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摘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
。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
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
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
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
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
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
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
”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
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
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
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
，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
”。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
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
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
，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
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
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
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
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
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
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
，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
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
》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
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
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
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
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
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
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
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
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
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
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
面对现实。

　　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
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
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
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
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
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
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
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
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

　　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
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
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
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
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
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
《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
暗底里使着劲。

　　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
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
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
，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
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
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
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
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
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
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
，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
。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
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
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
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
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
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
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
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
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
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
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
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
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
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眠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
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
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
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
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
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
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
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
，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
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
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
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
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
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
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
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
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
》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
，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
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
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
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
望。

　　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
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
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
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
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
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
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
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
，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
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
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
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
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
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
，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
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
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
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
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
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
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
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
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
了。

　　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
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
“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
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
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
，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
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
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
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
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
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
，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
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
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
，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本文系作者在香港“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
上的发言）

　　（摘自2000年11月29日《解放日报》作者：王安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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