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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平反”和“一篇文章”指的是：胡风平反，冯雪峰平
反，丁玲平反和周扬同志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
题的探讨》。这是80年代前期文艺战线的几件大事。虽然情况各
不相同，但都事关重大。
贺敬之原为周扬同志的学生和下级，又是胡风事件的受害人
之一，还是时任的中宣部副部长；这几件事既直接或间接与他个
人有关，又都或轻或重地存在于他工作的职责范围之内。
一、胡风平反问题
“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曾经震动全国，涉及人数之多，蒙
冤时间之长，在文艺界是首屈一指的。粉碎“四人帮”之后，有
些揭批“四人帮”的文章拿江青集团和“胡风集团”相比，认为
他们都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说法
当然是错误的，因为胡风是进步人士、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中国
共产党人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还胡风以及所谓的“胡风
分子”以本来的面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是党中央的决
定，交中组部、公安部、中宣部配合执行。
1980年秋，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领导责成贺敬之主持起草一
份平反文件，贺敬之根据胡乔木同志指示，组织中宣部文艺局的
同志进行起草，稿子及时报送了胡乔木。在这一过程中，贺敬之
参加了由胡乔木主持的为胡风平反的多次讨论，使他最激动的一
次是公安部同志汇报情况的会。
50年代定罪的主要根据是“三批材料”，“三批材料”中具
有“爆炸性”的一条是阿垅（陈亦门，所谓“胡风集团”重要成
员）给胡风的信，由此判定阿垅是国民党庐山训练团的特工人员
。
经公安部和中组部大量有效的工作已查清：阿垅是党的外围
组织的一个同志，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给胡风的信是经胡风转
给党的内部情报，而且阿垅不止一次向我地下党提供情况。可想
而知，在那种情况下使用的语言当然比较隐晦、怪异。
受委屈的阿垅同志死于狱中，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要求见
到狱中的负责人，留下这样的话：
我不久于人世了，我看不到真相大白的一天，很痛苦……我
是革命者，不是反革命，我是冤屈的。但我还要说，党是伟大的
，革命事业是伟大的，我个人的委屈，不算啥。只希望以后这样
的事不要再发生了……（大意）贺敬之听到这里时，眼泪止不住
地涌出来……他为“胡风集团”平反的决心更大了，积极性更高
了。
由贺敬之主持起草的平反报告交上去以后修改很大，经中央
正式批发的平反文件主要内容为：摘去“反革命集团”的帽子，
但保留了三个问题：一、宗派主义；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文艺思想；三、蒋介石西剿共行营发的《反共宣传提纲》是否胡
风所写，待查。以上是1980年的事情。1985年，中央接受家属申
诉，决定进一步复查平反，这就是胡风问题的二次平反。
历史遗留问题，由中组部复查，已查清：反共提纲不是胡风
写的，与他与关。
其余两个问题由中宣部贺敬之主持复查。贺敬之安排文艺局
重新阅读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经过讨论研究后，由文艺局
局长梁光弟起草了有关这一部分问题进一步平反的报告，初稿经
贺敬之审定。贺敬之详细看了《三十万言书》和有关著作，认为
所谓”五把刀子“问题，其中”四把“并没有什么问题，不能称
为“刀子”，唯有民族形式问题的观点有点偏颇，但属于学术争
鸣问题。
在宗派主义问题上，他亲自做调查了解情况，并征求与胡风
有关的一些同志的看法。他们表示：要说宗派，首先是别的同志
有宗派，他们一直居领导地位，应负主要责任……
最后经贺敬之定稿的报告大意是：把“五把刀子”作为“反
党纲领”虽然已于1980年平反决定中撤销，但仍保留“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提法，因论据不足也应撤销。“五把
刀子”之一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观点虽有偏颇，但属于学术问题。
宗派主义情绪是有的，但别人也有，这属于人民内部的批评与自
我批评问题，都不应再写入政治结论。
以上这一部分进一步平反的内容连同中组部起草的关于历史
问题进一步查清予以彻底平反的内容一起成文，报中央审批。中
央未作大的改动，作为正式文件发了下来。被打成“胡风反革命
集团”成员的全体同志欢欣鼓舞，文艺界反映强烈。曾经批判过
胡风上纲到原则高度的一些同志最后也不再保留意见，这件事算
是圆满完成了。
二、冯雪峰平反问题
冯雪峰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8年党中央给予改正
。此时，冯雪峰同志已经去世了。
冯雪峰当年所以被错划为右派，与文艺界一位老前辈在一次
会上的“爆炸性”发言很有关系，发言揭发说鲁迅的《答徐懋庸
》一文是冯雪峰假借鲁迅的名义写的，借此打击上海文艺界的革
命同志。这一点引起当时与会者的义愤，遂成为“重大罪状”。
就在冯雪峰平反不久，这位老前辈写了一篇文章《不应该被
忘记的事》，发表在《文学评论》上。
文章又说鲁迅批评“四条汉子”是冯雪峰从中使坏，是他挑
拨鲁迅的结果，文章指出他从陕北归来政治上可疑。
此文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文学界震惊，文艺界许多同志和大
学文科一些教研室，将强烈的反对意见反映到中央，要求公开论
战。虽然小平同志说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但这些问题影响到文
艺界的团结，影响到文艺界的进一步拨乱反正。中宣部把妥善处
理这个问题的任务交给了贺敬之。贺敬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
爱护老前辈和刊物主编（又是他延安鲁艺的老师）出发，提出不
要公开论战，应在内部沟通思想，采取稳妥办法来消除影响。
他首先征求周扬同志的意见，请他出面开一个小范围的座谈
会。
周扬同志态度友善，他说：“冯雪峰这个同志，打成‘右派
’是不应该的，‘文革’中造反派要他揭发交代，他对我很实事
求是，交代中对我没有任何不利的东西。”他在讲到这里时很动
感情。冯雪峰生前，周扬去看过他，也讲了一些很动感情的话。
周扬对贺敬之说：“××同志这文章如果不发就好了，我对××
×（《文学评论》当时的主编）打过招呼的呀！”
为了从内部沟通思想，在周扬同志家里，请来阳翰笙同志和
当事的两位加上贺敬之，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
周扬先发言，他说：左联时期，我们是有缺点的，×公文章
是否不发表为好啊？阳翰笙同志发言表态说：“周扬同志做自我
批评是很好的，也是应该的。‘四条汉子’问题，我们还是有缺
点的。‘四人帮’整我们，那是另一回事。关于雪峰，×公的文
章还是不发为好……”
“应该说的话难道不说吗？”老前辈顶了回来。“我就不能
同意。还有周扬同志，你到处作检讨，你检讨那么多干什么？老
实说，你检讨的那些只能代表你个人，不能代表我们。×××同
志就有意见。我们那时，左联没有错误，冯雪峰就是很坏！”
周扬无可奈何。小型座谈会只好不欢而散了。会后贺敬之问
周扬这事儿怎么办，周扬先问他的看法。他表示还是要爱护两位
老同志的声望，不要公开论战，是否内部发一些文章缓解一下，
或用座谈会、书信的方式解决。事后有人说：贺敬之主要是袒护
周扬，因为周是他的老校长，也为了袒护×××，因为是他的老
师。
鉴于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陈云同志建议为了对文艺界历史遗留问题取得共识，趁着这些
当事的老人们还健在，可否作些调查，召开一些座谈会，代中央
起草一个关于30年代以来文艺战线若干历史问题的看法的文件，
以促进团结。
贺敬之为此事作了布置并召开了座谈会，他也讲了话。由于
种种复杂的原因，特别是这位前辈在冯雪峰问题上所取的强硬态
度及其影响，使此事搁置起来没有办成。中央领导再也没有过问
这事。但此事既已有过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客观事实的存在，看来
也自会有人评说了。
三、丁玲同志平反问题
丁玲问题是所有作家所关注并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丁陈
一案”是开国以来文学界党内的一大冤案，也是最后才彻底平反
的一案，更是我一直多方打听很想知道的。
丁玲平反工作是中央交中组部承办的。由于丁玲问题属于中
宣部积案，中央要中宣部也提出意见。贺敬之最初知道丁玲，前
头讲过是从田间诗集中读到的，当时丁玲的名字令他神往。到延
安后，读她的作品虽然不多，内心里却很敬佩。丁玲在延安《解
放日报》办副刊，贺敬之投过稿，发表过他的小说《情绪》和诗
《啄木鸟》。解放初，丁玲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人曾给贺敬之打过
电话，打到他所在单位的传达室（贺的宿舍无电话），因为贺敬
之写作熬夜没有起床，她很不满意，在一次会上点名批评：“我
们这些同志，进城都变了嘛！贺敬之，早晨上班后，我给他打电
话还没有起床，太懒散了嘛！”内部材料还就此事点了贺的名。
他诚心诚意作了检讨，这一切在当时都是很正常的。
抗美援朝贺敬之报了名，丁玲看他身体不好，让他留下去农
村深入生活，这事早已讲过了，后来还有过一些一般的接触。
丁玲有一次在多福巷胡同家中宴请国际著名诗人、大作家聂
鲁达、爱伦堡，让贺敬之、李季、严辰、徐光耀作陪。她对这几
个青年作家说：“把你们请来招待几个大作家，我就不找他们，
我也不愿意找他们，我也攀不上他们。”说话带有情绪。
之后在一次批判揭发“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上，让贺敬之
表态，因他实在接触不多，了解不多，就谈了以上一些话，表示
自己了解的就是这一些。想不到有人在综合大会发言时，引用了
这个例子，上纲到丁玲“另拉一帮人”。大约在“反右”前夕，
有一天贺敬之与柯岩在颐和园见到丁玲，贺敬之上前要去说话，
丁玲没有理他，也可能是怕牵连别人。
后来“反右”定案说丁玲有政治历史问题，文艺界广为传开
，当时贺敬之不可能不相信中央，认为这个人在政治历史上是不
好的。
四次文代会上，丁玲的右派问题已解决，政治历史问题尚未
解决。与四次文代会同时召开的三次作家代表会，大会发言极为
热烈，有公木、刘宾雁、刘真、刘绍棠等等的发言震动全场。柯
岩的发言震动最大，前文已经说到，这里略加补充：她的发言，
多次被掌声打断，她不但在发言中为诗歌呼吁，为诗歌界一些被
错划的右派呼吁，还专门引了七派不能到会的计人曾卓的诗《悬
崖上的树》，和更年轻一些的也是蒙冤的“探索者集团”王辽生
的《探索者》这首诗，目的只有一个，凭借中央批准召开的这个
大会的东风，进一步为这些同志的平反尽一份力。
但她没有一句提到丁玲，这不单因为丁玲不在诗歌界，主要
是丁玲的问题被人搞得太复杂了，搞得让人实在难以置喙。对此
，柯岩始终心怀内疚。后来，她在为《丁玲的故事》写的一篇文
章《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中专门作了表述。
萧三的发言催人泪下。由于“文革”中曾受康生的迫害，年
过花甲的萧三锒铛入狱。
萧军的发言，满堂的笑声中令人心酸……谁都可以听出来，
他的讽刺已经指向周扬。
人心所望呼之欲出，不能不想到丁玲。
1979年11月8日，李季在这次作协代表会议上主持会议，在大
会发言已近尾声时，迟到的丁玲作了一次很长的发言，周良沛的
《丁玲传》里全部记载了这次发言。发言的要害是指出文艺界有
宗派。她说：
……就说派吧，据说从延安就有了的一名外国记者，赵浩生
先生写过一篇访问报告，说延安嘛就有宗派。有两派，一派是“
鲁艺”，为首的是谁谁。另一派是“文抗”派，“文抗”派是以
我为头子。还有艾青。事实上，当时我恰恰不在“文抗”。“文
抗”有七个负责人，他们是萧军、罗烽、白朗、艾青、于黑丁、
刘白羽、是他们七人轮流主持，没有我。那天艾青笑着说：“我
是独立大队。”萧军，你们看得出来，那是大英雄，他能参加哪
一派呀（笑声）？他什么派也不参加，他就是萧军派，他还能以
我为首哇？哼？你算什么！（笑声）
“鲁艺”嘛，我相信，在座的“鲁艺”的师生一定很多，他
们一定不会承认他们是一派。贺敬之同志就在这里，他不会承认
他是“鲁艺”派，他不是。贺敬之在延安的时候，他的诗先给艾
青看，艾青就首先欣赏他的诗。我有个印象，是不是这样，我记
不清了。我在北京工作，招待外国作家的时候，请陪客我没有找
文学研究所的人，我没有找“我那个派”，我没有找别的人，我
找的是贺敬之，是李季，当时的两位年轻诗人。所以，我们很多
人，大约没有什么派，但是居然有人说他是派！其实，谁有派、
谁是派的头子大家心里明白嘛。这就是说，有派啦！要没有，他
能承认吗？那我就希望，这些有派的同志可以回想回想，自己可
以修改修正嘛！……特别是现在有了权的人，要多听别人的意见
，多听反面的意见，不要只听接近的几个人的意见。有的人同你
接近，有的时候是趣味相投；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趣味相投，他是
别有目的的，你也得注意。我常常脑子里想，跟有些“老朋友”
讲两句真心话，直话，劝劝他，你注意注意你那周围手下的某些
人吧！你别吃亏上当了！我这话是不是会有用哇？想想还是算了
吧！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我再讲了，只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丁玲讲完以后，也是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公木，按捺不住
激动的心情，他争着上台说了一句话：“我完全同意丁玲的意见
，文艺界的问题之所在，就是宗派问题。”引爆了一阵掌声。
会议已经超时，在这种气氛之下，李季请周扬讲几句。周扬
先是不讲，后来终于讲了。他讲到受“四人帮”迫害打聋了耳朵
，但不能因此抵消我过去的错误。当他讲到被“四人帮”打散的
文艺队伍今日重聚：“文艺的春天来临了！”这时，73岁的萧军
在台下高喊：“周扬同志的春天，就是我的冬天！”我当时作为
内蒙的代表坐在后面，未听清这一句话，看到周扬在台上迟疑了
一会，会场空气有些肃然……
这天会议结束后，贺敬之想到周扬会感到压力和不快，于第
二天去看周扬。果然周扬对贺敬之说：“丁玲的女儿蒋祖慧来，
我对她说：‘你妈妈的右派问题和反党集团问题应当平反。另外
的问题她还有两个‘点’一疑点和污点。疑点已经消除了，污点
是有的，不能动。’”贺敬之当时还不知何指，周扬解释说，疑
点是指丁玲来延安是否接受国民党的指派，污点是指她与叛变后
做了特务的冯达在莫干山依然长时间同居并受到国民党保护是变
节行为。
贺敬之当时还以为周扬说和对，他和柯岩还有文艺界很多人
都是误听了丁玲历史上有污点的传言的，所以贺敬之当时对周扬
作了表示：“丁玲同志怎么能否认自己过去的错误呢？平反工作
应当实事求是嘛！”
现在回到主题。四次文代会后，中组部、中纪委对丁玲问题
重新复查，写出决定草案征求中宣部的意见，在部务会上讨论。
事先，贺敬之一点也不知道，知道后向周扬谈了这件事，周
扬表示：“你还是应当去发言，实事求是嘛！”
部务会上读了复查平反的文件，清清楚楚的事实使贺敬之沉
默下来转为沉思。材料中有延安整风审干时陈云同志的亲笔签字
，还有李富春同志的证明。所谓与特务同居，是与冯达同居，冯
达是丁玲的丈夫，一同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二人被捕后，冯达暗
中变节，丁玲并不知道，国民党当局要把丁玲当作文化名人争取
，所以依旧让冯达与她同去莫干山，在那里住了些日子。这时丁
玲依然不知道冯达已经变节，冯达在丁玲面前始终没有承认自己
变节，也没有策动她干一些什么事情……
听了这些材料，贺敬之思想上产生很大的震动，由于证明材
料翔实，历史清楚，而且延安整风时就作出了政治历史的结论，
他能说什么呢？一直未发言，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
最后周扬发了言，他简单地表态说：“文件材料根据是否充
分？已经是作过结论的（所指结论想必是反右时的结论，不会是
延安整风的结论），恐怕还是不要太急吧……贺敬之同志可以发
言嘛！”
贺敬之不得不表示一个态度，他说：“我过去对于情况不了
解，过去有过去的认识，现在听了文件上说的，我不能提出什么
不同的意见。”他提出：因为会上有不同看法，建议中组部再与
一些老同志详细谈谈。他建议要谈的人有陆定一、周扬、林默涵
、张光年、刘白羽等五位。
第二天，周扬让贺敬之到他家里去。
周扬很不高兴，他直截了当地对贺说：“我不太好说啊，这
个事情你还是应该讲一讲嘛，我不止对你讲过一次，她的历史污
点的确是存在的嘛！”
贺敬之很难开口，但又必得开口：“根据中央定的那些，我
提不出什么不同意见来呀。”
周扬接着说：“这几天我听到议论，说丁玲是叛徒，和特务
同居，‘文革’中连小孩都知道。几位老大姐都非常愤怒，你怎
么就不说呢。”贺敬之不得不作辩解：“我可不能这样说，‘文
革’中小孩说的话我怎么能说呢。丁玲的丈夫冯达秘密叛变了，
丁玲本人并不知道。中组部文件已写明，李富春、陈云同志在延
安都有证明。”
周扬的态度由不悦转而严厉起来：“跟你谈这些事情，还不
止这一件事情嘛，你是否今后要在文艺界工作呀？你是否认为刘
少奇的叛徒哲学还是可以存在呀？你如果这样看，你就站不住了
嘛！？”
鲁艺老院长的这些话，在他的心中震动很大。他的思想激烈
地翻腾着，他想，我参加革命后，受过你的教诲，《乡村的夜》
得到过你的称赞，《白毛女》更是在你的支持下取得成功。解放
后我虽然一直挨批判，可是我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如果说圈子
，人们自然把我划在“鲁艺”名下。你支持我主持剧本座谈会，
支持我……我真没想到，老院长、老领导今天怎么能这样呢？我
对丁玲没有一点个人的关系，铁的事实摆在那里，你怎么能这样
不顾事实呢？你如果采取对待冯雪峰的那种态度，那该多好啊！
可是现在……在他的思想中只能震荡着一句话：“吾爱吾师，吾
更爱真理！”他自知这样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也只好如此了。他
说“叛徒哲学我当然是不赞成的，但要看是不是真正的叛徒啊。
”此事引起的，真是“划地东风欺客梦，一夜云屏寒怯”。
自此以后，不但周扬，有的一向往来甚多的同志见面也变得
异样了，甚至自此与贺敬之不再往来了。而流言却风起云涌。
贺敬之无非是对中组部的平反决定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引
起不愉快的事情竟是这么多。中国作协始终没有传达中组部第二
次为丁玲同志平反的文件——《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贺
敬之在中宣部主持的京西宾馆的一次会议上，应文艺界许多同志
的要求传达了这个文件，更加得罪了与此有关而又不能正视真理
的一些权威人士。很快在文艺界出现了“贺敬之背叛周扬，投入
了丁玲怀抱”的流言。这句话看起来是对贺敬之的攻击，实际却
暴露了始作俑者的宗派立场和观点。令贺敬之难过的是，说这种
话的人中，也有和他多年一起战斗、相知甚深的老朋友。明眼人
谁不清楚：丁玲虽然复出，但处境仍然不好。平反阻力重重，直
到最后作古时，其平反通知在她原单位却还未传达。关于她的悼
词，鲍昌自告奋 勇写出来，但阻力重重，难以通过，最后他只好
知难而退。可想，贺敬之为她说句公道话都这样难容，这件事也
就是很自然的了。
为促进老同志之间的团结，消除历史恩怨，贺敬之煞费苦心
，做了许多人所不知的工作。
这里应当提到王震将军。由于王震在北大荒、在新疆保护了
丁玲与艾青，所以贺敬之想请王震出面促进丁玲、艾青对于周扬
的谅解，进而促进他们和解。这是有利于文学事业的大事。这也
是丁玲二次平反以前的事。原打算请王震将军出面，约请丁玲夫
妇、艾青夫妇，贺敬之与柯岩作陪，和周扬夫妇一同在北京饭店
吃饭。
当贺敬之与柯岩向王震将军说明请他出面的用意时，他很高
兴，也很痛快，当即答应说：“好啊，好啊，我去！丁玲同志、
艾青同志是我的老朋友了。周扬同志嘛，在延安整风时，我同他
一个小组，俩人一直很熟。我来做这个事，好。”
贺敬之预先做通了丁玲与艾青的工作，但担心的还是这两位
的态度，因为从多年的历史事实来看，应当是丁玲和艾青更多地
怨恨周扬，特别是“丁陈反党集团”、“丁玲右派”的定罪，是
周扬直接领导搞的。虽然如此，但对贺敬之的此番苦心，这两位
都答应了。然后，贺敬之对周扬也说好了，周也答应赴约。
不料，到了那一天，贺敬之去请周扬夫妇，周扬却迟疑了，
对他说：“有必要去吗？”
贺敬之说：“这是王震同志的好意，为了团结嘛，有什么不
好呢？”
周扬想了一下说：“我不要去了，去了也不好谈什么。”
“我怎么去说呢？”贺敬之很为难。
周扬寻思了一下：“你就说我身体不太好嘛。”
贺敬之到了北京饭店，只好对全都到齐坐待已久的人们说：
“周扬同志心脏不太好，他表示实在对不起大家，问候同志们，
本来他是说定了要来的。”事后，王震将军追问，贺敬之只好实
说。王震一点也没有生气，还替对方着想：“丁玲心直口快，可
能周扬同志有顾虑吧？”
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丁玲！丁玲！加在她身上的污点
，党中央已经给她擦干净了，可是有些人为什么始终不肯放过，
至死也不肯放过呢？
丁玲二次平反后，过了较长时间，贺敬之去看望丁玲，对于
自己在1955年批判“丁陈”会议上的那次小组发言表示歉意：“
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并说他1958年谈革命浪漫主义一文中
有一段话批评被划为“右派”的艾青同志，也向他道了歉。
丁玲却说：“唉！你还记那些事情干什么？我都忘了。要说
在我的问题上，白羽当时做的事情很多，我哪能记那些事情？白
羽专门来对我道歉，我很受感动，他还写了很动感情的文章。”
“我觉得，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那时候打我是‘右派集团
’的头子，现在反‘左’又把我说成了‘左’派集团的头子。其
实，我丁玲并没有变，整我的主要还是那些人，是他们在来回转
。我看，这件事倒是值得我们党注意的。”这次谈话，贺敬之很
受感动，也很受震动。文艺界的原则是非为何至今总是搞不清？
他对此不能不深思。后来召开丁玲研讨会，贺敬之虽未参加，却
写了封长信，充分肯定了丁玲，也未伤害别人（此信于会后发表
于《光明日报》）。但就因为他由衷地肯定了丁玲，有些人还是
很不高兴。
1986年春，丁玲逝世。
若干年后，文艺界一位权威人士居然“牧童拾起旧刀枪”式
地又对人说“丁玲身上集中了许多坏女人的毛病。”此话后来被
别人引入文章里。我没有可能去核实其出处真伪。但我的看法是
：在这位长辈女性身上，集中了中国女知识分子和正直共产党员
的骨气和苦难。正直的人从来是尊重和同情她的。鲁迅在1933年
曾为丁玲写下一首诗：
如盘夜气压重楼， 剪柳春风导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
， 可怜无女耀高丘。
当然，这在那些拼命贬损鲁迅而猛抬周作人的人们心目中，
是不屑一顾的。但历史终是公正的，随着丁玲问题的大白于天，
丁玲的形象与品格越来越高大与感人地矗立在人民心中，这也是
不以少数人意志为转移的吧！
笔者对丁玲，只是在两次文代会上远远地望见过。她的逝世
，却使我感到一种莫大的委屈和悲伤。也许是于四次作家代表大
会时已经萌生此感了吧。
四、关于周扬的一篇文章及其他
1983年3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央决定举行纪念活动。其
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发表一篇重头的署名文章。胡乔木代表中央延
请文化界有代表性的周扬同志撰写。
周扬正在住院。贺敬之也因病住进同一医院，他刚换上病号
服，立即前去看望。这时的周扬已经是76岁的老人了，说话时头
有些发颤，气色虽较前略好一些，思维敏捷的程度却明显地不如
过去了。老领导为写文章的事征求贺敬之的意见。他谈起中央决
定请他写这篇重要文章，说虽然感到吃力但很想完成这个任务，
他颇有感慨地说：“吾道穷矣，我也要‘绝笔于获麟’了”。
贺敬之看到周扬同志的神情，心中浮起一种难言的惋惜之情
。在谈及讲什么题目时，贺敬之建议：“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文艺体系，我想谈这个题目为好。这个问题，‘文革’前您谈
过多次，现在又与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
一致，不知这个题目可不可以？”
周扬当即表示可以，贺敬之还和文艺局的同志商量提出一个
起草小组人员的名单，北京有陈涌、程代熙、陆梅林等，还有一
些有关部门的同志，上海有王元化。周扬同意这个名单。为了周
扬工作之便，贺敬之还从文艺局派去一位同志协助做秘书性的工
作。
上海王元化来京后专程到病房看望贺敬之，同时看望周扬。
谁知此后，周扬为此事却再没有找过贺敬之。
贺敬之出院后一打听，原来周扬同志到天津休养去了。文艺
局的同志都不了解具体情况，只知道是文艺局的那位同志跟了去
的。后来才知道一同跟去的还有王若水等人。等周扬同志从天津
回来，文章已经写出来了，贺敬之才听说文章的内容改变了，原
建议参加起草小组的大部分人都没有被吸收参与工作。
纪念会举行之日，周扬同志在中央党校宣读了那篇长文。几
天后，胡乔木约集有关的一些同志到周扬家，说要谈一谈那篇长
文的事。去之前，给贺敬之一份铅印稿，他匆匆一看，谈的问题
很大，似乎不像周扬过去的文风。贺敬之到了周扬的家中，参加
谈话的有胡乔木、周扬、夏衍、郁文、贺敬之、王若水等人。
胡乔木同志开头先说中央不同意公开发表这篇文章，说是胡
耀邦同志要他约一些同志来和周扬同志一起谈谈。
乔木同志说，文章谈的是整个党的理论建设的重大问题，其
中好些问题是有争议的，以周扬同志名义发表影响太大。并说文
章中谈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部分和王若水观点相似，是不是王
若水起草？并当场对王若水进行了批评。周扬同志争辩，不同意
不让他的文章发表。乔木同志进一步补充说，他今天来这里之前
耀邦同志又向他重复了不能发表的意思。周扬进一步追问：“绝
对不可以发表吗？”
乔木口气缓和了下来，说：“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可以……”
这时夏衍插进来和周扬单独对话，使周扬没有注意听清乔木接着
说的下面的话：“可以考虑在学术性刊物《哲学研究》……”
不料，第二天，1983年3月16日，周扬的这篇题为《关于马克
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长文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
表了。
这立即惊动了中央，认为这涉及到组织纪律问题。中央决定
通过在中央党校的座谈会进行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借以表明周
扬文章不代表中央的观点。当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郁文告诉
贺敬之，指派一位熟悉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在文艺方面表现的同
志到会发言。贺敬之考虑唐达成合适，决定让他去，并嘱他主要
是介绍情况，不针对周文发表评论。
若干天后，乔木又在中宣部小会议室召开小型座谈会，参加
者主要是参加上次在周扬家那次座谈会的人。乔木说明是要核实
周扬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过程，周扬很生气，发言情绪激
动，用词尖锐，申辩是乔木上次会上表示同意发表的。乔木询问
在座的人，没有人直接回答。贺敬之发言说，他不知道别的情况
，关于上次在周扬家的会，他说：“这事有误会。上次乔木同志
是说了耀邦同志不同意发表。后来又说不是绝对不可以发表，可
以考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周扬同志听了前一句，后一句因
为夏衍同志同他在谈别的什么，他没有听清。周扬同志不是有意
违犯中央决定……”
座谈结束，周扬在违纪问题上如释重负。出门之后，他对贺
敬之说：“是嘛，就是需要搞清楚嘛。乔木同志怎么能这么搞！
昨天冯牧到我那里，说了很多关于乔木的事，很不像话！说很多
人都对他有意见……”
这使贺敬之感到突然，一时不知如何对答。为什么冯牧这时
会这样？他觉得已经不能理解他了。
更使他出乎意料的是，事隔不久，乔木给周扬送去了一首诗
，内容已传开，其中有：“亲爱的弟兄，是谁伤了你的手指？”
（大意）等句子。许多人议论说这是讨好，是把责任推给别人。
贺敬之知道后，更感到困惑。
本来，他在周扬写这篇文章前就向周谈过对“异化”问题的
看法，还把一份非法组织的材料送给他看，那上面说共产党在政
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生活上全面异化，只有推倒它才行
。为此，贺建议不用社会主义异化的命题为好，因为至少会被怀
有敌意的人利用。周扬当时没有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后来周扬写
这篇长文，之所以抛开他和他建议的起草小组，他想到这可能是
主要原因。但这次事件中，贺敬之对他的态度，特别是为他说明
了不是违纪，他还是认为贺毕竟还是尊重他的，也是希望搞好团
结的。
令人遗憾的是后来发生了丁玲二次平反的事，如前文所说，
使贺敬之不能不对他采取“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态度。但
即使如此，贺敬之始终对周扬有历史的、全面的看法：认为他毕
竟是一位对中国革命文艺有过重要贡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
论家和组织领导者。
（摘自《文艺理论与批评》，作者：贾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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