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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四)






    落日的辉煌
    ——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


  此文对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作了历史
的反思,这对我们学会敏锐地洞察和把握当今世界大势,不无借
鉴意义。

  从17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止,精确地说是从16
44年到1911年的268年间为清朝统治时期。这是中国悠久历史上最
后一个封建君主制王朝。在这268年间,自康熙(1661—1721)经
雍正(1722—1734)至乾隆(1735—1796)的130多年,形成了中
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盛世,史称康乾盛世。这一时期,中国
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乾隆末年,中国
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
以致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

  然而,正是在同一个时间,在地球的另一端,尤其是在英国
,一种新的文明——挑战全球的工业文明正在萌发;一场伟大的
革命——最终改造了整个旧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一个
新的运动——冲决中世纪封建神学桎梏束缚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
蓬勃发展。由此以降仅100多年的历史,就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在世
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
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

  康乾盛世前后100多年魔术般的变化,令全世界的思想家、政
治家以及有识之士们大为震惊。

  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
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
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
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
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
16页)

  邓小平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
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
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90页)

  这段历史太值得后人警醒——康雍乾三代君主,英明有为,
但是面对世界范围工业革命历史性大变动、大转折,却茫然无知
,毫无准备,甚至采取错误的对策,把门关上,最终导致中国的
长期落后。今天,当我们即将跨入一个新的世纪、面对一个更加
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国际环境的时候,把康乾盛世放入一个世界
性的范围来看,尤为发人深省。

  盛世辉煌

  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其经
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她的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
发展等,都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从农业来看,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
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康熙24年(1685年)全国共
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终年(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
,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
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出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
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
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88页,《赴华使团》)中国农作物的总产
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从1700年前后的约1.5亿增加到1794年(
乾隆59年)的约3.13亿,占全世界9亿人口的1/3。

  从手工业来看,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扩大,手
工作坊、手工业逐渐增多。如广东的冶炼业、京西的采煤业、江
南的纺织业、云南的铜矿业等。手工劳动的分工进一步精细,如
江苏松江棉布染色业作坊,按照产品种类,分成蓝坊、红坊、漂
色坊、杂色坊。

  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育。粮食、布匹、棉花、丝、绸缎、茶
、盐成为主要商品,其流通值为3.5亿银两(许涤新、吴承明《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第284页),如果加上烟、酒、
糖、油、煤、铁、瓷器、木材,不少于4.5亿两,以当时人口3亿
计,人均商品流通值为银1.5两。

  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有茶、丝、土布,尤以茶
叶占第一位。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从中国购买茶
叶值银400万两。而英国商人运到中国来销售的主要商品(毛织品
、金属、棉花)的总值,尚不足以抵消从中国运出的茶叶一项。
为了平衡贸易收支,英国商人必须运送大量白银到中国。康熙年
间,清朝征收的关税正额有银43000两,实际上关税收入大大超过
“正额”。乾隆末,每年“盈余”(即超额部分)已达85万两,
超过康熙年间所定关税正额的20多倍。正是为了平衡对华贸易逆
差,英国把大量鸦片运进中国,并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

  18世纪初,在康熙帝主持下,清廷从事两项巨大的科学工程
。一项是《律历渊源》(1713—1722),介绍了中国和西方音乐
各种理论、乐器制造、天文历法以及西方的数学与中国的算学;
另一项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绘制了第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1708—
1719年)。

  中国的城市也有很大发展。到19世纪初,全世界有十个拥有
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六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
州、杭州、广州。城市以下的墟市集镇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如南
京是著名的丝织品产地,有丝织工人数万人,“城里几十条大街
,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吴敬梓:《儒林
外史》)山东济宁为“百货聚集之地,客商货物,必投行家。”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二《风俗》)

  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
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在该书《中国》条目中,盛
赞“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
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

  德国的莱布尼茨认为,“欧洲较之中国优越之处,在思维和
思辩的科学……但一转到实践哲学,即生活、伦理、政治实践,
欧洲人便难以和中国人相抗衡”。

  全球变局

  几乎是同一个时间。

  当康乾君主谨慎地牵引中国社会这艘古老的大船,沿着原有
的航线进行再一轮冲刺的时候,“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
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页)。西
方社会爆发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迅速地脱离传统的发
展路线而突然加速前进,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

  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1775年进行了独立
战争;法国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意大利从1859年资产阶级夺取
政权、俄国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也都不
约而同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革命,不论胜利与否,
彻底与否,其结果都加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推动了民主政
体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

  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了欧洲。欧洲科学革命的先驱哥
白尼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阐述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
学说。伽利略研究了自由落体和钟摆运动,发明了望远镜等科学
仪器,大大改进了科学观测手段。特别是在17、18世纪之交,牛
顿发现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阐述了经典力学理论。继牛
顿之后,大批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涌现,大批科学成果诞生
,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一个
科学、技术、实验三者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新机制
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棉纺织业,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
。1764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织机,即著名的“珍妮机
”。机器的使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

  在动力机器方面,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
又制成了复式蒸汽机。1785年英国的棉纺工厂开始用蒸汽作动力
。1769年法国人柯格诺特制成了第一辆蒸汽推动的三轮汽车;18
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了第一艘轮船;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孙发
明了蒸汽机车。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使工业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
赖,使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地提高。

  在冶金方面,18世纪30年代发明了用焦煤炼铁的新技术,改
变了传统的以木材为燃料进行冶铁的落后工艺。60年代,出现了
巨大的熔铁炉,此后又研究出了精炼法。炼铁技术的革新,不仅
推动了冶金工业的进步,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

  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出现了腾飞。据统计,1776年至1800年
棉纺织品出口从670万英镑增加到4143万镑,24年间增长5.18倍
。毛织品在1788年生产7.5万匹,1817年则达到49万匹,增长5.
53倍。煤的年产量,1700年为500万吨,1795年增至1000万吨,增
长1倍。生铁产量,1740年仅为17350吨,1806年则猛增至258000
吨,增长13.87倍。工业的发展导致诸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一
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8世纪70年代时,
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2。

  “在经济发展全面加速的18世纪,交易的一切工具都合乎逻
辑地使用起来了。”在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的基础上,欧洲国家
的市场进入了更高层次,证券交易、信贷已很活跃,证券交易所
拓展了他们的活动,“伦敦模仿阿姆斯特丹并试图取而代之,阿
姆斯特丹此时趋向专业化发展,欲成国际贷款之要地,日内瓦和
热那亚参与这些危险的游戏,巴黎摩拳擦掌,开始亦步亦趋,这
样一来,钱款与信贷便起来自如地从一处流到另一处。”(布尔
:《资本主义的动力》第18页)形形色色的信贷证券,大大便利
了商品批发和国际支付业务,整个市场被活跃的信贷和贴现所推
动。

  这时,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他们纷纷
走出国门,建造大舰巨舶,组织商船队和贸易公司,进行航海探
险,致力海外贸易,到世界各地寻找商业机会,掠夺金钱、土地
和人口,进行原始积累。贪婪的西方商人,确信自己的好运在远
方,行走于全世界并把商品带到世界各地,追逐丰厚的利润;炮
舰和军队用刀和剑在各个殖民地上建立起统治;外交使节和传教
士到处奔忙把政令和圣经传播到各个角落,并热衷于搜集情报,
了解各地的情况。美国独立条约的墨迹未干,当其还处于英国的
威胁之下时,“海商就已游弋七大洋,去寻求贸易”。到达中国
的第三只船“实验号”只有84吨,乃至被认为是近海帆船,充分
展现了愿意为可能获得的利润冒最大危险的精神。据估算,英国
在1757—1857年的100年中,仅从印度运回本国的货物和货币总值
达120亿金卢布;1701—1810年从西部非洲贩运200万黑奴,进行
贸易。

  纺织工序的逐步机械化、焦炭炼钢、蒸汽机的应用、工厂制
的出现,农业的发展、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市场的兴旺、商人的
活跃,航海的进展、殖民地的开拓、交通运输的改革等等,许多
举措、许多事件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移演变,推动英国率
先完成了工业化,跨进了“近代社会”。一个生产力如地下泉水
喷涌迸射的人类新时代全面展开。

  一潭死水

  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
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
,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
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
进步。

  与西欧国家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
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
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
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
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
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
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
,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含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
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
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
,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
于工矣。”(《清世宗实录》,卷五七)有些官吏主张在广东招
商开矿,雍正表示坚决反对:“今若举开采之事,聚集多人,其
中良顽不一,难以稽察约束,恐为闾阎之扰累。况本地有司,现
在劝民开垦,彼谋生务本之良民,正可用力于南亩,何必为此徼
幸贪得之计,以长喧嚣争竞之风”。(《东华录》雍正朝,卷二
六,十三年四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在经济
上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
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
,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封建官僚滥施淫威,而
工商业者没有公开进行对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权的脚下,任
其蹂躏。因之,虽然当时中国六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世界最先
进的伦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商人和手工业主在政
治上起着重大作用,参与城市管理、审查预算的情况,在中国从
来没有出现。中国的城市首先是政治和军事中心,大多数城市的
繁荣依靠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而主要不是依靠
工业制造与远程贸易。

  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终清一朝,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
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
。清初的戴梓发明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
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清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
,不仅不采用,反而听信馋言,将戴充军关外。1792年,英特使
马戛尔尼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
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清廷只
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赏或鄙薄,根本未
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马戛尔尼曾邀请清军将
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竟拒绝说
:“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康
熙帝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宫廷中罗致了许多懂科学的耶
稣会传教士,聘请了一批数学家研究天文数学。但是西方科学未
跨出宫廷一步,只供皇帝个人欣赏。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对自然
科学均无爱好,加以康熙末年由于礼仪之争,罗马教廷与清朝的
关系破裂,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彻底阻滞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
传入和交流。

  闭关锁国、拒绝交流是清廷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康乾时期
,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
显的时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
对外政策的着眼点是怀柔远人,外夷归附,宣扬恩德以保持国内
秩序的稳定。至于航海探险、远洋贸易、对外扩张,这一切既缺
少实行的手段、能力,也没有试探的兴趣。它不重视对外贸易的
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当英国商人给清朝的文书
中要求扩大通商,声称中英通商“与天朝有益”时,乾隆皇帝谕
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
,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该督
等不但当行文笼统驳饬,并宜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
有益起见,天朝并不藉此些微远物也。”(《清高宗实录》,卷
六四九)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信中讲:“天朝物产丰盈,
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粤海关志》,卷二
三,第8页)清王朝的对外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天朝上邦”意识
和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以及诸如“不宝远物,则远人格”之类的
儒家经典之上的。因而,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
政治行为,而并非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它盲目坚持“天朝
”体制,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出现,在国际关系中,既不考虑交
往的平等性,拘泥于三跪九叩之类礼仪末节;也不考虑经济利益
,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

  对外关系的着眼点决定了对外交往的排斥态度。当西方竭力
寻找新航线,拓展海外殖民地,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之际,清统治
者正在为海岸线的不宁而焦躁不安。对于远道涉洋而来的西方国
家,莫不以“夷狄”视之,把构筑一道坚实而绵密的藩篱,将最
危险的西洋人隔绝于国门之外视为基本国策。康熙初年一度开放
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是,又决定不准外国人来华贸
易。按传统做法,只有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允许贸易,期
限一过,即停其贸易,贡使便打道回国。外国人在贡期外从事贸
易,康熙初年只有两次。康熙五年时宣布:下不为例,永行停止
。康熙的这项政策,影响了清朝100多年,后世子孙顽固地坚持不
准外国人来华贸易,贻误了中国的发展。清朝对对外交流进行严
厉限制,首先对出口商品有严格限制。军器、火药、硝碳、铜铁
可以制造武器,均在严禁之列,米麦、杂粮、马匹因内地缺少,
亦禁出口。书籍则可能泄露中国状况,也不许运往国外。中国本
来能制造巨大的帆船,出航远洋。到康乾时期,世界各国的航海
业突飞猛进,船只越造越大,而清廷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
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
《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康熙二十三年)对于出洋的水手
、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
哨官兵易于稽查”(《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中国人到外
国贸易,立定年限回国,如逾期不归,永远不许返回,即使三世
居于外国的华侨,也要设法招回治罪并株连其家属。这种以天朝
大国自居,采取不与西方通商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堵塞了可能
给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当欧美国家纷纷走上实行民主政体的道路,消除专制制度的
时候,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却在一步步收紧权力之网上的纲绳,
把封建皇权推上空前集权的巅峰。这种体制避免了历代王朝经常
发生的宰相、外戚、宦官擅权和武将跋扈、文官植党以及士人非
政的现象,但更加缺少约束和监督机制。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
易,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最终不仅导致中国传统社会
的发展陷于停滞,而且严重阻滞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之路
。加以国际大势剧变,中华民族已濒于西方列强宰割的绝境。

  同政治体制相适应,在文化上把儒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尤其用力提倡程朱理学。清廷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
经典,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注释作为准则,“言不合朱子,
率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文字狱盛行。知识分
子只好潜心古籍、埋头注疏和考据。禁锢思想实际上是禁锢人的
创造性。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
,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
般的沉寂。在这种“沉寂”中,中国不可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长夜无歌

  清廷自恃“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而拒绝开放、拒斥变
革,其结果烈火烹油,夕阳西下,100多年的盛世之后中国社会骤
然下跌。极端的闭关,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大大拉开了。

  以中国最为自豪的农业为例。到1840年,千年前的耕作方式
基本没有变化,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而在英国,每个农
场都有一部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在工业方面,中国工业人口已相当庞大,如景德镇有工匠10
万人,荆州到重庆间有纤夫10多万人,苏杭织工达三四万人,佛
山织工近5万人;在云南矿区和一些老林中谋生的人不下百万之多
,广州靠在洋船上谋生的也有几十万人之众。但这个数字与全国
人口之比仍微乎其微。而且,这些工人,要么是手工业者,要么
是纯粹的苦力,近代式的机器工人几难一见。而在欧美,蒸汽动
力已普遍应用,如英国,1800年仅321台共5210马力,到1815年就
达到15000台共375000马力,到1840年为止,英国工业革命就基本
完成了。在这段时间,中国年产铁约2万吨,不及法国的1/10,
不及英国的1/40。中国的第一座炼钢平炉建于1890年,比西方晚
了近30年;第一艘汽船造于1865年,比西方晚了60年。在中国,
纺纱女日产五六两,高的达到十两,也有连日带夜纺出十二两的
。在美国,1825年每个工人看管200个锭子,日产1000绞棉纱。铁
路更显示西方发展之快,1825年英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
到1840年,全世界的铁路总里程达9000公里,而中国这时还不知
铁路为何物。中国的机器工业出现在19世纪末期,比英法美等国
的工业革命完成的时间还要晚几十年。

  军事上,明末清初已引进并使用西方大炮。但后来,为了使
八旗骑兵弓马的“技术特长”不致失传,废用大炮等热兵器,恢
复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水兵仍是帆船,以致西方的长枪大炮
到这时被看成了妖术,军舰则被目为怪物,广州守将对付英国人
的是“驱邪”的马桶、秽物等。

  科学方面的差距尤为明显。明朝之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
、科学最发达的国家。迄时世界上重要的发明创造和重大科学成
就大约300项,其中中国约175项,占57%以上。总体上说,到明
中晚期,中西方之间仍是互有短长。经过清朝200多年,中国的科
学技术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
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晚了几乎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
,这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才缓慢地介绍到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在它的
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
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西方社会
迅速地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形之下中国则在封建
主义的迟暮中步履蹒跚。落日虽然辉煌,跟踵而来却是长夜无歌
。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反省我们民族的这段历史,最要紧的,
是获得一份警醒、一份自觉:对当前以及未来世界历史大变动、
大发展、大转折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我们的国情、长短及走向要
有充分的把握,要以更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走向世界。

  (摘自2000年6月19日《光明日报》,作者:《学习时报》编
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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