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中国电影的三种声音 梅志清　方正

第九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经过７天的吵吵闹闹终于曲终人散。各路官员、导演、制片人、明星、发行人在各种场合发出的各种声音自然无法继续萦绕在南宁的天空。然而，当记者整理采访录音，不同版本的矛盾、忧虑、虚伪、无可奈何立刻缭绕在一起，似乎在展示中国电影观众从１９７９年的几百亿到１９９９年的几亿这一巨大滑落所代表的令人痛心的现状。     电影人对领导说———“阿姨们”请别再“沉默”！　     在这次电影节上，导演们要求电影审查更合理的声音异常强烈。曾拍摄《香魂女》、《黑骏马》等影片的著名导演谢飞说，真羡慕如今中国的出版行业，它们已经进入成年，而电影呢，有时还是被一些“幼儿园的阿姨们”紧紧管着。 　　这些“阿姨们”管理电影这位“小朋友”常用的撒手锏是“沉默”。《生死抉择》的编剧贺子壮在国产新片座谈会上透露了该片审查的一些内幕，称其为“ 九死一生”。影片送上去审查时，因触及一些非常尖锐的现实问题，一群“阿姨 ”看后谁也不吭声，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说继续修改。这一改就是漫长的３个月。电影厂急得呀，心想如果这片子被“枪毙”了，这五六百万元的投资怎么办呀？于是他们灵机一动，另辟蹊径，悄悄又将影片送去中纪委审，结果得到中纪委领导的一致肯定！这下电影厂似拿到尚方宝剑，两个月后，《生死抉择》终于获审查通过。 　　此次荣获最佳导演特别奖的路学长是第六代导演中的代表人物。他说此次参评的《非常夏日》本来叫《光天化日》，原名与影片表达的内涵很吻合，但审片时有领导表示不喜欢。改名的整个过程很痛苦，内心也很矛盾，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个性实在太难，可电影这种艺术创作如果没有了个性，还叫什么电影呢？  　　第五代导演夏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的影片《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审查达半年之久。其实关于电影审查，国务院曾颁发电影事业管理条例，说明审查期限为１５天，如果１５天内没有说不行，就表明该片通过。但在现实操作中，有的审查者从来都不会明确表示不通过，只是叫你修改，而修改又没具体的意见，非常模糊。 　　据《黄河绝恋》导演冯小宁透露，关于此事，电影人在人大已有很多次提案，但都没有下文。“‘阿姨们’请别再‘沉默’了，电影审查一定要合理化！” 导演们如是说。     学者对电影人说———何时才为观众为艺术？　　     此届金鸡奖评奖结果一出，舆论哗然。７个奖项生出１５个获奖者，大有“ 太公分猪肉”之嫌。评委会主任吴贻弓对此的解释是“得奖者评委票数都过了一半”，可１７个评委，如果一人一票的话，怎么可能三部影片票数都过半了呢？  　　令人遗憾的是，此次电影节上参展的国产新片真正可称为艺术佳作的新片并不多。以言论犀利著称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讲师、青年电影评论家陆绍阳认为，电影人本身的确也需要反省。“他们除了接政府的订单、市场的订单之外，不习惯接拍没有订单的电影。不少电影人一心为名为利为官，又有多少人在真正为观众，为艺术？”对“１９９９年是电影大丰收的一年”的说法，他称其为“荒凉的繁荣”。 　　中山大学教授陈大海说，挖空心思揣摩领导意思或政治风向的电影人是有的，不然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空洞、肤浅而偏偏挂着“主旋律”的影片？而同时也有不少电影人在挖空心思制造大批媚俗的影片。他认为，拍一部电影要花那么多钱，总该对人的灵魂有点益处吧？至少不要让人看后变得越来越麻木、恶俗、卑劣、愚蠢。如果我们的电影不是教人做奴才就是教人做蠢才，那就太可悲了。为名为利为官可以理解，但电影人之所以成为电影人，更多的应是考虑怎样为观众，为艺术，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些，说得俗气点，名、利、官不都来了吗？至少有前两者。 　　如果说电影人自己一点反省都没有，那也是不真实的。著名导演郑洞天在国产新片座谈会上就直言不讳：“中国电影的生存是与自己的品貌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根本形成不了８０年代全国创作人的那种艺术探讨精神，电影本体在集体后退。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这位给人们带来过《邻居》这样优秀影片的导演认为，为什么伊朗这样相对封闭的第三世界国家可以拍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影片？那是因为他们的电影人保持了相对纯净的创作氛围，对民族的现实敢于积极反映，做到了人性的真正张扬，我们能这样做吗？ 　　《漂亮妈妈》导演孙周非常低调，在大会上一般不“大鸣大放”，事后两手插在裤袋里有点嘲讽地说，“现在还有谁在真正研究世界性的电影语言？谁还有时间想咱们的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电影。”     大家齐齐说———瞒报、盗版如何得了！ 　　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也许大家从中可见现在盗版之猖獗。此次成都电影票降价引来全国各地电影公司的围攻。上海永乐电影公司的人就向记者大爆成都一影院一边在放５元一张票的《完美风暴》，而另一边就在放盗版的《花样年华》。  　　的确，盗版已是令电影人咬牙切齿的一大公害。虽然“扫黄打非”的工作从未松懈过，有的省还制定了举报一条生产线奖励几十万元的政策，每年的战绩也是可喜可贺，可事实上盗版光碟在大街小巷仍时时可见。冯小宁开玩笑地说，一边电影院在放他的《黄河绝恋》，另一边小贩们就在电影院门口卖盗版光碟，一个是１５元到２０元一张的门票，另一个是８元一张的ＶＣＤ，你说怎么竞争？这些钱怎么回收？投钱拍电影最后票子都进了非法者的手中，最后谁还敢来投钱呢？ 　　曾被本报尖锐批评的票房瞒报现象，也是电影节上人们最痛恨的公害之一。不少人都看到了盗版光碟对电影事业的危害，可瞒报票房其实为害更甚。有人甚至公开说，现在全国各大影院清清白白一点都不瞒报票房的可能很少，盗版光碟之害在明处，人人皆知，是为“明偷”；截留瞒报票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是为 “暗抢”！有位再三说明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导演在采访中对记者说，也许一场电影明明放下来有３００人看，报上去的却只有３０张票，票房不能正常回收到投资者手中，发行体制很不健全，这些圈内人都很清楚，可取证那么难，谁有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去搞这个？就算取证成功，你敢告吗？现在整个发行体制仍是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垄断模式，从中影公司到各个省电影公司再到各市电影公司，要想在哪上映影片，就得依靠他们搞好关系，要想告影院，除非你不想在这个圈子内玩了。大家呼唤与整个社会发展前进的步伐相适应的电影发行体制。  　　一个星期采访下来，记者发现就在官员们大赞当今中国电影如何繁荣、金鸡奖也办得越来越隆重的时候，中国电影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积越多，人们的焦虑也越来越沉重。如果中国成功加入ＷＴＯ，海外大片蜂拥而入，中国电影拖着这么虚弱多病的身躯如何“与狼共舞”呢？作为东方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电影，又将如何迎接自己的新世纪呢？

《南方日报》 2000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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