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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佐湟自述:我为什么辞职
    组建中国交响乐团的首位艺术总监、指挥,出国后突然辞职引起猜测 本文披露的是他出国前的一次私人访谈,以释众惑——
     杨光

      近日,中国交响乐团艺术总监陈佐湟先生辞职一事引起了北京新闻媒体的格外关注。人们纷纷猜测他离职的真实原因。记者有幸在他出国之前,对他有过一次长达3小时的非正式采访,现公之于众,以释众惑。

      近来,有人针对“国交”的一批骨干乐手,以各种前所未闻的方式进行“挖人”工作

      陈佐湟说,近来,由于其他乐团成立的需要,有人针对‘国交’的一批骨干乐手,以各种前所未闻的方式进行“挖人”工作。由于工资待遇差别太悬殊等原因,中国交响乐团三分之一乐手、近半数的声部首席和副首席离团而去。这样比例的人才同时流失,对于任何一个交响乐团,在艺术上都是难以承受的打击。陈佐湟说:“中国交响乐团这支代表中国交响音乐演奏的最高水平,在国际上已崭露头角,建立了良好声誉的队伍,现在已被拆得残缺不全了。几年之内很难恢复目前水平。对此,我感到十分痛心。如果有人硬要把这种做法叫做‘竞争带来繁荣’,我不敢苟同。”

      中国交响乐团的第一代人都是有抱负有朝气的音乐家,一个乐团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达到这样好的一种状态很难得。每一位团员在离开“国交”前都找我谈话,他们没有一个不哭的,他们是为了生活和各种压力而决定离去的

      “中国交响乐团的第一代人都是有抱负有朝气的音乐家,一个乐团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达到这样好的一种状态很难得。他们4年来共同走过的艰难道路和取得的成绩值得人们敬重。交响乐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是极短暂的,要想让一种外来艺术在中国发展到同中国的国际地位相称,不是4年可以做到的,更不是有钱、有好的乐器、有几个技艺超群的音乐家就可以做到的,它还需要其他的文化因素和大的环境。所以,急功近利的态度是不利于这个事业发展的。

      “每一位团员在离开‘国交’前都找我谈话,我能理解他们,理解他们出于各种考虑所作出的离开乐团的选择,更能理解他们与乐团难分难舍的感情。当我告诉他们,作为同事和朋友,我祝他们前程更远大时,他们没有一个不哭的,可想而知他们是为了生活和各种压力而决定离去的。中国交响乐团没有那么多钱,我们没有办法在音乐家的报酬和待遇上竞争,即使中国交响乐团有了很多钱,我们也不会这样做。我对这样的运作方式感到担忧,这样做的结果受损失的不是某个人,而是国家的交响乐事业。”

      我常常想到我们这一代人在社会变革中的位置。中国交响乐团最辉煌的时刻是在10年、20年甚至是50年以后,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就是为这个乐团最终可以攀登到最高峰而铺路

      “‘国交’4年来的发展速度很快,这种发展速度和周围的环境不同步,必定会产生摩擦和碰撞。对此,我总是把它放在历史的过程中来看,使我常常想到我们这一代人在社会变革中的位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时代。如果把起伏跌宕的4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看,我心里颇感欣慰。我们所付出的所有努力和代价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中国交响乐团的第一代人有责任把中国交响乐事业推到一个高峰,但这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我们这第一代同中国交响乐团命运相连的人心里很清楚,中国交响乐团最辉煌的时刻是在10年、20年、甚至是50年以后,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代人可能很少有人会在这个乐团里,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就是为这个乐团最终可以攀登到最高峰而铺路,尽量让后来者的路走得顺利一点。”

      每逢面临重大决策,有时不得不用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去迎接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自外界,有时也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种挑战

      “4年当中,每逢面临重大的决策时,我不但为我的同事鼓气,也为自己鼓气,有时不得不用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去迎接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自外界,有时也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种挑战。不论是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我所背对的千千万万听众,还是海内外关心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朋友,都对中国交响乐团寄予很高的期望。

      “期望越高,压力也就越大。我们认真地面对每一次成功和不足,从成功中提取经验,从不足中看到差距。就是因为有了这种执着,中国交响乐团在这4年里培养出一批新的音乐家。他们和我在世界上见到的音乐家有一个不同点,就是这批音乐家当中的很多人怀着令人尊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从事他们艺术上的追求。

      “如果讲物质条件和艺术环境,中国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所得到的无法和国外的音乐家相比,但是他们能够用这样一种很执着的态度,以如此快的速度达到今天的演奏水平,其敬业精神和使命感、责任感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陈佐湟动容地说:“从1996年组建到此时此刻,‘国交’的每一步,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是好事,但也有不良的影响。前些天,有些记者因采访了几位音乐界老前辈及我本人,对‘挖人’的无序状况提出了看法,就被以种种‘理由’扣下未发。而一些听来可笑的谣言却到处流传。凡此种种,都已离音乐和艺术太远了。作为一个音乐家,我已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和艺术创作。”

      很多人问过我为何舍弃一些优越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回来做这件事,我坦诚地告诉他们,这绝对不是经过精心算计过的决定,而更多的是一种感情上的冲动和支撑

      陈佐湟回想起4年里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风风雨雨,他说:“组建一支中国自己的交响乐团是我人生的追求。从中国交响乐团成立开始,我所从事的就不止是自己对艺术的一种追求,也是对我自己的人格和良知的一种考验。如果一个艺术家可以把自己人格和艺术上的追求同国家民族的事业结合在一起,他将获得人生的最高境界。

      “很多人问过我为何舍弃一些优越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回来做这件事,我坦诚地告诉他们,这绝对不是经过精心算计过的决定,而更多的是一种感情上的冲动和支撑。

      很多中国人希望中国有一支自己的职业交响乐团,我们的前辈音乐家为此努力了几十年,我知道做这样一件事,首先要在自己的专业和其他方面作出几十年的准备,也深深认识到有这种准备的人,未必都有这样的机遇。

      “面对这样的机遇和责任,我义不容辞,没有任何理由逃避。从组建到今天整整4年的时间中,报酬的计较、工作的时间或者其他的苦累,几乎都在我心中消失。事情一旦做起来,担子不是越来越轻,而是越来越重,这种感觉难以言表,只有深处其中才知甘苦。作为中国交响乐团第一代人,我和我的同事们所走过的道路既艰难又沉重。”

      4年来,我没有一丝后悔。与世界上所有音乐家相比,我觉得自己是同龄人当中最幸福的;中国交响乐团从组建到今天,江泽民主席和许多国家领导人给予很多关心

      陈佐湟说:“4年来,我没有一丝后悔。与世界上所有音乐家相比,我觉得自己是同龄人当中最幸福的,因为我得到一次难得的荣幸和考验。中国交响乐团从组建之初到今天,江泽民主席和许多国家领导人给予很多关心。虽然我在世界不同乐团当总监和客席指挥,但中国交响乐团始终是我生命中最重要、最动情的部分。”

      陈佐湟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种类,交响乐在过去几百年来,已经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和教育程度的一种标志。

      这种艺术以它自己的一种特有的表现方式,成为几百年来整个人类对人文精神追求的一种载体。在这个艺术品种里面,人们升华了他们的精神,丰富了他们的感情,也寄托了他们对最美好事物的追求。这也正是交响音乐几百年来经久不衰的原因。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已经从对交响乐的崇尚、陌生转变为愿意去感受、关心,这几年中国交响乐团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就是证明。

      90年代末,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用最快的速度组建一支旨在“使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为之骄傲自豪的交响乐团”,我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抄,中国交响乐团只能立足中国实际,尽力吸收借鉴西方成功经验,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这条路不但无可避免地带有一种探索和实验的色彩,而且自然要面临巨大的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有这样一张合影——84位优秀音乐家手握心爱的乐器、指挥家陈佐湟站在乐团正中,他们全体面带笑容注视着观众席。这是1996年9月6日中国交响乐团首演成功后所拍摄的照片(见左下图)。从那天起,中国有了自己的职业交响乐团,4年时间共演出了154套计255场音乐会;演奏了72首中国作曲家的作品;足迹遍及全国14省28市;邀请了近百位国际国内著名音乐家与音乐团合作;与著名的宝丽金(今环球)唱片公司合作录制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唱片向世界发行;出访了德国、奥地利、英国等国家,受到评论家和听众的一致好评。《法兰克福报》认为,中交乐团所有声部都显出简练和准确性,以及细致的配合和富有力度的灵活性;英国《牛津时报》著名评论家戴里克·乔勒也认为,就乐团演奏的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而言,中交乐团应属于全世界最伟大的乐团之列。就是这样一支在音乐上代表中国交响乐演奏艺术的最高水平、在国际上为祖国争光的艺术团体,在取得骄人成绩的4年后,已经无法再拍一张“全家福”了。 
    《生活时报》 2000年08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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