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摘

　　积雪已经消融，但墓碑上方四处伸展的树枝仍未吐绿，光秃
秃的可以见到高处的蓝天，明晃晃地使这黑白墓碑分外地耀人眼
目。黑白两色拥抱着赫鲁晓夫，这位名噪一时的大国领袖究竟是
属于黑色的还是白色的，无人能细说究竟。他生前人们就为他行
事的黑白议论纷纭，而死后就更为他功过的黑白争吵得面红耳赤
。２７年过去了，赫鲁晓夫依然处于是非不清、功过难明的黑白
包围之中。也许，他命中注定就该生活和消逝在这黑白两色之中
。

　　这黑白两色的墓碑是他一生最恰当的写照，是伴随他直至永
恒的墓志铭。然而，这墓碑却是和他就艺术问题的黑白进行过激
烈争论的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内伊雕塑的。那是１９７
１年９月１３日，赫鲁晓夫的葬礼结束后的事。赫鲁晓夫的儿子
谢尔盖去找他，请他为赫鲁晓夫雕塑墓碑。涅伊兹维斯特内伊回
答说：“若是要我雕塑，就得按我的意思办。”谢尔盖同意了。
涅伊兹维斯特内伊最后问：“为什么偏偏找我来雕塑？”谢尔盖
不假思索地说：“这是家父的遗愿。”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和难解的遗愿。为什么赫鲁晓夫临终会说
出这样的遗愿呢？因为涅伊兹维斯特内伊是一位抽象派艺术家，
赫鲁晓夫曾和他有过极其激烈的争吵。赫鲁晓夫曾当面威胁过这
位雕塑家：“您这个人很有意思，我欣赏您这样的人。不过，您
身上既有天使也有魔鬼。如果魔鬼占了上风，我们就会把您打趴
下，如果是天使获胜，我们就将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您。”从意识
形态的角度来说，他们是站在壁垒两边的人。为什么赫鲁晓夫临
终希望自己的对手来为自己雕塑墓碑？我望着赫鲁晓夫的金色的
头像，他只是目视着前方，固执地撅着嘴。虽然阳光已经照到了
树梢顶上，可初春的寒意还是很重的，阳光没有使我感到温暖，
而春寒却使我的双颊冰凉。

　　在《真理报》总编辑谢皮洛夫的眼里，赫鲁晓夫简直就是个
不看书、不读报、不能起草文件的不学无术之辈。赫鲁晓夫执政
期间的全部讲话稿都是靠身旁的秀才们起草的。而当别人起草的
文字一经他的口说出来，这文字中的一切知识、智慧、判断和预
见就都是属于他赫鲁晓夫个人的了。他的权力越大，他的讲话就
越长，他讲话的次数也就越频繁。因此，他也就认为自己的知识
越来越大，几乎人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是他赫鲁晓夫所不知道的。
于是，对他来说，权力就等于知识了。所有这一切形成了赫鲁晓
夫执政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他敢于和一切知识分子对话，敢
于在一切知识领域中发表意见。权力越大，赫鲁晓夫的这种勇敢
精神就表现得越强烈、越固执。１９６２年是赫鲁晓夫的权力炙
手可热的时期，所以这时期他会见各种艺术门类的知识分子最频
繁，最敢于对自己本一窍不通的诗歌和小说创作、绘画和雕塑大
加评论和褒贬。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
等人的陪同下去马涅什展览馆观看画家和雕塑家们的作品展。半
个月后，他又在列宁山上和著名的艺术家与作家对过一次话。当
时，他和抽象派雕塑家涅伊兹维斯特内伊的争吵、和诗人叶弗图
申科的对话就是这种典型的会见。著名画家鲍利斯·朱托夫斯基
当年参加了这些会见，并做了详细的记录。据他的记录，赫鲁晓
夫在参观展览时，把抽象派美术作品斥责为：“这是诲淫作品，
而不是艺术。”他对抽象派艺术家的评价是：“如果让他们掌了
权，那就瞧他们会怎样对待我们吧。他们就会制服我们的。”他
把涅伊兹维斯特内伊的作品说得一钱不值，认为“一头毛驴用尾
巴也能比这画得好”。涅伊兹维斯特内伊很接受不了这样的评价
，马上直言相问：“您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评论家，您有什么根据
说这样的话？”他的话可大大地触犯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当即
反驳说：“我当矿工那会儿是不懂。我当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
我逐步升迁的每一台阶上我都不懂。可我现在是部长会议主席和
党的领袖了，难道我还不懂吗？”

　　赫鲁晓夫的声势夺人的话是鲁莽的，但却具有极大的威胁力
量。涅伊兹维斯特内伊面对此情此景竟然哑口无言，其他旁观的
画家们也都噤若寒蝉、面面相觑。这鲁莽的话已经说过去３６年
了，当年赫鲁晓夫被簇拥的胜景也早已化作海市蜃楼。如今，在
这孤寂的墓地，在这一无所有的树枝下，不知为什么这段话居然
一下闯进了我的脑海。我想到了什么呢？我想到，在这段话里，
赫鲁晓夫的逻辑是：无论按所处的地位，还是按所执掌的权力，
我都是到了头的人了，因此我也就是全知万能的人了。有了权力
，就有了一切，因此也就必然有了知识。赫鲁晓夫的这逻辑、这
话听起来简直是蛮不讲理，鲁莽和荒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赫鲁晓夫确实是鲁莽的。他执政后的一切行动都具有这种不
假思索的鲁莽性质。他在这种鲁莽中所要体现的只是他个人的睿
智和正确，他从没有想到自己的言行会有失误或者错误。他始终
把鲁莽看成是一种激进，把寡思看成是一种决断，把多行看成是
一种胜利。然而，这仅仅是赫鲁晓夫个人的鲁莽和荒唐吗？我看
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也许，这里还有着赫鲁晓夫自己也无法回
避的历史的继承。在苏联的历史发展中，有个现在人看起来很怪
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就有了至高无上的
权威，权力加权威，这就是万能和万知。领袖的一句话就是颠扑
不破的真理，最高执政者的一个字就是放至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
律。在苏联这个远远延续不到一个世纪的社会中，养（或者，培
养）成了一种迷信权力和权威、视大权在握的领袖的话为先知先
觉的生存风气和生活环境。领袖无疑成了知识最渊博的人，因而
官阶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就成了判断一个人知识多少和渊博与否
的标尺。而那些信仰和崇奉权力和权威的人，就由于他们对权力
和权威信仰和崇奉的程度从而在知识的等级上也就有了高低之分
、贤愚之别、泰斗和世俗之异。

　　赫鲁晓夫虽然一上台就以革新者自居，但他的批判斯大林个
人崇拜的行动并没有使他背离历史的继承性。赫鲁晓夫会怎样想
呢？我围着黑白两色的墓碑踯躅徘徊，周围没有人，也没有什么
声响。只是头顶的天空越来越蓝了，树枝越发的棱角分明了。墓
碑悄然无声，只有赫鲁晓夫的那颗圆脑袋还在那窗户般的方孔里
凝神远视。

　　赫鲁晓夫执政之后，不知为什么对老玉米情有独钟，也许是
他的农民和矿工出身的经历只让他在西方的农场里看中了老玉米
这种作物。他整天叫嚷要种老玉米，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逢人
便讲，似乎只有老玉米才能拯救苏联几十年来一直在低谷中徘徊
的农业，似乎只有老玉米才能促使颠簸摇摆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
。在苏联，东西南北中，远至天寒地冻的北极和荒无人烟的哈萨
克斯坦草原，都要种老玉米。他甚至要求波兰等国家的领导人也
去大力倡导种老玉米。于是，赫鲁晓夫成了种植玉米的专家权威
，那些追随他、吹捧他，整天也跟着叫喊种玉米的人转瞬间就成
了专家、教授、科学院院士。而那些对此举持怀疑态度，甚至反
对到处种植玉米的真正的专家、教授、农科院院士立刻就被斥责
为无知，说他们搞假科学、伪科学，从而被剥夺了实验、研究和
工作的权利以及专家、教授、院士的称号。

　　一时间，赫鲁晓夫成了惟一的农业权威，成了在农业问题上
最有学问的人。于是，赫鲁晓夫的权力决定了知识的有无、知识
的多寡，决定了谁有知识，谁没有知识，谁能享有知识，谁不能
享有知识。于是，赫鲁晓夫的权力替代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结果
怎样呢？老玉米并没有能拯救苏联，更没有能拯救赫鲁晓夫本人
；虚假的、吹捧起来的知识和知识分子也没有能拯救苏联和赫鲁
晓夫。而那些被斥责和剥夺了知识的知识分子呢？他们除了确知
和再一次证实自己的正确外，并不能去改变领导人的权力就等于
知识的思维逻辑和方法，于是也就无所作为。

　　除了种老玉米，赫鲁晓夫还着了迷似地号召开垦荒地，并不
遗余力地去从事垦荒工作。大会小会讲垦荒，三天两头讲垦荒，
政治局会议讲垦荒，巡视期间见人就讲垦荒，欢送垦荒的队伍更
是讲垦荒，把个从来没有种过庄稼的、遥远的、荒僻的土地搅得
土翻三尺，草灭千里。似乎只有垦荒才能保证粮食的充足和富裕
，才能有牛肉吃有牛奶喝，才能有发达的农业。于是，赫鲁晓夫
成了开垦荒地的专家权威，他说哪里能开荒，就得到那里去开荒
；他说开多少千公顷土地，就得开多少千公顷土地；他说让荒地
长多少粮食，荒地就得长多少粮食。开垦荒地的专家、教授、院
士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而说开垦荒地利少弊大的专家、教授、院
士马上就被挂了起来，受到冷落和奚笑。

　　荒地就是国富民足，荒地就是希望，荒地就是未来，赫鲁晓
夫把莫须有的荒地之梦强加给苏联人民，赫鲁晓夫用权力和权威
支撑起了一个虚假的知识和科学体系，自己满足并让人民也满足
于这种虚假的昌盛和繁荣，结果又怎样呢？被掀开了一层植被的
荒地只给了赫鲁晓夫一年的粮食、繁荣和希望。从第二年开始，
被毁掉的草地和植被、被失衡了的环境、被怠慢了的大自然就给
了赫鲁晓夫用权力和权威支撑起来的虚假的知识和科学以毁灭性
的打击。风沙、再难平息的风沙卷过荒地，卷走承诺和希望，也
就卷走了赫鲁晓夫的未来。

　　风从一无所有的树枝上吹过去，细小的枝杈发出了轻微的劈
啪声响。这是初春的包含水气的风，湿润中带着点料峭的寒气。
这是墓地上空的风，这是墓地林中的风。赫鲁晓夫开垦过的那些
荒地早就又长满了青草，但它们离这墓地太遥远太遥远。不管那
风是干燥的还是潮湿的，都吹不到这里来。这里是神圣的墓地，
这里隔绝着尘世。鲁莽的、有些荒唐的赫鲁晓夫现在沉默无言。

　　赫鲁晓夫是被他的忠实的战友和学生密谋轰下台的，那时他
正在他黑海边的皮聪大别墅逍遥自在、踌躇满志地休息。直到他
执掌苏联最高权力的最后一瞬间，他都没有弄明白是什么使他从
辉煌的顶峰跌落至凄惨的深渊。赫鲁晓夫的惨败有一系列的因素
，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太迷信权力，太迷信权力就等于
知识这个执政者奉为座右铭的思维和行事准则。在苏联，自列宁
之后，就出现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愈益积重难返的现象：越是重权
在握的人，越难从行使权力的失败过程中吸取教训，到了赫鲁晓
夫执政，这种病症对于最高执政者就尤为的顽固不可治。

　　如果说赫鲁晓夫在农业领域里还有点发言权的话，那他在艺
术领域内就是十足的外行。谢皮洛夫讽刺他是“甚至都没有进过
特列季亚科夫画廓”、“没有听过《卡门》”的、没有起码文化
艺术教养的人。若是明君，赫鲁晓夫就会在这个领域中、在和知
识分子打交道时，慎而思之，慎而言之，慎而行之。可他偏不，
偏要大反其道而行之。见小说家谈小说（索尔仁尼琴的《伊凡·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是他在听秘书读了几页后下令出版的），
见诗人谈诗（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焦尔金游地府》历经出版的磨
难，只是在诗人亲自在皮聪大别墅给他朗诵了几节后，他才首肯
发表的），见画家谈画，见雕塑家谈雕塑，可谓是见什么谈什么
，见什么批评什么，似乎只有他才是文化、艺术、戏剧的至高无
上的权威和主宰。然而，不像老玉米那样玲珑剔透，不像荒地那
样沉默无言，知识分子却往往是头角峥嵘的。所以，他们或者对
这位最高统治者言听计不从，或者俯首听命却自行其事，或者有
人就干脆当面不同意他的意见，说三道四，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反
对、抵制，甚或是对抗。像这样做的除了雕塑家涅伊兹维斯特内
伊，还有个诗人叶弗图申科。

　　在对话时，叶弗图申科建议赫鲁晓夫要对知识分子宽容，要
对各种艺术流派宽容。还是根据画家鲍利斯·朱托夫斯基的笔录
，当时叶弗图申科对赫鲁晓夫说：“抽象派艺术和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一样都可能有好有坏。以毕加索为例吧。难道我们能把他排
除在外吗？在古巴就有抽象派艺术家，可他们都是忠于革命的人
。恩斯特是个有杰出才华的人。怎么能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呢
？”赫鲁晓夫听了之后生气得只说了一句话：“那就发护照，让
他们到古巴去！”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总是怒从中来，骂人
的话脱口而出。他威胁着要给抽象派艺术家和其他不符合他的心
意的艺术流派的人物发护照，让他们滚到国外去，梦想着以这种
俄罗斯传统上不幸的“放逐”，来显示对反叛的知识分子的最后
惩罚。不过，赫鲁晓夫还是幸运的，他虽然这样在口头上张扬挞
伐，可并没有在实际上去重复历史的错误。他对知识分子也就是
骂骂而已，最终并没有走上名义上是“放逐”他人，实际上是终
结自己的道路。

　　赫鲁晓夫的悲剧就在于，在他执政的整个过程中，他一步也
离不开知识分子，可他却又把知识分子当做工具看、当做工具使
。他之所以需要知识分子，是因为他要凭借他们的嘴和笔来宣扬
自己的思想，来颂扬自己的正确，来显示自己与斯大林不同的民
主、宽容和德政。而他给知识分子的民主、宽容和德政，给他们
的顾问参谋议事的权力也就仅限于对自己思想的解释、阐述和宣
传。赫鲁晓夫需要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是不能越出他筑就的雷
池的。赫鲁晓夫的雷池就是知识分子活动于其间的方寸之地。可
以这样说，当知识和知识分子为赫鲁晓夫所需要的时候，他会兴
高采烈，把知识分子待为座上客；而当知识和知识分子妨碍了他
的主观思维和臆断，和他的决断、决策、行为背道而驰时，他就
会一副裁决和审判者的模样，去控制和操纵知识分子的升降和命
运。

　　无论是对于他以前的执政者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还是对于他
后来的统治者安德洛波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赫鲁晓夫
都是个很有个性和极具执政特色的领袖。他走马上任，匆匆十年
，干了不少惊天动地的事，其中有些事，如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
批判和为无数遭镇压的人平反，更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勇
敢行为。然而，在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政策上，他却是个忠贞
不二的承上启下者。他从没有背离斯大林时期对待知识和知识分
子的政策，也就是说，他和斯大林一样都是把知识和知识分子视
为必须听话的工具的。曾经当过赫鲁晓夫的亲密顾问的布尔拉茨
基把赫鲁晓夫的这种政策形容为是一种“水上状态”政策。布尔
拉茨基解释说，赫鲁晓夫执行的是一条既不让知识分子下沉，也
不让其升高出头的政策，是一种永远使知识分子夹着尾巴做人的
政策。对赫鲁晓夫来讲，知识和知识分子只能永远浮在他需要的
水面之上。在赫鲁晓夫时期，在其后的几十年的岁月中，这种政
策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从不讲真话，只对领袖察言观色、阿谀奉
承、投其所好的学者和顾问，形成了一潮又一潮的伪知识和道貌
岸然的伪知识分子。他们口若悬河，下笔千言，但真实和真理又
何在？统治者逝去，他们也就只能销声匿迹，或者摇身一变，再
为另一个领袖服务。

　　在苏联存在的七十多年的岁月中，它的一代又一代的执政者
有过许多的失误，其中最严重的失误就是没有把知识和知识分子
当成一种生产力，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向前运动、对历史的向前
运动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很难设想，没有知识，没有知识分子
，没有这种必然要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没有对知识和知识分子
的正确政策，执政者会造就统治的德政和盛事，生产会发展，社
会会繁荣，历史会走向光明和辉煌。

　　赫鲁晓夫大权在握时，从没有宽容过涅伊兹维斯特内伊，而
涅伊兹维斯特内伊也没有宽容过他。只是他在失去了一切权力之
后，在他那个私家小别墅里，他才想了很多，想到了他权力鼎盛
时期从没有想过的问题。也许，使他精心培植的西红柿绝收的那
场骤然而降的冰雹严重刺激了他，也使他以一颗平常心想到了他
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不公正；也许，周围普通人对他的不计其
地位的关注使他深受触动，使他终于想到了宽容在人际关系中是
何等的重要。赫鲁晓夫曾经为农民们争得了一块又一块的自留地
，如今，当他自己回到这自留地上来时，田野的寂静使他感到无
所适从，常常怅然泪下。他对子女们嘀咕的话是：“那个涅伊兹
维斯特内伊又在干什么呢？我这时要能见到他，和他聊聊该多好
呀……”于是，他又一次想到了宽容，想到了请涅伊兹维斯特内
伊来为自己雕塑墓碑的和解与宽容的办法。赫鲁晓夫想用一种宽
容的精神来为自己的不平凡的、大起大落的一生画个句号。他期
望的这个句号就是涅伊兹维斯特内伊的墓碑。

　　当谢尔盖向涅伊兹维斯特内伊讲述父亲的遗愿时，这位艺术
家并没有立即想到宽容。他只是要用抽象主义的手法，来雕塑一
个独特的墓碑，让人看到赫鲁晓夫和赫鲁晓夫一样的政治家的老
谋深算和心怀恶意。结果呢？墓碑是抽象主义的艺术杰作，但黑
白两色所形成的意境却违反了雕塑家的原意。赫鲁晓夫淳朴的头
像在夺人眼目的黑白两色中却组成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画面：赫鲁
晓夫一生黑白两色兼而有之，一生功过具备。赫鲁晓夫是白中有
黑，黑中有白，很难在他身上划一条黑白分明的界限。这就是一
个真实的赫鲁晓夫！也许，雕塑家也在痛苦的思索和寻求中悟到
了这一点。不过，赫鲁晓夫的墓碑竟然体现了一种和解与宽容的
精神，这大概是连涅伊兹维斯特内伊本人也是没有想到的。

　　赫鲁晓夫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１日因心力衰竭悄然死在自留
地的树下的，他在新圣母公墓下葬的那一天，警卫森严，但却没
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和他生前的“战友”来参加。然而，赫鲁晓夫
的墓前并不萧瑟，在一些年中前来拜祭他的人还是不少的，墓碑
前的灰色大理石上总是放满了鲜花的。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
墓碑前的花束虽然还有，但毕竟是越来越少了。只有这黑白两色
似乎永远不会褪色。似乎在永远讲述着当年那个傲然不可一世的
苏联领导人和那个精神不可欺侮的抽象派雕塑家的争吵和恩恩怨
怨……

　　（摘自《书摘》作者：闻一）

　返回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