他艺术一样,其魅力甚至生命就在于不断出新,最忌套路化。然而,近年的反腐题材影视剧的故事情节却越来越陷入模式化了。从几年前的电视剧《大雪无痕》开始,反腐剧基本形成了一种模式:首先腐败分子一定是身份和地位都不一般的高官,至少是市长一级的,与老百姓的生活距离较远;其次,腐败的背后一般都和黑势力有牵连,并且公安内部一定有一个高层官员是坏蛋;此外,几乎所有坚持正义的男主角都要历经磨难——被上级怀疑,被家人误解,还要冒着一定的生命危险,而且一般很难和自己喜欢的人“修成正果”。比如《大江东去》在情节设计上就有《大雪无痕》的痕迹:长发靓丽,笑容可人,职业是记者,与副市长有恋情――一切与《大雪无痕》中曹颖的角色怎么瞅都像。曹颖曾因为在《大雪无痕》中扮演的记者角色获得金鹰殊荣,作为姊妹篇,《大江东去》再度设计了记者角色,只不过这一次记者的名字叫肖南。其他如与副市长有恋情、该副市长是腐败分子等人物关系设计几乎丝毫不差。有人概括为“翻版曹颖”恋上副市长。又如《忠诚卫士》的开头,也是一位副市长突然间原因不明地自杀,由此展开扑朔迷离的情节:死亡的副市长是案件的主要知情人不是被反腐败的最主要人物;一位风情万种但心如蛇蝎的“情人”使绝大多数腐败分子落马;腐败分子被“双规”之前也是在会议上正作关于反腐倡廉的报告……不少反腐剧都是这样的情节。由于故事情节套路化,所以看多了后给人的感觉好像每部都差不多,剧集本身的独特魅力已经失去了。一位观众说:“起初看反腐题材的电视剧,感觉一切都是新鲜的,不论剧情,还是剧中的每个人物,都给人一种清新的印象。但看多了,那种感觉便再也找不到了。” 看多了,观众已对反腐剧的“套路”心知肚明,某位网友就很幽默地给反腐剧来了个总结:“坏人比好人有特色,罪犯比警察狡猾,腐败分子异常嚣张,恋爱的调味剂不可缺少……”

  其实稍微留心就不难发现,反腐题材影视剧大多改编自几位作家的作品,他们是“官场作家”周梅森、“反腐作家”陆天明、以及张平、张宏森等。同一个创作主体在同一个题材上的反复开掘,很难保证在故事的构架上没有重复的影子,所以会给观众以似曾相识的感觉。客观地说,起初反腐剧走红要归功于《大雪无痕》、《忠诚》的精编细导,那时在观众之间引起的反响可是声势浩大。这以后一大堆反腐剧纷纷粉墨登场,一拨一拨的反腐剧竞相往观众视线里钻。如此快的速度,让人对编剧们“造”故事的本事不得不刮目相看。可显而易见的是,这么多反腐剧突然面世,编导们哪有时间去体验生活,随之出现的是模式化、雷同化的作品越来越多就并不奇怪了。

  二是人物塑造简单化。

  首先是人物性格的简单化。一些反腐题材影视剧在“重情节轻人物”的创作思想指导下,对人物性格刻划简单化。比如,为了多侧面地表现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正面人物多是因工作第一而带来家庭不和,妻子不解而离异,反面人物则不是全“黑”,为了写他们的人性复杂并未完全泯灭,于是加给他们顾惜母子、父子、夫妻、兄弟之情,其实,这也是一种人物性格刻划的简单化。也许是为了纠正以前文艺作品中人物塑造的空洞,尤其是纠正对反面人物脸谱化的描写,目前反腐剧中的反面人物都极具人性化,在私生活上也比较自律,让很多年轻的女性觉得很“酷”,很有“男性的魅力”。而与之斗争的正面人物则形象猥琐,智术浅短,对于那些“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他偏偏反应迟钝。剧中书记多是绝对正面人物,而省长或市长却多有腐败或充当黑社会保护伞的,秘书一类职务的往往是黑社会或腐败人物的走狗或帮凶,而黑社会老大总有些让人同情之处。编导们为了创作上的突破,对反面人物进行了一些“非常规”式的处理,使他们从性格、智慧或外在表现都很生动,而正面人物则与之相反。这些描写虽然与以往的作品相比似乎有了新意,但这种“非常规”式的刻画,在观众欣赏作品时往往会将观众的倾向性转向罪犯,其同情心会随着反面人物的这种处理产生负面效应。情节是性格发展的历史,许多情节只是为故事而设,并无助于丰富与表现人物复杂的性格,而且失去了人物思想行为的生活逻辑与性格逻辑的依据。缺乏了对性格的文化解说,人物的典型意义也就大大削弱了。

  其次是演员选择的单一化。反腐题材影视剧演来演去几乎就是那么一些观众很熟悉的面孔:高明、杜雨露、李幼斌、尤勇、陈宝国、廖京生、鲍国安、任程伟、陈道明、王志文……虽不是“一奶同胞”,也绝对是“近亲结合”。而谁演“好人”谁演“坏人”也基本上“一目了然”。如高明、杜雨露一贯是廉洁与正义的代表,以《忠诚卫士》为例,那里面的廉政市长活脱脱就是当年《苍天在上》中大义凛然、两袖清风的“黄江北”市长,当然扮演他们俩就是同一个演员!有时一个演员在几个频道上同时出现,真让观众看“串了味”。陆天明在记者采访时也承认,很多作家和导演对创作的正面人物了解不深,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一种观念在引导着许多人,这种观念认为当代是一个非英雄时代,非史诗时代,于是许多人就不朝那方面去感受体悟生活了。重庆青年导演马雍认为,反腐剧人物形象的单一还跟导演对演员的选择有关。比如长期拍摄此类题材的雷献禾就基本使用任程伟演正一号,而陈宝国、廖京生、鲍国安等演员也长期出现在这类剧中,难免会有重复自己的地方。为什么不能拓宽演员的选择面呢?为什么不能用一些“新面孔”呢?

  三是反腐作用“清官化”。

  近年拍的一些反腐剧,却往往成了现实题材的“清官剧”。在剧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情节:反腐行动每到进行不下去的危急关头,总靠某个比级别最高的腐败分子更“要”的要人发出“无论涉及到任何人,都要一查到底”的指示,反腐行动才能继续下去。这个更“要”的要人,有时是当地的最高领导,腐败活动最猖獗时,他总是不在当地,或者在中央党校学习,或者在遥远的外地考察,或者在国外访问,只是在纪委书记或公安局长向他请示时,他才知道问题如此严重,于是发出“一查到底”的指示。这个发出“一查到底”的指示者,有时则是“中纪委”的某个领导,而且总是一位女性。在有的剧中,则是当地最高领导和“中纪委”的女性领导都出场,才最终把腐败分子扳倒。《至高利益》、《忠诚卫士》等都有这样的情节。

  毫无疑问,当腐败分子气焰嚣张,反腐人员一筹莫展甚至遭受迫害时,观众会焦急、愤怒,而当省(市)委书记或“中纪委领导”发出“一查到底”的指示,从而最终让那级别最高的腐败分子也戴上了手铐时,观众会感到大快人心。而这种过分强调个人的权威作用,仍然是肯定和强化着当代中国人的“人治意识”,仍然在肯定和强化着“清官情结”,显然是与现代政治观念有冲突的。或许有人说,在现实的反腐中,情形确实如此。但现实的情形如此,并不是影视剧对之欣赏、称颂的借口。我们有理由要求反腐的影视剧能多多少少地引发观众对腐败的真正根源的思索,和对怎样才能真正防止腐败的追问。腐败的猖獗,和反腐必须依靠某个比腐败分子更“要”的要人的支持才能成功,这二者实出于同一种根源。如果反腐题材的作品认可和称颂着“人治”的反腐,如果反腐题材的作品中“人比法大”的现象显得那样正常和当然,那这种作品所反的就仅仅是那几个腐败分子,却仍然在肯定和赞美着产生腐败分子的根源。

  四是创作倾向阴暗化 。

  如今的反腐剧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精于表现腐败现象,或者说有“展示腐败”的倾向。比如对金钱、权力的作用过度渲染,比如对高级干部权术之争的大肆捧场,甚至对堕落的生活方式的津津乐道,而对腐败根源的产生和反腐败的艰巨性、复杂性却由于创作者自身的局限,不能通过艺术形象进行表达,因而也严重影响了反腐作品的生命力。还有反腐对象高官化的问题——现在市委书记已经无法满足那些编导们日益膨胀的“胃口”了,省部级干部如今正在成为某些剧中“必须”被“反腐败”的对象,而且正在由副职变成正职。好像不如此这腐败就反的不“彻底”,不“过瘾”,就不足以表现出我们反腐败的信心与决心似的;官场“一片黑”的问题——整部剧除了那么一两个孤零零的反腐勇士外,领导层几乎到处都是腐败分子,社会上的黑恶势力也神通广大,为所欲为。对此,八一电影制片厂一级编辑、文学批评家周政保尖锐地指出,这与编剧和导演的责任感、道德良知有关,他们创作时是否意识到自己带给社会的影响,“如果干部都腐败了,这个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怎么来的?”曾有多部反腐作品的作家柳建伟也认为,目前反腐题材有一种倾向很不好,就是“过度自然主义”,无原则地展示腐败丑恶,展示阴暗的生活、心理,通过展示腐败,让读者对社会产生绝望的心理。他指出,“反腐”剧应通过揭露腐败,表现党全力反腐的决心,以正义战胜邪恶,给人以希望和力量,这种作品才是观众真正需要的。

  五是细节描写失真化。

  许多反腐题材影视剧的细节描写经不起推敲,失误失真现象比比皆是,甚至频频出现“低级错误”,即便是优秀的作品也不能“幸免”。比如,《至高利益》有两个问题就有违法嫌疑:一是市委常委会直接任免公安局长。公安局长属于市政府的干部系列,其任免权在市人大,市委只有推荐权;二是市委书记直管市长助理。市长助理应归市长领导、向市长负责,可是该片却由市委书记调来调去。再如《忠诚卫士》的几处明显疏漏,一是明健在滨海强力厂对全厂职工慷慨陈词,表示一定帮助强力厂复活。纪委能对企业经济发展做具体指导吗?二是肖静宜为了救活强力厂,毅然调入强力厂,担任董事长,这符合当今的干部人事制度的要求吗?三是当陈克清宣布明健不接任省纪委书记职务时,省委安楠书记突然由医院赶到会场,形势一下发生变化,明健便接任了省纪委书记职务,干部选拔任用就这么简单?整个组织程序就这么戏剧化?而《浮华背后》的细节失真就更明显了:罗亮和苏畅去精神病院找王守业,高锦林手下的汽车就停在大门外,苏畅作为缉私警察怎么就没发现?罗亮和王守业在精神病院被高锦林的手下抓走,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医生和护士都不知道吗?高锦林被亲信白先生出卖的情节事先没有交代,所以霍朗民在短时间内找到罗亮的关押地,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六是拍摄制作“快餐化”。

  从对大量的平庸之作的分析中我感到,一些创作者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生活体验和观察,仅凭道听途说或是个人想象,闭门造车,有的连最起码的行政和法律常识都弄不明白,胡编乱造,情节越来越离谱,甚至互相抄袭,造成雷同,直至酿出官司。究其原因,是我们一些影视机构急功近利,只看到这类题材的诱人市场,从剧本的创作到最后制作完成的周期越来越短,如此生产出来的作品怎么会有现实的深度和艺术的感染力呢?甚至接二连三的反腐题材剧几乎都要弄得大家记不住名字了,这样的剧集还有多长的生命力?

  无论是从反映社会现实的需要看,还是从广大观众的需求看,或者说无论是作为一种商业化的娱乐方式,还是作为一种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反腐题材影视剧都仍然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要冲破现存的种种“误区”,一是要在作品的深度开掘上,进一步拓宽创作视野,自觉坚持对唯物史观的思考,努力提高对当代生活的新发现。作品中要有对欲望的深度原因的揭露,揭示人欲望的社会根源。重视社会矛盾的发现和人性深度的发掘,包括反腐者和腐败者。二是要增加艺术审美选择上的自觉性,更多地用审美的眼光看待反腐题材,不要将腐败作为主要的叙事对象。既要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又能兼顾到观众的审美要求。作品既不能违背艺术真实,也不能只考虑情节的需要,而忘记审美。要追求健康,不要只顾迎合卖点。三是要加强人物性格深度的刻画,不要走入只强调动作性,而忽视对人物塑造的误区。除了追求外部场面的惊、险、奇之外,还要追求内部的思考,不要停留在情节和造型壮观的层面上。四是在创作中要正确把握好整部作品正义与邪恶应占有的位置,精心塑造好正面人物形象。总之,希望作品的创作者,能真正提高创新意识和精品意识,推出经的起时代考验和市场检验的,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反腐题材影视力作。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孙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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