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摘

　　任何诬蔑谩骂，抑或辩护歌颂，对他的存在及其存在的价值
几乎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和影响：他将依然本然存在于人类
历史的长河中，依然卓然挺立在人类生存的星球上，依然傲然翱
翔在上帝和宵小之间的最高层。反而，这些诬蔑谩骂抑或辩护歌
颂却会影响到他后面的时代；反而，他的存在及其价值却好像一
面明镜，映现着那些诬蔑谩骂辩护歌颂者：其一让人们看到他们
的存在，其二让人们看着他们的表演，其三让人们逐步看清他们
的真实面目。因此我们说：尽管后人有足够的自由对毛泽东做任
何的评价，但是，毛泽东本身不需要辩护。

　　基此，本文取名“不为毛泽东辩护”：我们只想把毛泽东放
到他同时代历史进程的大环境中来剖析他的功过得失，兼以寄托
对1893年12月26日的纪念。

　　一、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1893-1923）

　　（一）天赋和环境

　　1893年12月26日，湖南韶山毛顺生、文七妹夫妇在结婚八年
、两个男孩夭折之后，诞生了他们的第三个男孩----毛泽东。

　　一个人的成长，除却自身因素之外，离不开外部环境对他的
影响。

　　一是家庭环境。毛泽东在外婆家从2岁一直长到8岁。人们发
现，这个孩子有着过人的天赋，由此也被家人视作宝贝而倍加呵
护。期间，外婆家的治家作风和人生态度必然会对童年毛泽东产
生相应的影响。回到韶山冲之后，“严父慈母”的家庭结构：毛
母的博爱纯朴、善良大度和对人怜悯同情，毛父的勤劳能干、精
明强悍、勇武果敢等性格，对他后来成就阳刚和阴柔兼备的人物
，也有着必然的潜移默化。

　　二是湖湘人文环境。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湖南这个落后
闭塞的省份却成了每次政治变革的前导，“唯楚有才，于斯为盛
”。湖南自古就有探索宇宙人生“大本大源”的传统、忧国忧民
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参政意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平治天下
的军政谋略，并在近代造就了曾国藩、谭嗣同、黄兴等一大批学
者能吏。

　　三是中国社会环境。毛泽东诞生之时，中华民族正处在两个
时代的交叉点上，正走到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1840年鸦片战争
以来，这个“天朝大国”在西方国家的外力打击和压力之下，丧
失了独立、尊严和进一步发展的希望。孙中山率先发出了“亟拯
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呼声，由此，轰轰烈烈的近代
中国革命如火如荼。这正是一个造就伟大英雄的时代。

　　特定时代的特定环境施加在毛泽东这样一个特定的人物上，
便揭开了一个绝代风骚奋斗史诗的序幕。

　　（二）立远大志向

　　人贵有志，更贵有大志，最贵有高尚大志。纵观毛泽东的一
生，可以这样认为：树立“救国救民”这样最为高尚的大志，是
他成就豪杰的最根本原因。

　　毛泽东8-14岁间曾有过6年的私塾生活。期间，尽管他的学习
成绩非常优秀，也为他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但那时尚无远大
志向，可谓在“混沌”中学习。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毛泽东辍
学两年多、16岁的时候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开
头一句就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由此，他“开始认识
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3]。1910年取名“子任”；一师读书
，同学送外号“毛奇”等等，足见其胸怀大志、不同凡响。

　　值得提及的是老师们对毛泽东的褒奖，对他立大志向、求大
作为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那个“能掐会算”的郭伯勋凭看相
就断言毛泽东日后必成大器；毛麓钟对他青眼有加，独具匠心、
苦心琢玉，向他灌输立志成才、报效国家的大道理，教授《资治
通鉴》、《贞观政要》、《孙子兵法》等“治乱兴衰之书”，当
着韶山冲容纳不下这个即将展翅的雄鹰之时，他又力举毛泽东出
乡关；东山小学堂的校长称他为“建国才”，谭咏春由他的作文
赞他为“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六百字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却赢得了老师一百五十字的批语
，称他“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
大之器，再加功侯，吾不知其所至”；杨昌济在生命垂危之际，
还向章士钊郑重推荐毛蔡（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
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欲言救国必先重二子”；……

　　（三）初具英雄潜质

　　我们以为，16岁树立高尚大志，乃毛泽东一生的第一个质的
转折点。自此之后，他走出韶山，开始了真正自觉刻苦的学习，
由天资聪慧转向天资加勤奋，有意识地“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
神之能力”：他开始心系社会，苦学励志，探求大本大源，读无
字之书，“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他开始“身无半文、心忧
天下”，“不为浮誉所惑、不与流俗相竟”，野蛮其体魄、文明
其精神，用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吸取中外文化的营养；他开始
建新民学会，作学友会总务，发征友启示、组织夜校学习；……

　　当他25岁从第一师范毕业的时候，身上就已经具备了一代英
雄的潜质：思想上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立志救国救民；性格上
刻苦追求、奋发上进、坚忍不拔、浑身是胆，藐视权威、酷爱斗
争、好争第一、标新立异；能力上，他有着可贵的独立思考判断
能力（勤工俭学成为时髦的时候他却依然选择留在国内）和惊人
的预见能力（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早在二十年前就被24岁的毛
泽东言中），善于抓住问题的实质并具有高度的理论概括能力；……

　　（四）锋芒初现

　　既然英雄潜质已经具备，便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创作伟大的史
诗：

　　1918年8月，他第一次到北京，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
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1919年4月6日，从上海回到长沙：
5月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7月
14日创刊《湘江评论》。此时，生活窘困的毛泽东在思想上却进
入了异常活跃的时期。他从对“大本大源”的探索转到社会现实
问题上来，从对少数圣贤的关注转到人民大众的力量上来，在《
湘江评论》发表了长文《民众的大联合》。

　　1919年12月，领导驱张运动并第二次到北京，读到《共产党
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
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5、6月这个“一生中可能是关
键性的”时期里，他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同他讨论马克思主义
有关问题。之后，他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
化；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建立中共湖南支
部，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
系列罢工运动，使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毛泽东以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超群能力，得到了陈独秀的赏
识，在党的三大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担
任中央局秘书，第一次进入共产党领导核心。这一年他 30岁，刚
好是“而立”之年。

　　由上简要列举可见，毛泽东的天赋、抱负、勤奋以及由此造
就的他的能力，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了
一起，使他走过了一个较为平坦的道路，并造就了一个非常自信
的毛泽东。对此，他自己有诗曰：“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击水
三千里”。

　　然而，此时的他，魄力有余而历练不足，志向有余而理论不
足，自信有余而威信不足，倔强有余而兼容不足：他还没有经历
真正的血与火的考验，他还没有找寻到拯救国家的真正现实可行
的道路并把它们上升到理论高度，他还没有在斗争实践中树立其
足够的威信，他更没有意识到：仅有明确（且正确）的观点、仅
有坦陈观点的勇气和坚持观点的倔强，而没有对不同观点的兼容
以及对不同意见者的耐心说服和争取，对一个政治家来讲是绝对
不够的。

　　二、几度退隐与复出，横空现世扫苍寰（1923-1949）

　　英国的阿诺尔德·汤因比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曾得出过一个
颇有神秘色彩的结论：赋有创造性的个人的行为可以描绘成包括
“退隐和复出”的两重行为：退隐的目的是为了他个人得到启示
，而复出则是为了启发他的同类。“退隐可以使这个人物充分认
识到他自己内部所有的力量，……复出是整个运动的实质，也是
它的最终目的”。（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第275页，上海
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二版。值得指出，这种“退隐复出”是
与他关于文明生长的“挑战应战”理论关联的）

　　此处，我们宁愿对这种“退隐与复出”做出这样的理解：真
正的英雄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挫折和挑战，伴随挑战而来的
是退隐；在退隐过程中，他通过反思求得进一步的提高，之后得
以超越同类、成功地应战。“挑战、退隐，超越后复出、应战”
这样一个不断往复、深化的过程，也许对造就英雄是必要的。

　　如果用此理解来考察毛泽东，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一生曾
反复出现过“退隐—复出”的过程，也许，正是这些过程，才把
他成就为一个真正伟大的英雄。

　　（一）首次退隐复出：分析中国阶级

　　1923年6月毛泽东在“三大”上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后，从192
4年底返回湖南，到1925年10月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可以看作毛泽东的第一次“退隐—复出”过程。

　　“三大”以后，毛泽东为贯彻国共合作的建议，返回湖南筹
建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使湖南成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组织最发
达的省份之一，并出席了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毛泽东在会前和会上的表现，得到了孙中山等人的赏识，被
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
执行部的工作。然而，期间他却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是国民党
“右派”，在他们的排挤、打击之下日益无法正常工作；二是共
产党内部，部分人抱怨国共合作会丧失共产党的独立性、指责他
对国民党的工作过于热情等等。此种压力加上繁重的工作，终于
使毛泽东与同年12月因病回到湖南。25年1月份召开的中共“四大
”上，他也未能继续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治局。

　　从1925年2月到8月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是在韶山度过的
。从外在事实上看，可以说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第一次挫折和退
隐。随之而来的复出（为了逃避赵恒惕的捉拿）是10月份出任国
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现在，我们无法得知在此期间毛泽东想了什么（威尔逊的分
析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4]，第98-99页），但是，我们从
他在韶山期间的活动以及后来复出之后的表现可以确认，经历了
这次“退隐复出”之后的毛泽东已经上了一个大台阶：他深入实
际地了解、教育、组织农民，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
，使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了解、认识进了一大步。

　　以世俗却现实的眼光看来，退隐之前的毛泽东既没有社会地
位，也没有理论学术地位，更没有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经验，他
的文章也显得眼界狭隘、地域色彩太浓。然而，经过首次“退隐
”之后，他充分施展了善于抓住问题本质并及时进行理论概括的
高超能力，在对中国革命实践进行深入总结的基础上，发表了意
义深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正是此文，首次较为系统
地解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性质和前途
等一系列问题。另外，从在他主编《政治周报》期间所发表的文
章看，毛泽东站在全局、长远的角度洞察、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已
大非昔比。

　　可以这样讲，首次“退隐复出”为初具英雄潜质的毛泽东武
装了统帅全国的最起码的理论武器，也为他树立自身的威望奠定
了一定的基础。

　　（二）二次退隐复出：选准农民运动、武装夺取政权

　　1925年10月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从1926年5月
离开此职位，到1927年8月7日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可以看作毛泽东的第二次“退隐—复出”过程。

　　首次“退隐复出”之后，毛泽东便一直关注农民运动，1926
年3月还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实施以后，他被迫辞去宣传部长职务；
由于在对待农民运动问题上与中共中央存在分歧，他便利用国民
党给他的有利条件，全力投入到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中来了。
同年11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并到武汉
创办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此期间，他与陈独秀之间
在农民问题和社会阶级关系等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扩大，“五
大”仅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一直到后来的“八七会议”上
陈独秀被驱除之后，他才再次进入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退隐复出”虽然没有第一次那样地鲜明，但他在毛
泽东一生中所起的作用却绝对不可低估。

　　首先，他对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
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在此次漫长的退隐期间，他全面深
入地调查了农民运动，于1927年初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这样伟大的著作（这也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
），也使他对中国革命的感怀、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次，如果说1925-1927年间毛泽东对联合、利用国民党还存
在什么幻想的话（当然是在坚持共产党独立性的基础上），那么
，通过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这块“试金石”，使他较早地、敏感
地意识到国共破裂的现实性和枪杆子的重要性（国民党中央委员
会1927年5月否决了那个并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
只可惜，他那时尚没有足够的威望、能力和艺术来改变共产党“
五大”的方针。后来，在“八七会议”上，正是他首先提出了枪
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并在全党面前再次显示了他的高明之处
：迅速把握住问题的本质并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正因此，他得到
了瞿秋白的赏识，委以领导湖南秋收起义的重任。

　　可以这样认为，二次退隐复出的最大收获是：超越了他曾一
度崇拜的陈独秀，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和现实途径
（武装夺取政权）。

　　（三）三次退隐复出：古田会议决议、反对本本主义

　　以1929年6月22日在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未当选前委书记
，至同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毛泽东再次当选为标志。

　　其实，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先后受到几次程度不同的打击和
错误领导，只不过未影响到他对红军的领导而已。

　　1927年9月爆发的秋收起义虽然受到很大挫折，但毛泽东却从
此种挫折中及时调整了武装斗争的指导思想：由以进攻大城市为
目标改为在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三湾整编、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以及宣传组织武装
群众）等创造性思想的提出和实施，还为井冈山根据地带来蓬勃
发展。而在此期间，中央却因此撤销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后
被湘南特委误传为“开除党籍”）、湖南省委和前敌委员会书记
职务。此一处分虽然没能影响到他后来的实际工作，但也反映了
他的思想与中央方针的矛盾。

　　1928年4月下旬的朱毛会师带来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毛泽东也成为新组建的红四军前委书记，但此任命直到同年11月
份才到达，期间，湖南省委要求红军向湘南发展，尽管毛泽东等
作了抵制，还是招致了“八月失败”。之后，又有了1929年的中
央“二月来信”，要求朱毛把部队分散到农村中，但也受到他们
的抵制。

　　在经历了前面几次反复之后，红四军的建设与毛泽东自三湾
改编以来创建的建军原则发生了矛盾，并由此引发了红四军“七
大”之后的毛泽东的第三次“退隐”。

　　由上列举可见，此次退隐是众多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红四
军“七大”只是一个标志而已。造成这次退隐的的原因，根本还
在于对武装革命的道路如何认识和军队如何建设的问题。这一过
程对毛泽东的成长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他必须要回答中国武装革命的道路问题。为此，他在
1928年10-11月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
《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文章，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思
想；随后，他进一步写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了此时
，“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整体战略思想已经呼之欲
出了。

　　其次，第三次退隐对毛泽东的打击的确很大（以往他只是被
上面撤职，这次却被自己的部下、甚至自己的嫡系部队选掉），
但却使他强烈地感受到按照他的正确思路加强军队建设的必要性
和迫切性。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古田会议决议”，它系统地解
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成新型人民军队这样一个根
本问题，为后来武装斗争的节节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这次退隐还使他再次感受到“本本主义”（“教条主
义”）的危害，因为“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成为红
四军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了与这种强大的势力抗衡，他
于1930年5月开始了一个月的寻乌调查，并写出了著名的《反对本
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响亮口号。

　　可以认为，第三次退隐与复出的过程，使毛泽东具备了领导
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素质和思想素质：他创制并提出了作为革命
基本思想的“工农武装割据”、作为军队建设纲领性文献的《古
田会议决议》、作为思想路线的《反对本本主义》、作为军事路
线的作战原则和建军原则，以及以《兴国土地法》为代表的土地
革命路线。然而，还有“教条主义”这样一个更加强大的敌人等
待他去打倒。

　　（四）四次退隐复出：大英雄横空出世

　　三次复出之后的毛泽东一度意气风发，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更使他在红军中赢得了极高的威望。可正在此时，他迎来了一生
中最为强大的敌人：“教条主义者”；正是他们，带来了毛泽东
的第四次退隐与复出。

　　早在1931年3月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针对是否就地
打破第二次“围剿”的问题，毛泽东就与苏区中央局产生了分歧
，并引出了“山沟里有没有马列主义”的问题；11月召开的赣南
会议开始了对他的批判，最终撤销了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并实
际上免除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其后发生的打赣州与打漳州
之争虽然再次证明了毛泽东主张的正确，但在32年10月召开的宁
都会议上，却照样对他的“右倾主义危险”进行了批判，结果是
撤销了他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至此，教条主义者彻底剥夺了毛泽
东对红军的领导权。1933年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之后，对毛泽
东的排挤也随之达到了顶峰：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教条主义者留给毛泽东的，仅剩下一个挂名
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而他的亲属、下属等都莫名其妙地受
到了打击、迫害和株连。至此，毛泽东终于迎来了他一生中最为
严峻的考验：他得了一场几乎足以丧命的大病，还差一点未能跟
随长征。

　　“祸兮，福之所倚”。度过此次严峻的退隐之后，毛泽东却
也终于迎来了他最后一次也是最辉煌一次的复出：在1935年1月1
5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赢得了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实际领导
权。

　　从1931年的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这整整三
年之内，毛泽东可以说是经历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退隐过程。也
许，这三年时光是命运给他的一次考验。事实证明，他以惊人的
毅力和难以想象的乐观主义精神经受了考验，也完成了成长过程
中一次最伟大的飞跃。

　　首先，他利用这段时间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在经济工作
中首次作了较为系统的实践。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读了很多马
列主义的书。对此，1957年他曾感慨地说：“1932年开始，我没
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
斯的书通通找出来，……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
》、《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真正的
英雄，总能直面各种挑战。毛泽东正是如此。你不是说山沟里没
有马列主义吗？我就出一个给你。因此可以说，正是这段退隐过
程，使他早期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的“土”理论融进了马列主义
的精魂，从此，他便具备了运用马列主义同他的对手抗衡并斗争
的资本。

　　其次，性格上的进步也应是这次退隐给他带来的最大收获。
也许是因为前三次的退隐并没有那么地严峻，所以，我们很难看
到他从深层反思自身性格、个性的痕迹。但是，从他以往的坎坷
和曲折中看，过于执著倔强专断、不善于求同存异、不善于兼容
不同观点者、只认死理不讲艺术等问题，在他身上的确程度不同
地存在着；而且，往往在复出之后就会变本加厉地推行以往被否
定了的正确观点。第三次复出之后对红四军的改造就是一个明显
的例证（尽管他是正确的）。此种个性，作为一个理论家无可厚
非，作为一个政治家就必然是一个缺憾。也许，在第四次退隐过
程中，他深深地反思了自己，深深地领悟到了团结大多数的重要
性：因为真理往往首先为少数人所掌握，却要靠大多数人来执行
。对此，贺子珍曾有过体会：“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有很大
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
于团结人了”。

　　我们看到，在他还没有从理论上系统地战胜教条主义者的时
候，他却首先在组织上战胜了他们。若依照他过去的行为方式，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遵义会议上他
却成功了！早在长征之前，他就提出要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
排在一起；在长征路上，他同这二人只分析“五次反围剿”的军
事指挥错误；他又作了周恩来的工作等等。正是因为他只纠正教
条主义者的军事错误而不是追究其全部错误，正是因为他在五个
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李德）中争取了三个人，
才在遵义会议上获得了成功。设想一下：如果他再象以往那样穷
究教条主义者的全部错误，如果他不是事先作了那样艰苦细致的
工作，遵义会议以后的历史也许就会重写了。其中的微妙之处难
道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经过了四次退隐复出的艰难磨砺之后，此时的毛泽东：倔强
与兼容共存，自信与威信兼备，志向与理论并举，魄力与历练同
在。一个惊天地、动鬼神、空前绝后的大英雄，终于完成了他的
成长过程，横空出世。正所谓：几度退隐与复出，横空现世扫苍
寰。

　　英雄既然造就了，胜利难道还会远吗？

　　复出之后的得意之笔就是“四渡赤水”，此乃毛泽东军事才
能的集中表现。从此之后，在他的导演下，中华大地上演了一幕
幕威武雄壮的话剧，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一个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最终，他用了三年的时间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而这
些血与火的实践，也使他成为一个集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
军事家乃至书法家、文学家于一身的震烁古今的大英雄；他在党
内的威望也随之达到了极高的程度。

　　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1949-1956）

　　当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所面临的
国家经济、社会状况是什么样的呢？称之为“一穷二白”，一点
也不言过其实。据有关资料记载：1949年，全国社会总产值仅55
7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仅66元；人民政府接管伪中央银行时，金库
里的黄金仅剩6180两；经济秩序混乱，财政枯竭，通货膨胀达到
了惊人的地步（如，在国民党从大陆退败之前，上海主要商品批
发物价指数比战前上涨了200多万倍）；战争刚刚基本结束，却还
没有完全结束，一些土匪、特务等反动分子都俟机进行颠覆破坏
活动，西藏等地区还没有完全解放，旧社会遗留的吸毒、卖淫、
嫖娼等种种丑恶现象仍在侵蚀着国家的躯体；国际反动势力对新
生的共和国实行封锁和敌对政策，建国刚半年多，战争之火又烧
到了我们的鸭绿江畔；……这是一个何等严酷的局面！一个什么
样的烂摊子！

　　雄关慢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一）蓝图

　　任何一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人都会认为，革命胜利以
后的中国并不具备马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对于这一点，
毛泽东更是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提出，我国革命必须分两步
，第一步，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就第二步来讲，问题的实质就是：通过建立具备
社会主义某些特征、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但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资
本主义的、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为建
设社会主义首先打下足够的基础，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平稳过
渡到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的建设就是按照他的这种宏大思路展
开的。

　　（二）成就

　　首先，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了新生政权。1950年3月遏制
了持续12年的通货膨胀；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措施使老百姓立即
体会到了新社会的优越性；及时调整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
，使经济状况尤其是工商业状况得到迅速改善；基本完成了全国
土地改革；及时发动了 “三反”、“五反”运动，既自觉抵制克
服了腐朽思想对党的侵蚀，保持了共产党廉政为民的本色，又沉
重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对党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猖狂进攻。

　　其次，及时确立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面对恢复时期所取得的
工作成绩，毛泽东调整了他“可能要在建国之后15年才能考虑向
社会主义转变”（[5]，上卷，第215页）的思路。在此基础上，
1952年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如果说，在刚建国的时候，社会
主义还没有明确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用于
指导当时工作的话，那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就把建设社会
主义当作新中国一项现实任务和现实目标来奋斗了。

　　第三，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1953--1957年）。按照毛
泽东关于“大仁政”的思想（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新中国执
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适当安排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事业发展
的方针，并据此确定了国民经济“一五”计划。到1956年，“一
五”计划超额完成，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为国民经
济的长远发展和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迈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四，在中国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领导着他的
同事，为新中国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
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在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的基础
上： 1956年在全国实现了合作化，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1956年9月召开的党“
八大”宣告：“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
，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三）取得成就的原因

　　通过对人类社会的考察[6][7]，我们发现：

　　1）人类社会是一种能动的社会；社会运作的根本任务就是有
效地激发和组织成员能动；

　　2）如果具备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如果社会运作者掌握了足
够的运作技巧，那么，在同等社会基础条件下完全可以激发出能
量更大、层次更高的能动，而且此种能动还能得以有效地组织。
我们将此种社会现象称作“拉动”。

　　3）如果我们将那种社会机制条件相对超前于社会基础条件的
社会称为“超前社会”，将社会机制条件相对落后于社会基础条
件的社会称为“滞后社会”，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说任
何社会都可能实现拉动功能，那么，“超前社会”则更是如此。

　　4）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地发挥出“拉动”效应，超速发展
就是必然的。

　　我们知道：毛泽东早年就立下了改造社会、造福人民的远大
志向，当革命胜利之后，尽快求得国家繁荣富强、使人民过上好
日子的愿望，对他来讲是顺理成章的；自早年求学期间他就十分
注重主体的能动作用（实际上，他的一生都在强调人的改造，包
括世界观的改造），战争年代这种思路又使他创造了诸多奇迹（
此种事实又反过来佐证和强化了他的那一思想）；他所信仰和追
求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对人的素质及其能动作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甚至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高素质的人，如果没有基于“心能
”基础上的成员积极性，建设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就是不可想象
的）；他一直就是一个不受任何羁绊、讨厌墨守陈规、不断进取
创新的人。在上述四大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毛泽东确立以下发展
思路就是正常的了：

　　在落后的社会基础条件上，依靠先进制度的“拉动”作用，
有效激发和组织成员超常能动，实现社会的超速发展，并尽快创
造出建立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基础条件；而后，尽快过渡到社会主
义，并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的腾飞，迎头赶上发达国家。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当时的新中国带着革命年代赋予她
的巨大历史惯性[8]，恰恰具备了“拉动”功能赖以发挥的某些基
本条件。

　　首先，当时决策者（党的领袖、高级干部等）的绝大多数都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洗礼，并由此造就了他们坚定的共产
主义信念、高尚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情怀，造就了他们较高工作经
验和执政能力，表现为总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条件制定正确
的行动方略。其中，毛泽东可谓典型代表。

　　再看决策执行者的精神素质。尽管当时广大中国平民的心理
素质和业务素质较低（与制度对他们的要求很不适应），但是：
常年的战争陶冶了他们的情操、净化了他们的心灵，并使他们表
现出相对超前的精神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新中国的成立使人
民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一下成为国家的主人，被压迫者真正扬
眉吐气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成就使他们切身感受到新社会的好
处；人民志愿军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浴血奋战；历史留给我
们的中国道德传统的某些方面也有利于形成中国人相对超前的道
德素质；……。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当时中国人道德素
质的主要方面，表现出与社会经济条件的明显的相对独立性，使
五十年代我国人民处在一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主
要表现为：虔诚地信任共产党及其政府，有理想、有纪律，严于
律己、乐于助人，有强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热情。薄一
波同志的亲身感受正能表明这一点：“那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相互结合，‘三套
锣鼓一起敲’，搞得有声有色，把全国人民的革命激情都动员起
来了。”（[5]，上卷，第44页）

　　主要是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使得以建成社会主义作为直接
目标的、相对超前于当时社会基础条件的过渡时期的新中国社会
，具备了良性运行的最根本条件。结果，“拉动”的战略思路获
得了巨大成功：“可以无愧地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
最好的时期之一，至今仍令人神往和回味无穷。”（[5]，第564
--565页）

　　（四）隐患

　　从理论上看，“超前社会”固然可以更有效地发挥拉动功能
，但它同时也存在着变异的潜在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运
作者能否始终恰当地把握住超前的“分寸”。

　　我们看到，新中国的建设者们正是因为对超前的“分寸”有
着不同的认识，从而形成了指导建设的两种主要思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种思路，更强调和重视先进的社会机制
条件对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更有“超速”发展的主观愿望
和指导思想，我们可以称之为“拉动论者”；以刘少奇等为代表
的另种思路则在认同那种“拉动”功能的前提下，更强调和重视
社会机制条件与社会基础条件的相互适应，以求得社会正常协调
发展，我们称之为“准拉动论者”。

　　据此来分析这段历史我们看到，两种思路在过渡时期至少有
三次引发出对现实问题的不同看法，而且，相互之间的矛盾日趋
尖锐，解决矛盾的方式也日益激烈。第一次是在建国前后，围绕
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问题；第二次表现在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认
识方面；第三次表现为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不同看法。[6
][9]

　　不过，无论如何，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具备产生“拉动”功
能的客观条件，由于当时作为“拉动论”代表的毛泽东头脑是清
醒和冷静的（他不是不顾客观条件，恰恰相反，他很重视这些条
件。只不过，他更想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成员能动及客观
条件的潜能），他一直较好地坚持了他自己提倡的实事求是原则
，所以，毛泽东继取得革命的伟大成功后，又取得了建设事业的
辉煌。

　　至此，他的事业可以说是达到了一生的顶峰。

　　然而，在这个顶峰下面却潜在着深深的隐患。

　　我们知道，随历史惯性的消退，那种在社会发展非常时期有
着超前表现的成员精神素质及其精神状态，总是要逐步靠近或回
落到与社会基础条件相适应的水平上。这是不依主观意志而转移
的：主观意志虽然可以影响这种回落的速度和回落的终点水平，
但绝对左右不了这种回落的趋势。也就是说，随历史惯性的消退
，那种有利于实现“拉动”功能的条件将逐渐减小减弱，社会机
制条件相对于社会基础条件的允许“超前”幅度也将同样减小。
这种趋势是客观必然的，因此，“拉动论者”必须要调整自己的
思路，适当削弱其“超前”“拉动”的倾向，更应当重视客观物
质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制约。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可问题的另一
方面是，由于在特定社会条件具备的时候，“拉动论者”的理论
和实践总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在这样连续的胜利面前，由于对
“超前”社会的理论认识不足，他们就很有可能被胜利冲昏了头
脑，过分夸大主观能动的作用、忽视客观条件的制约，甚至放弃
或忽视那些曾经一度防止其失误的正确原则。

　　以上两种相反趋势的综合作用，就有可能使作为“拉动论者
”的毛泽东从真理走向谬误，用良好的愿望换来失败的苦果。而
这种危险性不但在理论上绝对存在，在现实中也有足够的可能。
可叹的是，毛泽东却恰恰用其以后的奋斗历程、用发展的惨痛代
价证明了这一点！

　　四、我自欲为江海客、英雄泪洒天地间（1957-1976）

　　（一）历程及其逻辑

　　最后一个时期的毛泽东从一个基本正确却带有隐患的起点上
开始，却以惨重的失败和严重的失误作为结局。最终，他带着满
腔的遗憾、洒着英雄的热泪离开了我们。

　　从深层的发展逻辑看，这段时期里，毛泽东继续着他在过渡
时期形成的“拉动”思路及其与“准拉动论者”的斗争。从斗争
的领域看，前半段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后半段则逐步转移到政
治领域；从斗争的方式看，前半段已经足够激化，后半段则发展
到顶峰；从斗争的结局看，他的“对手”彻底被打倒、他的路线
彻底“胜利”、而他却逐渐远离真理。

　　1、修改主要矛盾。通过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社会
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党的八大已经做
出正确的分析。1956年波匈事件后，整顿党的作风、提高执政能
力被提到了全党议事日程。然而没有想到，整风运动中却出现了
“右派分子的进攻”。这种意料之外的客观情况，使毛泽东过于
严重地估计了形势，结果，整风转为反右派，而且严重扩大化。
带来的后果是修改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这一变化成为建
设实践中进行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开端，毛泽东
也开始走出了错误的第一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这历来为人们所关注。固然，当时
的国内外条件是重要原因，但我们以为，这都只是外因，它们只
起到导火线和催化剂的作用；真正的内因在于对革命和建设理论
的认识和理解上，在于对“超前”尺度的不同认识和把握上。

　　无论是“拉动论者”还是“准拉动论者”，都希望尽快建立
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向前发展。为此，应当采取
全部方面的而非只是经济方面的手段来促成这种制度的建成；过
去，我们依靠革命斗争的手段，为社会主义建立创造了前提，现
在，我们仍然要进行新的革命，为防止复辟和巩固新生社会主义
制度创造条件。由此，应当强调和重视思想的、路线的政治斗争
在促成和巩固制度中的作用。这一点在理论上本来没有什么错误
，然而，对这一理论前提的不同理解却可以产生两种不同观点：

　　过分强调通过外在的、人为的、政治思想方面的努力，通过
政治斗争的推动，来加速社会主义的建成，这是毛泽东的思路；
强调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顺其自
然”地发展，则更为“准拉动论者”关注。可见，关键仍在于如
何正确地把握住那个区分真理和谬误的“分寸”。如果按照第一
种思路，并考虑到由于认识能力等众多因素所限而难以把握好那
个“分寸”，那么，我们就非常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当时中国的历
史条件下，会出现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可以说，理解了“拉动论
者”的思路，就理解了为什么面对“右派进攻”会做出那样的反
应。

　　2、批评反冒进。开始于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1月
的南宁会议上达到了高潮。双方最主要的分歧在于：如何保护、
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和达到怎样的发展速度。毛泽东强调更多、看
得更重的，是成员能动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和高速发展；
被批评的人们则更强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强调脚踏实地地稳步
前进。

　　透析这段历史我们看到：1）一次次的成功使毛泽东越来越强
调主观能动的“拉动”作用，强烈的自信和头脑发热使他逐步骄
傲起来。这种心态与超速发展的企盼和尽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急切
结合在一起，导致他对“反冒进”大光其火。2）毛泽东的绝对权
威已经基本树立（斯大林去世以后更是如此），而党内民主却日
益削弱，结果，个人崇拜和专横日渐发展，毛泽东对不同意见也
日渐不容和不满。3）他开始背离他所倡导的、曾经数度拯救他于
危难、促进他复出、帮助他掌握真理的正确原则：实事求是和调
查研究。

　　以上诸点使毛泽东逐步忘记了那些有助于他正确把握超前分
寸的原则，逐步忽视历史决定律的制约作用，结果，逐步偏离了
真理。更为严重的是，他对不同意见开始错误地采取了“路线”
斗争的方式。“这场反冒进的批评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主持的，
被批评者是在中央和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层次已经
升高了----引者注）；批评者言词猛烈，且有痛快淋漓之势，而
被批评者却几乎没有可能进行说明和申述，……毛主席的一系列
批评，不仅有事实不充分、论据不足的地方，而且言之过重、上
纲过高，又是‘右倾保守’，又是‘象蜗牛一样爬行’，又是‘
促退派’、‘观潮派’，又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
戚戚’，又是‘跟右派相距不远了’等等”，“使得被批评者（
都是职位很高的领导同志）欲辩不能，造成党内生活的‘一言堂
’”。（[5]，第654--655页）由此可见，尽管毛泽东认为反冒进
还不是路线错误，但就解决的方式来讲，恐怕离解决路线错误的
方式只有“大概50米远”了；量变已经积累到足够的程度，马上
就要产生质变了。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这样认为，“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
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私有制搞掉了，政权拿到无产阶级
手里，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
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这种分析
是正确的。然而，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他的“拉动”的思想就
开始起作用了：不是主要通过经济发展，而是主要通过阶级斗争
。从此，正确的开端就走入谬误的歧途。政治认识一旦走入歧途
，就与经济领域的不同认识相互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政治上
的错误认识将导致错误地判断有关经济问题之争的性质，使对经
济发展的不同认识错误地被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反过来，经
济领域的争论又强化了对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我们就由此开
始步入了可怕的恶性循环。

　　3、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反冒进”被压制下去以后，毛泽东
在总结建国8年来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在跃进心态的驱使下，在那种自上而下刮
大风、大搞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的影响下，1958年到1960年掀起
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大跃进”年代。在生产力发
展实行“大跃进”的同时，生产关系上也来了一个“大跃进”--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综合影
响下，一股强盛的“左”倾思潮开始在国内蔓延并对实践产生不
利影响。毛泽东虽及时察觉到这种情况，并做出了一些调整，但
没有觉悟到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

　　正在这时，在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出现了彭德怀的一
封信，引发出更大范围的、更强烈的反右倾，使形势急转直下。
彭德怀的信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
作中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现在看来，他信中的观点，从内
容上讲是“准拉动论者”对“拉动论者”之认识和实践错误的批
评，是想进一步深入纠左，要求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左倾错误的根
源。但毛泽东不同意这样做：由于他的思想深处仍根深蒂固地存
在着“拉动论”的思想，由此他认为当时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
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更重要、更关键的是，他认为“三面红旗
”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
，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的。彭德怀等试图更进一步地总结
“三面红旗”的经验教训，甚至有怀疑或否定的倾向，这当然为
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结果，研究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的庐山会
议自然就转变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会议。

　　这一回合的结果是经济上的继续“大跃进”，更为严重的是
，它成为两种思路斗争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这对一直比较
缓和的矛盾、这种对建设指导的不同认识开始带上了浓厚的政治
斗争痕迹，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其解决方式开始摆脱了过
去那种和风细雨的方式，而代之以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等更严峻
的方式；其运动和展开的场合也开始由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
。从这个角度上看，庐山会议是这段时期的转折点，自此以后，
历史运行的方向发生了变化。

　　4、八届十中全会的反右倾。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正值经
济领域内两种思路激烈交锋（批判“黑暗风”、“单干风”）、
且此种交锋开始引发对政治形势错误判断的时候。而恰在此时，
彭德怀提交了他的长篇申诉书（历史就是这样地捉弄人），结果
，被毛泽东认为是利用当时激烈的国际阶级斗争形势和国内发生
的困难闹翻案而遭到批判。政治上走入歧途（对斗争形势的错误
判断）之后，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正常的矛盾和争论就这样被上升
到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高度，遭到不正常的批判和斗争；反过
来，这些正常的矛盾和争论又强化了对政治斗争形势的错误认识
，使它进一步地偏离真理。（恶性循环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没有
外来的大力给予帮助、没有巨大的挫折给予震动，是很难摆脱的。）

　　试看：57年的反右倾扩大化导致毛泽东认为两个阶级、两条
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那时估计是十几年）始终是我国内
部的主要矛盾；59年的庐山会议则使他认为党内那场斗争是阶级
斗争，这种斗争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到了八届
十中全会上，他更把对彭德怀、习仲勋、邓子恢的批判当成无产
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更进一步断言以阶级斗争为主要
矛盾的过渡时期应该延伸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以前，而且，
“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
……，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
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
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大大强化了阶级斗争的现实性
、危险性和迫切性。

　　此论一出，国内政治风向整个逆转，为以后政治斗争扩大化
和“文革”的爆发，在理论上深深地埋下了种子。后来开展的“
四清”、“五反”运动采取了乱搞斗争、打骂体罚等不正常的方
式；从文艺界开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运动也很快蔓延到整
个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有这些火药味很浓的批判斗
争浪潮为文化大革命从理论、思想和工作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准备
了基础。“文化大革命”已经呼之欲出了！

　　5、“文化大革命”。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
表及其受到的一定程度的抵制（客观上被这样认为）、“二月提
纲”的发布、接连发生的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
同报刊上声势汹汹的政治批判相呼应，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
”的紧张空气，使毛泽东形成了“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
大错觉。他认为，无论城乡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
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
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他开始对党和国家
的前途感到深深的担忧。结果，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和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先后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
文革十六条”，并设立了新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使“文化大革
命”的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发动“文化大革命”的
法定程序也已完成。

　　由于认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
，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
并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结果：“大串联”、“大
批斗”、“大武斗”、“大夺权”、……，形成“天下大冤案”
----刘少奇被打倒、众多人受批斗，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全面
内乱的无政府主义的狂潮。的确，“天下大乱”了，然而却没有
达到“天下大治”。文革期间，毛泽东曾多次预计，“文化大革
命”能在一两年、两三年内有一个好的结束，但局势的发展却使
他第一次感到难以驾驭，多次预计都流于落空。九大以后，毛泽
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也含有结束“文
化大革命”的意思，但由于总体指导思想一直没有变，结果使党
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后来，尽管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中受
到大震动，却仍然坚持“文革”的正确性并希望它能有一个接近
他原来愿望的圆满结局，结果，当纠左与极左对立时，他又错误
地支持了后者，使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并一直持续到他
的逝世。中间，尽管有1973年邓小平的复出及其75年领导的全面
整顿，但终不能持续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

　　（二）反思

　　可以这样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当以发动“文革”为集中
代表。下面，我们将围绕这个问题探讨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深层原
因。

　　为什么1956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从一个相对正确的基点
出发，后来竟会演变为“文革”那样悲壮的错误结局呢？

　　金春明曾把国内外流行的“文革”起因归纳为十种[11]：一
是阶级斗争必然说，二是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三是封建复辟
说，四是毛泽东帝王思想说，五是乌托邦碰壁说，六是群众反官
僚主义说，七是东西文化冲突说，八是人性兽化说，九是奸臣祸
国说，十是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左的理论与左的实践恶性循环。

　　然而，前面的列举却使我们得出这样的观点：“文革”的爆
发是一个必然性规律与众多特定历史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

　　1、那个必然性规律是：拉动论和准拉动论两种思路的矛盾运
动规律。其具体表现是：随着建设历程的持续，两种思路的矛盾
斗争必然日益尖锐，解决矛盾的方式必然日益激烈，矛盾斗争的
场合必然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

　　我们知道，随着历史发展逐步进入正常阶段，那种因历史惯
性而来的成员精神素质和精神状态的阶段性高涨，必然要向正常
水准回落；只有根据发展和变化了的客观条件适度削弱拉动成分
，才能制定出科学的发展方略。然而，毛泽东却对此却没有给予
足够的关注。相反，从战争年代直到1956年前的一次次的巨大成
功，却使毛泽东越来越相信主观能动的作用，越来越忽视客观条
件的制约，越来越强调先进的上层建筑对落后之经济基础的拉动
作用。所以，尽管毛泽东与其“对手”的理论基点一致（都以建
立建成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为目标），价值目标也一致（
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但上述因素的必然性作用
，却使他们之间的分歧日益增大。既然如此，加之多年来养成的
斗争习惯和经验，解决矛盾的方式就必然会日趋激烈，必然会上
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

　　那么，两种思路的矛盾为什么会扩展到政治领域呢？道理很
简单，因为两种思路所代表的其实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如何
指导的不同认识，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既有经济方面，又有政治
方面，所以，两种思路的矛盾必然会波及到政治领域。

　　那么，这一矛盾为什么在前期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而后期
却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呢？

　　刚刚建国的时候，对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问题，党
内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大家也都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就是发展生产力，政治的意义仅在于为达此目的创造出一个适当
的环境。按照当时的理解，社会主义制度至少应当包括这样几个
方面：一是人民当家做主，二是具备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意
识上层建筑，三是具有比较发达的工业化生产力基础，四是必须
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基础。革命胜利以后，
人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已经初步具备（政权问题已经解决
了，思想问题只有在建设中逐步解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
，人们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条件也已经初步具备。因
此，下一步的根本任务就是在上述条件都已经初步具备的情况下
，尽快发展生产力，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更加巩固的生产力基础
，所以，八大确定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

　　然而，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却使毛泽东认识到：革命的成功
、新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在政治方面创造
足够完善的条件，资本主义有可能复辟，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也
需要改进，人民的公仆会蜕化变质，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新的斗
争去巩固和改善这政治条件；而且，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所必需
的意识上层建筑也亟待建立。

　　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和担忧不但是正确
的（抑或是可以理解的），还表现了他超人的预见和洞察能力（
毛泽东逝世后的历史恰恰在某些方面印证了他的担忧）。所以，
问题不在于他有这种认识和担忧，而在于他为此所采取的手段：
在“拉动”思路的引导下，他试图主要依靠成员能动来超越那个
由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必然性。其表现是：

　　他总是强调通过相应的政治斗争和新的革命的方式，建立更
加先进、完善、纯洁的上层建筑，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他
总是十分地重视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问题，十分担心反动力量的
复辟问题，因而也就十分地重视和强调阶级斗争在建设时期的重
要意义；他总是试图通过灵魂深处的革命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依靠官员的思想觉悟来保证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本色；……

　　也许他没有意识到，他所担忧的那些问题在既定的客观条件
下带有绝对的必然性：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如何消灭小农经济、
商品经济乃至“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足够丰富的物质财富如
何造就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性干部？没有“经
济革命”作保障的单纯的文化革命、思想革命如何能够支撑完美
纯洁的社会主义大厦？……

　　就这样，毛泽东开始走上了歧途，系统地形成了他的“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终生都认它为真理。

　　在毛泽东一生的历程中，我们多次强烈地感受到他那强大的
意志力和毅力：一旦认准了的东西，他绝对会横扫一切障碍、义
无反顾地推行下去。这样的个性加上他无上的权威，使他最终下
决心在政策上和人事上采取非常举措，来确保他认定正确的革命
路线的实行。其结果，现实与他的理想总是出现巨大的反差：晚
年的毛泽东陷入深深的困惑乃至悲哀之中。在毛泽东八十一岁生
日那一天，他还与周恩来单独谈了“无产阶级专政”和“防修反
修”这两个问题，足见他对这些问题的看重。高尚的追求、高超
的智慧、超人的能力和无上的权威，最终却被施加在自认为正确
的歧途上。这实在是令人嗟叹不已。

　　顺便提及两点：一些人对“文革”起因的某些妄测是多么地
不值一驳；一些人对“文革”灾难的情有独钟乃至肆意夸张又是
多么地浅薄无谓、于事无补。

　　2、特定的历史条件。

　　也许，人们可能把这里的列举当作对毛泽东的“辩护”，但
我感到仍有列在此处的必要，因为在分析毛泽东最后一段时期的
过程中，我们数度强烈地感受到这些特定历史条件（我称之为“
历史必然因果”）的存在及其影响。

　　1）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足的理论基础，马克
思、列宁等都没有给我们提供足够精细的答案，导致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建设者对其艰巨性和曲折性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

　　2）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过于追求社会主
义的完美纯洁、过于不能容忍任何社会丑恶现象（尽管其中的一
些在既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过于强调发展的急迫
性，这些因素使他过分注重社会机制条件对社会基础条件的拉动
作用，结果没有把握好恰当的分寸，正确的出发点和良好的愿望
却在理论和实践上走向了它的反面（毛泽东晚年有言曰：慢慢来
，不要着急。也许那时他才感悟到了这一点）；

　　3）毛泽东以他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建立的伟大功绩在全党和
全国形成了崇高的威望，但后来他却逐渐骄傲起来，主观主义和
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加之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制度还不
健全，对他的个人崇拜日益盛行（后来竟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只
要是毛主席说的就是正确的），结果，一些错误的东西被当做正
确的东西来捍卫；

　　4）我党的工作方式、工作经验等使其擅长、善于用群众运动
、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使我们习惯于用革命
的经验去处理建设中的问题，用革命的理论指导建设的实践；

　　5）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曲折给我党和毛泽东产生
影响不可低估：一是增加了对“资本主义复辟”之危险性的关注
；二是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毛泽东的专断作风（斯大林被掀翻了）
；三是要人为地造就“批判修正主义”和国际共运中心的样板。

　　6）按照当时的理论认识和社会氛围来看，五六十年代，无产
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的确有着足够
的现实性和严峻性（即使现在也是如此，将来也许还会如此，因
为这种斗争是当今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历史条件下的必然
。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这种斗争，而在于用何种手段解决这种斗
争）。

　　7）中国是一个家长制和集权传统极为强大的国家。如何克服
这些封建传统的影响，在当时实际上没有给予实质性的关注，使
它在新的制度下得以死灰复燃，并造成了个人崇拜与集权传统的
恶性循环。

　　8）一小撮投机分子和野心家混入党内，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
政治野心而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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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认为，1959年夏天的那个庐山会议，是毛泽东最后一
个时期的转折点。每次分析这段历史我就老在想：如果我们党有
健全的政治生活制度，不只是依靠干部的个人修养来保证健康政
治生活的存在；如果我们有效地抵制了个人崇拜、家长制、一言
堂等封建余毒的侵袭，使社会主义民主观念深深扎根在人们心中
；如果当时社会上没有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思潮、没有国际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攻击和苏联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批评，毛泽东没
有根据这种情况对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如果毛泽东不是那样地
坚持自己的观点、那样地追求纯洁完美的社会主义、那样地想迅
速发展国家；如果彭德怀在更早一些的时候、在中央开始纠正错
误之初就提出意见；如果采取另外的方式；如果提出意见的不是
彭德怀；如果不是毛泽东与彭德怀、张闻天之间过去就积有不满
；如果能做到不凭感情和意气用事；如果党内没有随大流、“刮
大风”、“墙倒众人推”的不正常现象；还有，如果毛泽东和彭
德怀都不是那种个性；……如果上述条件存在，会出现那样的庐
山会议吗？如果没有那样的庐山会议，后来的毛泽东、后来的中
国又会怎样走呢？

　　人们也许不同意我们这里采取的方法，但我们认为，正是这
些历史上不曾存在的如果，说明了毛泽东为什么有那样一个悲剧
的收场、中国为什么有那样一个“十年动乱”：一个必然性规律与
众多特定历史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

　　李锐曾经说：毛泽东终生走了一个“之”字形。胜利前以及
建国最初的7、8年中，他是何等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
实际，失误很少（即使有也很快被纠正）。但56年特别57年之后
，事业达到顶峰之时开始走下坡路：反右派、大跃进、搞四清、
直至文革。到了75-76年，尽管他对某些失误有所察觉，但已积重
难返、形格势禁、重病缠身、力不从心，它已经无力走上这个“
之”字的末笔，重新走向胜利的一笔。[11]

　　悲夫！“我自欲为江海客、英雄泪洒天地间”，是否可以作
为毛泽东最后一期的写照呢？

　　五、总论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即使他有晚年的错误，但是：

　　他依然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空前乃至绝后的伟大英雄！

　　他依然是中华民族和人类进步事业之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旗
帜！

　　成千上万的英雄，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悲壮地逝
去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超越过他们的误区，前进吧！

　　（初稿于2000年11月7日，一改于2000年11月20日）

　　参考资料：

　　[1]《一代天骄毛泽东的历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年
6月版

　　[2]《毛泽东的老师们》，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3]《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4]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6]刘可非，《未来中国的选择》，香港新时代国际文化出版
公司，1998年3月版

　　[7]“能动与拉动”，《激情如火》（http://sjqrh.easthome.net）

　　[8]“毛邓时代的比较”，《激情如火》

　　[9]“对新中国过渡时期历史的分析” ，《激情如火》

　　[10]“建设历程的曲折时期”，《激情如火》

　　[11]《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

　　人民网[强国论坛] 2000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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