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的红与黑 张者

周汝昌每年都为曹雪芹过生日，却不知道夫人和女儿的生日

一部震惊学界的名著，一门悲剧性的学术，一个大起大落的人生，如何交集在一个又聋又瞎的学者身上？ 　　●误会：简单地把我当成红学家是外界的一种误会。我很不喜欢“红学家”这个称谓，也不喜欢“红学界”这个说法。 　　●罪证：在“文革”中，我所有有历史价值的旧信件大都散失了，而胡适的6封信由于是极重要的政治罪证，反而被完好地保存下来。 　　●死亡：我是留恋人间事的，虽然我的一生有那么多艰难困苦，有那么多不如意。对于死我还没想过，至少还没来得及提到日程上去想。 　　周汝昌，红学家。人们都会这样认为。可是，周汝昌本人却说：“简单地把我当成红学家是外界的一种误会。我很不喜欢“红学家”这个称谓，也不喜欢“红学界”这个说法。” 　　这种回答让人大感意外。是什么原因使他把毕生的精力和时间都倾注在《红楼梦》这本书上？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82岁高龄的今天，却矢口否认自己是红学家呢？面对这位白发苍苍、身材瘦弱的老人，让人一时不知该问他些什么？ 　　一部《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使他红极一时，成为当时的热点人物，因“红学”成了”红人。这部《红楼梦》也曾经给他带来过厄运，使他因“红学”成为“黑人”。《红楼梦》影响了他的一生，“红”与“黑”的人生经历不断转换伴随着他。这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欣喜也有酸楚。他品尝够了其中的苦与乐，悲与喜，荣与衰的人生大滋味。 　　曹雪芹10年辛苦，滴泪为墨，研血成字，成了《红楼梦》。 　　周汝昌却用了50年心血，完成了几百万字的专著，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按他自己的话说，一生的精力与其说用在了研究《红楼梦》上，不如说用在了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上。 　　抵御声色要招 　　走进周汝昌的书房，见他背对着门正伏案甚低，对我的到来充耳不闻。周汝昌的女儿走过去在他耳边大声喊道：“客人来了”。他抬头用一只手搭在耳边问：“你说什么？”转过身见我，笑了。迎上来握住了我的手说：“不好意思我耳朵不好使了。”“没关系。”我说，“我可以用纸条提问题。”他女儿说：“用纸条恐怕也不行，他一只眼完全看不到了，另一只眼只有0.01的视力，只能算是半只眼。”我不由望了望他书桌上写的东西，见满是字，可我几乎认不出。周汝昌的女儿又说：“他的字只有我一个人能认。” 　　我坐下后，开始为自己发愁，我不知用什么方法和他交流。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因为先生是一个十分有经验的采访者。他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顺手拉了一只小椅，面对面坐了，膝盖刚好顶住我的膝盖。他说“你问吧！你可以趴在我耳边嚷嚷，我基本上能听到。”这样我一下就放松了，这哪里是采访，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促膝谈心。 　　既然是谈心，我便把事先准备好的采访提纲扔到了一边。我问；“您的耳朵是什么时候听不到的？” 　　“那是1954年，我奉调回京，住东城北面门楼胡同。我住正房，南有大窗，北有小窗。一日，天降大雨，电闪雷呜，我正站立窗边看雨，冷不防一声霹雳，一条火龙从北窗入，又从南窗出，这条火龙从我左耳边走过，相距不过一寸。我当时只觉得天崩地裂，脑袋嗡地一响，天地便一片寂静，从此非有雷鸣般之声我是听不到的。你想有龙从耳边过，我不“聋”才怪呢！” 　　听了老人的叙述我不由露出惊异之色，望望先生的女儿，想从她那里得到证实，她笑了笑说：“这只是一个原因，和小时候得病也有关。” 　　我又问：“您的眼睛又是怎么失明的？” 　　“由于长期搞研究工作，1974年忽然两眼要失明，周总理闻知后亲切关怀，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给周汝昌一定要找个好医院，不能让他失明。后来找到协和医院最有名的大夫。我现在还剩下这半只眼，要感谢周总理，感谢那个眼科大夫。眼睛总算没有彻底失明，可再也不能做编辑工作了。” 　　“您从1974年开始眼睛就不行了，耳朵也听不见了，是什么原因使您把文化研究工作坚持到今日的？” 　　“老子说：『五色令人盲，五音令人聋』。看来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怎奈耳目虽可掩住，还有一颗心呀！心还不肯闲着，又要听又要看的。从1974年到今天，凭着这半只眼苦作，又写出了几百万字。有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也有关于诗词书法的。” 　　34岁由“红”变“黑” 　　“是什么契机使您走上了《红楼梦》研究之路的？” 　　“那真是机缘巧合，同时这也和胡适分不开。 　　“那时候我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194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我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诗集。这是胡适先生多年以来为了考证曹雪芹想找而没找到的。我翻开一看大为惊喜。里面有六首直接咏及到曹雪芹的诗。这不单是文学作品，也是重要的史料呀！ 　　周汝昌由此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此文引出了周汝昌和胡适的一段佳话。胡适看到周汝昌的文章之后，非常高兴，主动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此信也在报上发表。这样一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周汝昌说：“我是十分感念胡适先生，但是我们的学术观点有所不同。胡适先生的信，当时对我的考证只同意一半，另一半有所保留。我当时是一个少年，少年气盛，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言语轻重，就又写了一篇文章和胡适先生辩论。” 　　胡适不久就回了信，一来二去，从1947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秋天，胡适共给周汝昌写了6封信，探讨红学问题。胡适也许设想到他的6封信给了一位年轻学生极大的鼓舞，使周汝昌从此走上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红学研究之路。我不由好奇地问：“这些信都还在吗？” 　　周汝昌回答：“这些信都成文物了。在“文革”中，我所有有历史价值的旧信件大都散失了，而『胡函六通』(胡适的6封信)由于是极重要的政治罪证，反而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与胡适的书信往来成了周汝昌红学研究生涯的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周汝昌冒昧向胡适借阅由胡适收藏的极为珍贵的《甲戌本》。 　　周汝昌说：“当时我和胡适没有见过面，他就敢把那样一部珍贵的藏本借给我。是由一位叫孙楷第的先生从城里带来，用旧报纸裹着，上面用很浓的朱笔写了『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收』。我当时是一个学生，胡先生很讲礼貌，用了『先生』这样的字眼，这张旧报纸我一直珍藏至今。” 　　周汝昌看到这个藏本大为震惊，曹雪芹的原本和当时流行的本子有如此不同。1948年暑假周汝昌将这部世人未见的奇书带回了老家，周汝昌四哥周枯昌一见，惊呆了！原来曹雪芹的《红楼梦》被程(指《程乙本》)高(鹗)歪曲篡改得如此厉害。可惜原本纸张已经黄脆，让人不忍翻阅。 　　“这怎么办呢！没法研究。我的哥哥说，好！.我下决心现在就用墨笔和朱笔工楷把书抄录一遍。当时没有影印本。可惜这个本子现在找不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局势紧张，我想到《甲戌本》还在我手中，担心若有失损，无法补偿，应将书归还原主。于是我专程赶到胡府，东城东厂胡同一号。当时未见胡适本人，有一中年男子开的门，称其为胡适公子。我便把书交给了胡公子，匆匆告辞。” 　　据史料记载，胡适离开北平南下时，他抛下了家中的万卷藏书，只带走了两部书，其中一部就是周汝昌还给他的《甲戌本.红楼梦》，可见此书之宝贵。通过几年的研究，周汝昌完成了近40万字的《红楼梦新证》。此书由其兄周祜昌用蝇头小楷清缮出来，交付出版社。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立即轰动了海内外学界。当时周汝昌正在四川大学任教。出书后上海长风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队，书脱销了，三个月内赶出三版。在北京文代会上几乎人手一部。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汝昌的书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新证》出来后，毛泽东也看了，在《毛泽东读评五部经典小说》中有两处提到《新证》。 　　1954年周汝昌被中宣部特电从四川大学调回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了一个编辑。后来批俞(平伯)批胡(适)运动逐步升级，周汝昌很快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周汝昌由“红”变“黑”时年34岁。有趣的是当时美国一个红学家叫米乐山的，还在著作中称周汝昌为“红色红学家”。 　　“红学界让我受不了” 　　我笑了，问：“您说起《红楼梦》简直如数家珍，可是为什么您却不愿让人称您为红学家呢？” 　　“首先，我已不是红学界的人了。我在海外住了一年，1987年回来之后，我就向当时的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希凡同志谈了我的愿望，不想在红楼梦研究所了，我退出。红学界的人事，种种复杂关系太费神，我是一个老书生，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我没有那种能力处理红学界中的利害关系，我何必在那方面费精力呢！还有，目前舆论界，一般的群众对红学不了解，认为你们这些人吃饱了没事研究些哥哥妹妹恋爱……这简直是糟透了。再者，所谓红学界的某些人和某些事让人起不了敬意，一般人有微词，我混在里面，什么事都扣在我头上，让我受不了。我退出不参与这其中的事，我做自己的学问。” 　　“但是，大家都知道当年把您从四川调到北京，就是因为您的《红楼梦新证》的出版。” 　　“可是，我调京之后，当年的10月我就一步步地成为了批判的对象。以后所有红学界的事情不但不是我主持，我连知道的权利都没有。可是，不明真相的人，特别是学术界的一些人仍然认为我当初调来主持红学的一切。还有一点就是我和红学界的一些红学家没有共同语言。” 　　“一部《红楼梦》在中国有其特殊的地位，它是和我们新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您能谈谈这是为什么吗？” 　　“红学的位置是由毛主席提高的，这事人人皆知。但是后来运动扩大化了，有些一发而不可收。这已不是红学的问题了，这是学术思想的大运动，震惊了世界。” 　　“《红楼梦》不但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影响深远，同时也影响到文化生活。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没有一部文学作品能有这样大的影响。” 　　“是的，《红楼梦》这种普遍地被重视、爱好、谈论、研究、表现、表演，这已不是简单一部书的问题了，这是一种现象。我们可称其为红楼梦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包含了对它的研究，还包含了许多红学研究者，也包含了红学界这个特殊的团体。这种现象的根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死我还没想过” 　　“刚才我们谈论的大多是一些学术性话题，我现在想问一点您个人的问题。您的一生可谓是大起大落，由红变黑，有黑变红，您能否谈一下在您一生中最痛苦的记忆是什么？” 　　“说实话红学是一门悲剧性的学术，选择了它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第一流的大学者不屑为之，对它有兴趣的又不够资格，于是就落到了我辈之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痛苦。当然这种痛苦只是我个人的小悲痛，真正的大悲痛是和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的。” 　　周汝昌说到这里静静地沉默了，我望着他默默地体会着他说的那种痛。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刚才问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是什么，我告诉你那是在抗战时期。当时我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把燕京大学封了，把学生遣散了，当时辅仁大学登出广告招编，很多同学都去了，很多同学为了求学都去了！我坚决没去，回到了天津老家。回到老家也不安宁，当地有一个叫新民会的汉奸组织专门搜罗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为他们服务，我当时只有藏在地窖里。我的老家离天津市四五十里，属于一个大镇。有一天我亲眼看见当地惟一的一个小学，教师领着一队小学生打着新制的太阳旗去村口迎接日本驻军。那小太阳旗是用白纸制的，就是一张白纸中间用红墨水画了一个红圈圈。当时在阳光下，小学生手中的小太阳旗刺痛了我的眼睛。我觉得我当时的心在流血，心都碎了。所以今天你问我最痛苦的记忆，那伤口一下便被触动了。唉--” 　　周汝昌的痛是我们民族的痛。眼前的老人几乎被一种痛苦的回忆攫住了，为了改变一下他的情绪，我连忙又问：“一生中让您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我1968年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差不多一年后，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由于我的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让我看菜园子。有一天队部头头对我说，北京工作需要你，要调你回去。我当时一点都不敢相信。到总部去拿公函，拿到一看，天哪！是周总理办公室给湖北军区司令的专电，调周汝昌回北京工作。你可以想像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这是我平生最高兴的一件事。至今我还保存着专电的复制件。由此我一下又从黑人变成了红人。那是1970年9月5日，这是我的纪念日。外面风传我和周总理有联系这不是胡说吗！我一个小民当时哪能和周总理联系上呀！ 　　我被周汝昌大起大落的经历所震撼。面对眼前的耄耋老人，我问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您今年已是82岁的高龄了，您是怎么看待生与死这个问题的？” 　　“我希望多活几年。不是贪生怕死。像我这样年纪的人积累一些学识很艰苦。刚积累了一些东西，人刚成熟，理解认识刚开始深刻了，可是已到了快结束生命的时候。这是人类的不幸，也是人类文化的损失。我对生命的理解是一个综合性的，主要是精神智力，而不是纯自然的生命。说到我自己，我是留恋人间事的。虽然我的一生有那么多艰难困苦，有那么多不如意。我现在半只眼睛拼命干，就是因为我还有没做完的工作，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很健康，对于死我还没有想过，至少还没来得及提到日程上去想。人的生命不是到他身体死亡为止，用另外一个方式还可以延续，还可以作贡献。因为他死后思想还存在，他还有弟子、子女作为他的继承人，他还有著作存于世。 　　摘自《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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