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12日07:44


看西方“英雄片” 我们需要怎样的史诗电影 
编辑:孙源

 

《亚瑟王》剧照

西方的神话、传说和历史都被拍成了电影。

《勇敢的心》海报

《亚历山大大帝》海报

《特洛伊》剧照

英雄片,好莱坞拍得比我们好

《环球时报》:李宏伟 孙萌

    11月5日,史诗大片《亚历山大大帝》在美国首映,加上《特洛伊》
和正在中国热映的《亚瑟王》,好莱坞今年的“英雄史诗热”席卷了全球,“阿克琉斯”和“赫克托耳”等原本拗口的名字也深深地印在了中国观众心里,这不得不让人感慨:好莱坞拍英雄确实有一手!反观国内,这些年来关于英雄的影片很难得到普通观众的青睐。究竟是本土英雄的魅力不够?还是拍英雄的手法出了问题?
  好莱坞的英雄做出壮举时,总有合情合理的原因  
  在我们的电影里,英雄壮举的原因往往被简单地归结为爱国主义、阶级感情,如果故事不是发生在革命年代,那就是民族英雄主义,只要把这些抽象的主义挂在那里,导演就只需让演员在镜头前大义凛然、斗志昂扬了。用这种抽象概念超越具体行动的方法拍出的“英雄片”其实应该称作“模范秀”。
  更可怕的是,国内新近一些影片中,英雄的壮举干脆没有原因。例如《可可西里》,直到主人公日泰被盗猎者打死后,观众仍然不明白他为什么出生入死地保护藏羚羊。英雄壮举动机的缺失让他们身上少了一种人性的光辉。
  好莱坞恰恰相反,他们的英雄做出壮举时总有一个私人的原因。比如亚瑟王,他原本对罗马有深厚的感情,在多年厮杀后准备回到心中的圣城,直到听说自己的精神导师被罗马所杀后,亚瑟才重新认同自己体内流淌的英国血液,决定留在英国,保护同胞免受撒克逊人的蹂躏。对于亚瑟的骑士来说,留在英国“甘洒热血”并不是想“写春秋”,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同情英国百姓,而是因为不忍心让自己的伙伴亚瑟孤军奋战,说白了,就是为了哥们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把这称为“用具体超越具体的拔高方式”。不管怎样,对于不是英雄的普通观众来说,这样的英雄才能与观众的心产生共鸣。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说,从早期的《十诫》、《宾虚》到近年来的《勇敢的心》、《角斗士》,好莱坞拍摄英雄史诗片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间积累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就是把“英雄”、“反英雄”、“非英雄”的元素糅在一起来塑造英雄,用不完美来显示亲和感。
  先入为主的教化让中国影片中的英雄形象非常干瘪
  电影有熏陶功能、审美功能、认知功能和教化功能。一味强调教化功能,是国内电影英雄形象干瘪的主要原因。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电影学博士生导师周星说,中国电影中的英雄大多是严格按照主流意识形态塑造的,具体说,就是先有了意识形态,然后再堆积出模式化的情节来体现它,生搬硬套,自然没有“毛茸茸的”生活感觉。为了让英雄显得崇高,编剧还要对英雄原本丰富的生活进行剔除、雕饰,让他们英雄得彻头彻尾,有时甚至不近人情:凡是扶贫官员就都要像焦裕禄一样积劳成疾;凡是反腐官员就要纠出自己的小舅子;一说到警察局长就要像大禹治水那样“三过家门而不入”,老婆闹离婚,儿女不相认……为了让英雄形象高大,就让他们压抑自我、委曲求全、甚至窝窝囊囊,一部部影片苦水四溢,这种处理方法不仅伤害了英雄有血有肉的形象,而且愚蠢地低估了观众的欣赏水平。
  不可否认,好莱坞的英雄形象有被编剧拔高的嫌疑,但好莱坞的英雄仍是生活在常态中的人,他们既追求爱情,爱护家庭,又为了社会、为了公众奉献自身。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幸福是连在一起的,而不是孤立的。好莱坞刻意避开那些在我们看来极其崇高的东西,如前不久上映的美国影片《云梯49》中,消防员杰克·莫里森出生入死一是因为敬业,二是因为家庭,当他纵身火海时,头脑中浮现的是职责、尊严和心爱的妻子,这时候,一个丰富、丰满、立体、感人的英雄形象已经呈现在观众面前了,再加上这精神那情怀都是画蛇添足。
  当然,好莱坞的电影中也传达着意识形态,但除了迈克尔·摩尔这样的铁杆“仇布什者”外,好莱坞不会让意识形态在影片中先入为主。在政治方面,好莱坞总体上左倾,但由于美国人如今空前重视反恐战争和西方传统价值,好莱坞不得不“随波逐流”,拍摄出一部又一部的英雄片。  
  近年来,中国反映英雄的影视剧在处理教化功能方面有了一些改进。《焦裕禄》将伦理感情注入意识形态主题;《红河谷》试图完成爱国主义理念和西部类型片的统一;《红色恋人》试图完成革命回忆和言情片的结合;《黄河绝恋》则试图把民族英雄主义嫁接在战争类型片上。但对于英雄内心世界的挖掘,我们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与此同时,另一批艺术家们则开始了英雄的人性化“改革”:领袖抽上两根烟,有时还跟“小鬼”调侃两句;吴琼花天真烂漫有如小燕子,与洪常青原本若有若无的感情爆发为法国式激吻;杨子荣口中也哼起了酸曲儿,还给闹别扭的同志下泻药,甚至陷入了感情纠葛。在某些导演和编剧眼里,这就是人性化。
  理出中华文明的主线,才能拍出优秀的英雄史诗片
  纵观好莱坞今年的英雄史诗片,《特洛伊》来自古希腊神话,《亚瑟王》取自英国的传说,《亚历山大大帝》脱胎于历史。张颐武认为,西方的英雄史诗片延续了欧洲文明的主线,挖掘了西方传统中民主、平等、自由等优秀的东西。我们拍英雄,首先要找准中华文明的主线。因此,要拍出好的英雄史诗片,不仅是影视界的事,也是文化界的事。  
  但为什么我们的英雄戏缺少美丽浪漫的爱情呢?张颐武认为,这同样与我们的文化有关系。从根上讲,古代的中国人是很浪漫的,我们的英雄有爱、有情、有壮举。但宋明理学兴起后,“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开始控制中国人的私人生活。此外,由于中国近代国力衰弱,中国人有一种用“思想道德革命”来解决现代化问题的倾向。所谓思想道德革命,就是用无私奉献和牺牲来解决我们的贫弱现状,而不是靠客观的经济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人性的压抑和对个人情感的漠视,影视剧中英雄情感的缺乏与这些都有关系。  
  黄式宪说,西方文化更多强调个人主义,这在英雄身上打下了烙印。东方的英雄则大多体现集体主义。当然,只要集体主义不泯灭个性和人性尊严,还是必要的。东方文化滋养的英雄有其自身的特点,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把英雄的东方性变成了负面性。要改变这种状态,管理层应把对影片意识形态的控制从文化管理变为行政管理。
    《环球时报》 (2004年11月08日 第二十版)

 

《角斗士》

《英雄》

史诗片的复兴

《南方都市报》:周黎明

  我不敢下定论说好莱坞是全世界最擅长拍史诗片的地方,但即便有错恐怕也不会错得太离谱。标志着电影从街头西洋镜到艺术殿堂质变的《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年)便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史诗片,展开了一幅美国南北战争的宏伟画卷。默片时期美国拍了不少昂贵的史诗片,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史诗片导演西塞尔·B·德密尔便出自那个时代。
  虽说哪个年代都有史诗片,但作为一种潮流,史诗片的兴衰有轨迹可寻。随着有声片的兴起,话剧式的文艺片和喜剧片很快占了上风,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电视在美国普及,电影为了避免跟电视正面交锋,不得不利用宽大的银幕、鲜艳的色彩、壮观的场景来吸引观众。于是,德密尔拍过的《十诫》、《宾虚》等被重新搬上了银幕。这一潮流到六十年代末被现实主义作品取代,毕竟,在政治动荡的岁月,人们那遥想当年的情怀多少会被稀释。
  新一轮史诗片热有一个特殊的源头,那就是电脑特效。如果没有电脑画出空中楼阁,《角斗士》那样的影片恐怕很难上马,或者效果会大打折扣。但电脑特效跟真实布景一样,只是戏剧的辅助元素。当年德密尔的作品多半未能经受历史的考验,而纯粹玩弄CG镜头的史诗片充其量也只能让人兴奋一时,关键是这些技术手段能否为戏剧服务。大凡很抢眼的电脑镜头都犯了本末倒置的毛病,以为人物和故事是特效的陪衬。
  比这更难平衡的,是故事的潜在背景和显性主题之间的矛盾,所谓的民族性和国际性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方式。就拿《英雄》来说,很多中国观众无法忍受编导把暴君秦始皇塑造成伟人,但对多数老外来讲,这根本不会影响他欣赏该片,因为他不知道这段历史。反之,很多西方影评界认为过誉的作品,如《与狼共舞》、《勇敢的心》等,在我国影迷当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任何史诗片都有具体的时代背景。如果编导以真实性作为最高理想,那么拍出来的影片大概只有历史学家才会竖起大拇指。比如五六十年代好莱坞热衷的古罗马片,别说是人物的言行举止,连道德标准都跟上世纪中叶西方社会很相似,到七十年代有人真的拍了一些反映古罗马荒淫无耻的影片,可是,就连业内人士都表示吃不消。可见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审美标准、带着自己的时代烙印来审视上千年前、数万里路外的爱恨情仇。为了最小限度地疏离观众群,或者由于本身的知识局限,创作者便会选择性地淡化甚至歪曲某些时代特征。
  这么说并不是表示史诗片必须将主题大而化之才能打入各国市场。如果一部影片能拍得像《魔戒》那样,外行看到热闹,内行看出门道,那么它便进入了一种更高的境界。退一步讲,若能把热闹拍好,也可算成功了一半。毕竟,调度千军万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英雄本色》

《十面埋伏》

《七剑下天山》

期待中国史诗电影的黄金时代

《外滩画报》:刘天昭

  看《太极旗》,不可抑制地觉得,张东健和元斌,真像十八年前的周润发和张国荣啊。传说《英雄本色》在韩国上映的时候,整个汉城的黑风衣在一夜之间脱销。现在韩国导演们世界各地领奖,那个时候非洲人跟南美人都在租看香港电影录像带。那个时侯香港电影年产两百多部,就跟中国内地电视剧的现在一样,泥沙俱下、鱼目混珠、良莠不齐,但却是黄金时代。
  其实那也是中国电影以及中国的好多东西的黄金时代。不仅是《黄土地》和《红高粱》,而且那是一个全民看电影全民做影评人的时代。那个时候中国光是以影评为主要内容的电影报刊就有400多种,影评组织在2万个以上,简直比现在互联网上的影视论坛还要繁荣。电影在当时真是黄金得让人难以想象。
  后来,后面的这十八年来,发生好多事。香港电影和中国内地电影,香港和中国内地,以及整个世界都变了样,变成了大家都知道但是都说不清楚的现在这样。
  看了金鸡百花奖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之后,我惟一的心得就是,中国电影和中国的好多其他别的东西一样,也是有至少两重不同的世界啊。走过红地毯的那些人,他们当中十个有八个是我和转播解说员都不认识的。我不知道他们拍了什么电影,解说员语气里带着陌生念出一些电影的名字来,都是我没有听说过的。因为这些人和这些电影,不光是电影院的海报里不怎么看得到,就连娱乐新闻以及盗版碟商的目录夹里也不曾出现。
  如果看新浪娱乐新闻的话,就不会觉得我们十三亿或者更多人的娱乐生活都那么萧索、难堪了。《十面埋伏》那边刚收场,《2046》这边就公映了,《无极》似乎也已经拍完了,不知道是不是要赶新年的档,对了,新年时,我们还要捧冯小刚的场看《天下无贼》呢。传说冯小刚叔叔也要拍大片的,不仅要拍一个跟着大伙儿一起武侠情结的《关中刀客》,还要拍一个在心里酝酿了半辈子的说得我都替他紧张的那个《温故一九四二》呢。
  好像这会儿但凡有点面子能攒着钱的导演就正在拍或者将要拍大片。片名都拼着要大,合在一起跟毛主席诗词似的豪迈。而且还让人想要盲目乐观:咱们中国的国产商业片现在可真是,一线曙光待见朝阳啊。
  但是皇家马德里足球队和电影《英雄》的例子告诉我们,明星阵容未必就能赢球,大制作未必就好看。在张艺谋用两部大制作消费了他用《秋菊打官司》与《活着》给自己赢得的荣誉之后,在陈凯歌娶了陈红之后,在王家卫走火入魔之后,在长期为人民服务的冯小刚开始不守本分打算拍史诗之后,我决定把我越来越谨慎的信任留给曾经象征着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曾经教给我们英雄本色的徐克和吴宇森。
  徐克在拍《七剑》,吴宇森要拍《赤壁大战》。我在期待。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臧文丽)
娱乐评论专栏:影视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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