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摘

    “傻博士”

　　在学历、文凭这个问题，牟其中先生似乎同对其它问题一样想表现出超凡脱俗的独到眼光，他主张用人不看学历，只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单从这句话本身理解，他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事实证明他本身并未免俗。那个历史的伤口仍在现实面前不断地刺激他，使他心理失衡，在不断地调动他的语言智慧用最尖刻甚至粗俗的话来抨击象征着高学历的“傻博士”。

　　牟其中先生在洋洋洒洒的八论人才资本之一的“猫论”一文中说：

　　招聘、提干、评级，博士、硕士、学士是不可不问的标准之一。可是我们公司都有句口头禅：“某某君蠢得像个博士”。这是经验的说法，我们将只能动口不能动手的人戏称之为“博士”。

　　牟先生在此文中提到的“我们公司的口头禅”，其实就是他本人的口头禅。每次开会做报告，一提到高学历的人，一股无名怒火就从心底燃起，不顾下面在座的员工中有许多大学生、研究生，脱口就骂：“傻博士狗屁不通！”此刻的牟先生不再有表现在外界的那种“儒商”风度，而更像一个激怒了的市井小人。当然写在文章上时，他就自觉地先做一番“净化卫生”的工作，免得脏了读者的眼，坏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如果你再知道牟其中先生的家事，恐怕你就更能宽容他为何出言不逊了。牟先生的两位宝贝公子牟枫、牟樱都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毕业的高中生，据万县来的职工讲：“成绩差得很”，大学自然是考不上了，十几岁就跟牟其中出来创业。父子两代人都在高考场上落败的事实对其心理刺激太大，这无论如何对于号称是“儒商”的牟其中先生来说是件尴尬的事。错，自然错在现行的教育制度喽。可是，中国乃至全世界９９％的优秀人才都是从高等教育中培养出来的。牟其中先生压住隐痛，故作潇洒地说：我对小孩念不念大学从来不在乎，我认为越念越糊涂，但有两个东西必须学好，一是外语，一是计算机，其它东西可以少学，到用的时候，再看书。

　　就在他说“不在乎”之时，牟其中先生早在几年前就把儿子牟枫、牟樱送到美国纽约念大学去了。他有的是从银行中弄出来的人民币，在国内换成美元后，再汇到美国去让儿子们享受亿万富翁大少爷的风光。据南德财会部的一位职员私下透露：老牟胆子也太大了，那次让牟枫随身携带八万美元现金走，在海关给挡回来了。牟其中先生花这么大的资本培养两位儿子在美国攻读大学，最后的结果不外乎是拿一张他所抨击的“方鸿渐的克莱顿大学博士文凭”，有什么用？

　　牟其中先生虽然口头上讲不看学历，只看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有时他还是很在乎自己的文凭的，尽管他只在大专班读了几个月。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８日，《南德视界》第六版发布了“天津新技术开发区南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在“高层行政管理人员简介”一栏写道：总经理，牟其中，男，５３岁，大专学历。

　　在总编辑关山先生采访了牟其中先生后，《财富》杂志第八期“一代儒商”牟其中一文简介中赫然写道：学历：大学。

　　在某些场合，牟其中先生也很得意于他仅读了几个月的大专，因为他似乎又找到了一个光辉的例证。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５日，在北京召开的“项目小组”工作会议上，他兴致勃勃地说：“比尔·盖茨只是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他引起了全世界的惊讶，短时间内个人资产达到了１３９亿美元，创造了世界经济的一大奇迹。我开玩笑着说，他是一年级的大学生，我是半年级大学生，我只读了几个月时间就被赶出了校门。我想他能解决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问题，我们就能解决生产关系形式的问题，生产关系是在经济运动中比生产力强大的因素，中国人应该有这个志气。”牟其中先生就这样聪明地根据在校时间的长短类比递推出他应比比尔·盖茨更厉害。

    整风运动

　　当一批批的青年知识分子受舆论宣传的影响和南德招聘广告的诱惑，像当年革命青年奔赴圣地延安一样地从大学、研究所、机关、国营大中型企业来到南德，可呆上三个月后，他们就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太失望！与宣传反差太大了！有的嘴里直嘟嘟：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可以想象，几百号人整天无实事可干，闲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神侃，隔三差五地听牟老板做报告，很多人就坐不住了，心里发慌了。而牟先生却有耐性，让你先呆几个月体会体会“南德思路”。牟先生说：“我都没有想通要干什么，还能让你们去干什么吗？最大的浪费是决策失误，而选错一个人最多白给一年工资而已”。

　　时间一久，新来的人在老同志的指点下就对南德的根底和“南德思路”有了清楚的认识，所谓“南德思路”、“第四产业”就是玩空手道，想方设法用项目从国家银行把钱套出来，再通过四处“谈”项目把钱投入国有企业，再把国企的厂长、书记转换为南德的雇佣兵，这一转换，就可以把国有资产“吸收”入南德。这样，南德在发展壮大后，又可去套更多的钱再投资。

　　这些大学生研究生们还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南德对外号称是从事国际金融、贸易、高科技、交通、能源的大型“跨国集团”，但它的相当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却是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比如当时法律部的负责人银昆对新来的人的自称是国家体改委的处长，转过背来就有南德“老人”骂道，你他妈什么处长，只不过是门头沟某厂的锅炉工而已。包括大家印象不错的夏宗琼女士，人很聪明能干，牟先生称她能调动“１０个亿”的资金，但也才小学念了几年。在宏观调控前，金融业务很不正规时，她可以靠人情、关系、宣传材料贷款几个亿，但后来就不行了，金融制度愈来愈严格了，而南德拿不出任何可以抵押的资产来……。这样，南德要在一个高中生总裁的率领下，在各部门领导人多为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的具体部署下走入全世界十大企业之列，到底有多大把握呢？所以，当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了解到这些后，心里就有相当的看法了，就要互相交流。有的沉不住气就一走了之，有的还对牟先生描绘的南德辉煌的前景抱有幻想愿继续留下来，但各种不满的话、讽刺的语言开始从各渠道汇入牟先生的耳中。牟先生紧皱着眉头，他体察到某种危机了。

　　促使他下决心“整风”的事件发生在１９９５年初。

　　１９９５年初，南德为同国际化接轨，开始实行年薪制。牟总自己拿９万元年薪，各部门、中心负责人７万、６万、５万不等。国际金融部有个叫王兵的，是牟总很信任的亲信。王是重庆人，中学文化，有厨师证。他先在南德事务部食堂当烧饭的师傅。日久，牟总发现王兵与四川来的这帮哥们相处不错，也很会“来事”，对牟表现忠心耿耿，于是认为他是可造之才，就选送他到上海财大南德国际经济管理学院去进修一年，回来后即安排他到金融中心周总裁手下工作，以待日后重用。周总裁心领神会对人夸赞：王兵对“南德思路”理解得很透。王兵进修后的“业务水平”怎样呢？听他的同事私下说，拿着英语词典把有关兑换美元的文件条款都看不明白，毕竟基础太差了。但在牟总眼里，王属于掌过勺的有“实践经验”的实干人才。

　　１９９５年初，南德准备在南非开拓业务，设立南德办事处，根据南德第一忠诚第二忠诚第三还是忠诚的海外用人原则，牟先生委任王兵担任南非办事处主任，工资定为５万元，加海外津贴。真正准备去南非开展业务的几个员工是新加盟南德的有工作经历的几个研究生，其工资标准定得不高于甚至低于王。这帮人知道后，大为不满就在下面骂开了：什么玩意？硕士研究生还不如一个烧饭的？英语听、说都不会，看你将来怎么开展工作。

　　风吹到牟先生耳里，刺痛到他心里。心中的老病根受到刺激，同病相怜啊！

　　他意识到已非在南德整顿“学风”不可，否则，随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地进入南德，那还不被打翻天印？在战争年代，广大热血青年干革命，奔延安，今天经济改革大潮下学经济，到南德；过去只有王明一伙假马克思主义者才会瞧不起山沟里的毛泽东；现在你们这些读了几年死书的“傻博士”、硕士竟敢小瞧我儒商牟其中；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统一了思想，纯洁了队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如今，我牟其中也要来场“整风运动”，建立起实践性人才的威信和自信，打击“言过其实”的家伙们的气焰，为南德在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进入世界十大企业的目标做出根本保证。

　　牟先生一旦思想理顺，计策即出，立即召开全体员工大会，于１９９５年４月非常庄重、非常严肃地做了长篇报告《端正学风，尊重传统伦理，建立南德用人标准和用人制度》。

　　……我们大约是遇到了当年大批知识分子去延安的相类似的情况。

　　在以往的一个时期里，我们公司实际上存在着两张皮：在公司的业务发展要解决大量实际问题时，是一批实干家，而在公司计划发展时，又寄希望于一批学历高的人。这两张皮是公司的最大问题。当人们一说到人才时，就会首先摆谁谁的学历如何高，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人才这个词却往往成了嘲笑用语，往往正是一些所谓学历高的人干不了实际的工作，于是人们就说，这就是人才嘛！

　　现在既然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的由第四产业形式所决定的特殊的人才标准，就要把以前的那种被颠倒的事情颠倒过来：用人不看学历，只看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在场的青年知识分子一片肃然，大气都不敢出。在压力之下，他们“服了”，他们明白现在坐在台上的这位慷慨激昂的总裁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一个具有超常理论思维、农民企业家家族用人方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指鹿为马的行为标准、滔滔不绝撒谎吹牛成瘾的口才和澎湃高昂激情相混合的个性，一个处处仿效毛泽东、领袖欲强烈的杂合型奇才。

　　１９９５年，由于该年度牟先生的“国际化工作”没有如计划完成，南非办事处仅在设想中就夭折了。

　　
    投机办学

　　１９９３年，南德开始与上海财经大学联合创办“南德国际经济管理学院”。联合办学协议规定：由南德每年出资２００万元，上海财经大学提供校舍，聘任教师，采取“一校两制”，使一所新建大学“当年投资当年见效”，走出一条现代企业与高等院校联合办学的有效之路。

　　应该说这种方式办学是牟其中先生“投机取巧”投资教育事业上的成功。牟先生把它自豪地总结为企业办学的科学方法。

　　他说：“南德学院花了很少的钱，却起了很好的作用，为什么？第一，它适应了社会的需要；第二，方法科学。我比较了李嘉诚先生创办汕头大学以及包玉刚先生创办宁波大学，他们的投资非常巨大，但在很长的时间内不能投入正常教学，我认为是违反了一个根本规律：中国大学不是太少，相反，数量上是够了，关键在于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法。”

　　李嘉诚先生与包玉刚先生在各自的家乡分别投资十来个亿，白手创立大学，并不是不讲科学，而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富了以后真诚地报效家乡父老。如同当年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家乡创办厦门大学一样，创办一所大学以提高家乡的教育文化水平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这样的善举，就绝不是投机取巧，鼠目寸光，沽名钓誉之辈所能做的了。

　　即使这样，牟先生的“巧劲”也没有持之以恒地使用下去。１９９３年，南德只给上海财大１００万元；１９９４年在上海财大的再三催促下，南德勉强给了５０万元，至今为止，南德就给了１５０万元。上海财大方面说：即使每年付齐２００万元，钱都很紧张。

　　而从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６年间，牟先生到处宣传他投资支持办教育的功绩：“南德每年只花２００万元，在上海财大办了一个大学，比李嘉诚投资多少个亿在汕头办的大学还好。”

    算计北大

　　在继重庆大学、上海财大后，北京大学又成了牟其中先生准备在教育界“合作”的下一个“猎物”。由于北大的名气地位和在中国的影响，使牟其中这个儒商垂涎不已。

　　１９９４年下半年，牟其中先生应邀在北京大学演讲完后非常兴奋，青年时代的他为上大学四处奔波，终未如愿，几十年后的今天居然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向学子们讲述他“成功”的经历。兴致勃勃之余，他向手下人说：“上海财大只能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而北京大学才是出思想界泰斗的大学，南德应该和北大合作。”随即，牟其中先生开始与北大校长吴树青、党委书记任彦申以及厉以宁、陈章良等教授说：“钱，南德有的是，多少亿都有。我想支持教育，在北大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馆，我捐一个亿。”只说得北大各位领导心头热乎乎的。牟先生还直接对厉以宁教授许诺由南德出资多少千万在北大建北京大学南德管理与文化研究中心，请厉教授当主任，资金供其随意使用。这空头支票使平素严谨清高的厉教授也不禁亲自到南德来登门拜访。

　　牟先生的惯用把戏又显灵了，他手持彩练当空舞，一张绚丽夺目的大馅饼又悬挂在空中诱人了。南德尚在与北大领导处于意向性会谈中，牟其中先生就开始策划如何让新闻界“热炒”他的这一“宏愿”了。《南德视界》则连篇累牍开始“透露”牟总关于与北大合作的重大举措。如１０月２８日《南德视界》头版登出南德儒商学院教务处成员张建平的访谈录，张建平先生说：“南德儒商学院将改为‘北京大学南德儒商学院’，在社会上招生，搞函授，重点是培训国内的‘草莽英雄’（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涌现出的一批有作为的个体户及私营企业老板）。”１１月２８日《南德视界》李亦鹏先生著文说：南德将与北大进行较大幅度的教育合作，如共同组建“北京大学南德管理与文化研究中心”，设立 “北京大学南德奖教育奖学金”，援建“大雅堂”。

　　这些“超前”性举措使北大领导开始警觉起来。几天后，鉴于南德与重庆大学“合作”的教训，李岚清副总理指示国家教委和北京市委告诉北大：不要与南德合作。牟先生策划的欲借北大金字招牌在国外开出１亿美元信用证的大手笔即告流产。

　　我们，深为北大——国人众望所归的旗帜未遭玷污而庆幸！

　　
    过把瘾

　　如果说牟先生在外对一系列著名高校大肆张扬的投资支教活动属于“钓誉”工程的话，那么建立一所属于南德自己的大学培养自己的人就是牟先生谋划已久的事了。

　　早在１９９２年，他明确无误地告诉香港《明报》记者说：“将来非国有经济肯定占很大比例，……将来的局面很可能是‘谁经营谁所有’，总有一天国家要将过去无偿占有的资产，再无偿地给予那些善于经营者。”“为了那一天的到来，我想在今年内创办一所大学，为将来接收国有资产培养和储备一批干部。”

　　这是牟先生的真实想法，他已经在内心规划好为接收这个国家的国有资产而准备培养干部的组织路线了，一旦当牟先生有朝一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他那早已规划好而深藏于心的政治路线就将出笼，届时牟其中语录恐怕不仅仅写在南德员工的胸卡上，而将写在中国每个小学生的课本里了。——这无疑是一个雄心万丈而危险暗藏的计划！就在牟先生骄傲地翘起屁股来得意忘形的时候，我们却意外地发现：其背后，在富丽堂皇的外衣下，里面全是空的！

　　南德儒商学院成立后，首期培训在集团内部近百名职工中进行。其中有特色的课程是由牟其中先生亲授的南德业务课和桂平安先生讲授的修身课。南德业务课就是讲人才理论和“第四产业理论”，很多职工下课后私下议论：玩空手道，倒东西，倒企业，有什么好讲的嘛！但碍于老板面子，还必须端坐在那里。有个后来离开南德的中年职工回忆道：“业务课要讲什么，恐怕老牟心中也无数。本来很简单的倒东西，老板非要抽象成理论讲。但既然开了，架子摆起了就骑虎难下非讲不可了。有一次，他讲到一半，就讲不下去了。可能是他自己也没想好。只好宣布休息，改开中层干部会议。”老板毕竟是老板，老板讲课有两大好处：第一绝不敢有人起哄；第二，讲不下去，有各种业务可临时随机安排。

　　桂先生的修身课的内容也是牟先生指定的，因为牟先生常说：要成就伟大事业的人，首先得有伟大的品格。牟先生准备通过修身课来解决南德职工“做人”的问题。那一阵，牟总要求南德职工看两套书：一是高阳的《胡雪岩》，另一是唐浩明的《曾国藩》。当时社会上流传两句话：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桂先生的修身课一是讲孔孟之道，二是颂扬曾国藩，修身要以曾国藩为榜样。这种独特的修身课在敏锐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他们很多人感到困惑：一个号称现代化的大型跨国集团，竟然要职员们以一百多年前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清朝重臣为榜样来“修身”，不伦不类得让人不可思议。

　　那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正每晚播出《三国演义》，牟先生摇头晃脑如痴如醉地一集不落地看完。然后，指示集团有关部门全部录完《三国》作为修身课的教材。于是，桂先生在滔滔不绝讲完曾国藩在打下南京，重兵在握而拒绝左宗棠的诱惑不另立门户仍忠心为清朝效命之后，又接着讲桃园三结义关羽忠义精神千古留芳万世师表。牟先生的良苦用心逐步被职工们把住脉搏了：他要用封建主义的精神文化食粮去培养一支铁杆的“牟家军”，来从事现代化的宏伟事业。

　　效果如何呢？牟先生要求去美人员：第一忠诚，第二忠诚，第三忠诚。结果他亲自挑选的从北美办事处主任周立群、罗斯福对华投资公司总经理肖岚，到一般职员马羚、刘晓明统统跑光。

　　无论如何，建立儒商“学院”毕竟没有办“大学”过瘾。于是，南德的“黄埔军校”——第四产业大学成立，牟其中，这位５０年代四川万县的高中生，９０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荣誉学生”，终于超越自己青年时代未圆的梦想。

　　他，任命自己为大学校长。

　　（摘自《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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