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____ ______2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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伉俪副委员长的政坛佳话

  在中国政坛,夫妇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是唯一
的一对

  文\阎军 王晓晖

  到王汉斌家采访时,他正大看功夫片。据说,这是“退役
”副委员长的一个重要日程。

  王汉斌读遍金庸,家藏两套金庸送给他的《金庸全集》。
作为参与、领导制定了两百多部法律、法规的中国领导人,王
汉斌肚子里装满了中国法律。同时,他也留了一个小小的地方,
用来盛放侠肝、义胆、古道、热肠、剑影和刀光。

  他那两道浓眉透露了心底的消息,它们舞动着,引领我们
走入中国法律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政府的行为必须受到制约,不受到制约必然滥用权力”

  “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政府的违法侵犯,要有向法院起诉
的权利。”这是法制的一个根本原则。但是,在制定《行政诉
讼法》的整个过程中,争论是很大的。当时的某市的法制局局
长就说,《行政诉讼法》的指导思想是根本错误的,就是不相
信政府。

  王汉斌发言了,他的话直来直去。“你违法为什么不能起
诉?你不违法你怕什么起诉?有人以为让行政机关当被告就是
错的,这个观念不对。”他习惯用两头包抄的反义问句:“说
罚款,人家一申辩就从五块变成了十块,到底该罚五块还是十
块?应该罚十块为什么当初不罚十块?应该罚五块为什么人家
一申辩就变成了十块?”

  当然,反对者没有因为王汉斌的语言攻势变成赞成者,王
汉斌和他的同事们又一条一条地抠法律条文,一天一天地开会。
“《行政诉讼法》是保障公民权利最重要的法律。中共中央下
决心通过这个法律是中国重视保障人权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决策。
它同时还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安全阀。老百姓的权益受到行
政机关的侵犯,如果没有一个解决的渠道,冤屈越积越多,爆
发就不得了。”每次开会,王汉斌都说得顽强,执着。

  “丁关根不在,我就和小平打一家”

  王汉斌是邓小平的牌友,历史可以上溯到文革以前。文革
他们在养蜂夹道的热闹牌局,曾被批斗为“搞裴多菲俱乐部”。

  通常是丁关根和邓小平一家,如果丁关根不在,王汉斌就
和邓小平打一家,每次都是这几个人。据说,最早是1961年,
中国的领导人分散四处做调查,彭真和邓小平在顺义,呆了一
个月,调查完了,报告交了,邓小平高兴了,要打桥牌,彭真
夫人张洁清就把王汉斌叫了来,自此开始了他们的牌交。

  小平和丁关根配合得最好,王汉斌说,丁关根在领导人中
打得最好,桥牌协会也得认他的帐。小平也打得好。

  少有爱好的王汉斌至今还没有断了打牌的习惯。卸任副委
员长,他一般上午看报纸,下午看材料,晚上有时就打桥牌,
牌友是邓小平之女邓楠,看来王汉斌和邓家还有不了的牌缘。

  在牌桌上,他们从不谈国家大事,邓小平打牌不聊天,只
是叫牌和抽烟。邓小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时是这样,
七十年代,举国批邓时也是这样。那时,北京市一位领导人曾
把王汉斌称为不干的干部,现在还老打牌,不好好改造,对此,
王汉斌毫不讳言:“本人有不干的历史,什么都不干。叫我批
邓、写大字报,大会发言批判,我不写也不发言。我向来是挨
批的,不会批人。”

  “中国的民主政治,村民自治是第一步”

  “村民自治的基本精神是村民的事由村民自己来管,行使
自己的民主权利。《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的一部重要的基本法律。 八亿农民实行直接民主,是
一个很好的民主大学校,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具有重大意义。”
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是历尽波折,从常委会经过反复讨
论才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再从全国人大授权回到常委会,经历
了好几个回合。

  “过去我们国家政府行政权力太大,许多干部对民主不喜
欢。就是老委员长(彭真)说的,不熟悉,不习惯,不适应,
喜欢我作主,不喜欢老百姓有权力。”

  据说,当时有很多官员要求把村委会和乡政府的关系改为
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让村委会成为乡政府的“腿”,说否则
乡政府没有办法工作。而如果作了这种改动,《村民委员会自
治法》的性质就与法律规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的自治性组织相互矛盾。

  老委员长彭真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了居民自治的想法,并在
五十年代制定的城市街道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中作过相关的规
定,确定了城市街道居民委员会的群众性自治性质。而直到如
今还有人不以为然。但王汉斌说,中国的决策层对村民自治投
了赞成票,江泽民总书记对村民自治问题非常重视,在一次会
见外宾后,他特地跟我谈了要同民政部商量加强村民委员会的
建设和宣传报道。由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王汉斌把村民自治称为中国民主政治的重大步骤,而外国
人说,中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村民自治。

  两个副委员长迎来五十年金婚

  在王汉斌当副委员长的时候,彭佩云是国务委员。王汉斌
“退役”后,彭佩云被选为副委员长。伉俪双飞,这是中国政
坛的一段佳话。

  今年五十年金婚的两位副委员长是在西南联大结识的,那
时,他们一个一年级,一个四年级。“文革时,她臭名远扬,
是全世界都有名的人物。我们都关牛棚,都是黑帮。但要讲问
题,我比她严重得多,在北京市我的地位比她重要,当时北京
市委向中央的报告都是我起草的。批我的时候,问我哪个黑文
件没有你的份?我说是,都有我的份。”

  几十年过去,当时的残酷似乎变得有些滑稽。但当时,却
是物质的剥夺、精神的蹂躏和肉体的摧残。“文革的时候,聂
元梓派人来要我交代彭佩云是假党员,我说不是,他们就打我,
从上午到下午,连着两天,拳打脚踢,以后两个礼拜都起不了
床。”

  彭佩云也被打得够戗,他们是患难夫妻。而今,两个人互
不干涉,各干各的事,连书房也是两个。他们性格迥异,彭佩
云活跃好动,说话温柔;王汉斌不爱运动,言辞强硬,很难想
像,几十年的为官生涯也没有磨掉他的真性情。

  在说起《国家赔偿法》时,王汉斌又甩出一段铿锵的回忆。
“过去我们蹲牛棚,谁来赔偿呀?后来退工资了,利息也不退
呀!还叫我们多交党费,我说我就是不交。他们在台上的为什
么不多交?而要我们关牛棚被扣工资的多交?”

  退休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赶在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前,王汉斌让把关于《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有关海洋权益的资料赶快印发,“不
然,我就退休了。可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性权利呀!”

  王汉斌在他卸任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制定《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法》。这是一部涉及中国广大海域权利的法律,
王汉斌为这部法律的制定殚精竭虑。他曾找过总书记,找过总
理,拿着中国地图,找当时的总理李鹏作说明,“《专属经济
区和大陆架法》需要对南沙群岛海域的历史性权利有适当的规
定,否则,我们跟子孙没法交代。”

  现在,在李鹏主持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已经制
定出来,关于中国的历史性权利的条款已经有规定,王汉斌松
一口气,他所付出的努力可以向他的责任心交代了。但关于立
法的争论还在继续,超前了,滞后了,看法各不相同。

  而王汉斌却不同意立法过程中有所谓超前和滞后的问题。
“成熟一条,制定一条,成熟一个,制定一个,这是老委员长
说的。有把握的,就写进法律,没有把握的就制定不了。什么
叫滞后?难道没有把握的也可以写进法律?”

  “1979年,在中国在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外合资企业的
时候,就制定了中外合资企业法,这是不是超前?但那是有把
握的。行政诉讼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人说是超前了,行不
通,但实践证明是适宜的。所以,不能笼统地谈超前还是滞后,
而要看实际情况,要看是不是成熟,是不是有把握。如果是成
熟的、有把握的,就要早日制定。如果还不成熟,没有把握,
即使有需要,想制定也办不到。证券法就搞了七八年,常委会
先后审议了五次,到去年才制定出来,这就是因为有一系列重
大问题有争论,没有把握,这算不算滞后?就算滞后也提前不
了。”

  说完,王汉斌仰脸朝天,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这副表情
使得王汉斌在许多人心目中严肃有余,强硬有加,但其实,他
在圈内是以开明、开放著称,有时候,有点像个老顽童。

  “报道不同声音有什么坏处?”

  ——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那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估
计,当初在电视台记者被挡在大会堂门外,王汉斌下令让他们
进来拍《破产法》的联组会时,也是这种表情。

  从冷的脸体察到热的心,不是件容易的事。当记者问到他,
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做时,王汉斌突然用很小的声音说,“我一
直认为人大的报道应该更开放,更活跃一些,对批评意见的报
道,应该更充分一些。”

  “为什么不可以报道不同意见呢?真理越辩越明嘛!”王
汉斌又恢复了他惯常的响亮和明确,“报道不同的声音,只有
好处,没什么坏处。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即使不对,我认为
也可以登在报纸上。我不同意的也可以登。”

  学政治学出身,当过几年报纸的国际版编辑,而后也是一
路的文字生涯,但王汉斌却一派戎马精神,说话做事,尖锐爽
直。比如,说起体育运动,这样一个很温和的话题,他也要说
得没有一点拐弯和退路。他不说“我不爱运动”,而是说“我
就爱不运动”。

  他的家也少有文人的闲情逸致,着意抚弄,即使是装饰品,
也摆放得粗粗落落,毫不刻意。只是墙上挂的一副题字,像是
大有深意——“剑胆”。


《大地 》(200002) 第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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