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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巢”怎样变成“爱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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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面对34%的“空巢”比例…… 主持人:城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伴随结果是:“空巢家庭”数量的迅速增长。北京也不例外。当专家们的研究结果还在论文阶段时事实已令舆论和公众如此强烈地去关注它。去年9月北京一位退休演员猝死家中,直到尸体腐烂才被人发现;今年上半年,一位八旬老人过世数月才被发现。对一直以传统孝道看待老年人赡养的人们来说的确是一个新问题。 程勇(中国老龄协会调研部主任):我们一直在关注“空巢家庭”最近的资料是全国的“空巢家庭”比例是26%1987年时这个比例才是16.7%。北京的比例要高得多是34%据说中关村的老年知识分子“空巢家庭”占到近70%。国外的比例更高。北京的老年人“空巢家庭”增多有这么几个原因:住房条件改善后三代同堂的少了;老年人中的高龄老人多了,丧偶或独居的就多了;子女在外地或在国外的多了等等。这给城市的养老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薛华(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我就是一个“空巢家庭”,两个孩子,一个在外地,一个在国外,家里就我和老伴儿。我在德国工作的时候了解到他们的“空巢家庭”比例也是相当高的,但德国的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动手早,配套好,问题相对较少。在北京,生活问题就比较多,比如去看病,我只能自己跑来跑去,非常吃力。 张明志(朝阳区团结湖退休干部):我老伴去年过世后,我发现生活一下子麻烦了许多。跟儿子和儿媳住在一起总觉着不方便,好像是家里的一个负担。自己一个人倒是很清静,可是生个病什么的就麻烦了,要不是手边有电话,病倒了都没人知道。晨练后,我只能在家里看看报纸,要么就去街上走一圈儿,总想找个人说说话。 B“孝道”在现代面临的困惑 主持人: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加速了传统家庭模式的解体,这是在东西方社会都存在的现象。但中国“空巢家庭”出现在一个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这就是孝道。由于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孝道一直是维持社会伦理的重要支柱,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一直以伦理的方式承担着社会保障的功能。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空巢家庭”开始要求社会以新的方式来补充它。 程勇:目前,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儿女即使有孝心,也往往力不从心。我们曾做过一个调查,现在的中年人的生活压力是50年代的25倍,所以,48%的北京中年人认为照顾老人有困难,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没时间,精力不够。这是客观现实。还有一点,有的家庭一对夫妇要照顾4个老人,如果再是下岗职工的话,家庭生活就非常严峻了。这使空巢家庭在经济上和情感上都面临一些新困惑,促使我们寻找新的办法。 万敬坤(首都经贸大学学生处处长):“空巢家庭”有几种具体情况,除了子女因出国或工作原因不在身边外,也有在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的大环境下不孝顺父母的人。我们个人和社会都要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努力,父母和子女应该相互理解,多做交流;作为老人,应该想开些——现在的社会竞争非常激烈,儿女不可能总守在你的身边,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作为儿女,应该考虑到父母的需要,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哪怕抽出很少的一点时间来看望老人、陪伴老人,都会令老人欣慰。 薛华:“空巢家庭”里的老年人,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也不管他的生活水平怎样,有一个身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老人。老人需要思想和情感的关怀。如果社会伦理秩序是一把梯子的话,上下两代人之间的伦理关怀是最基础的。我觉着不管社会对“空巢家庭”的经济保障多么完善,这一点是不能忽略的。 张明志:我心里其实挺矛盾的。虽然儿女对我很好,但老在他们家里觉得自己碍事儿,自己一个人住又觉得孤单。以前在胡同里住的时候,挤是挤点,但老头子们还经常串串门儿,拉拉家常,现在,我们拆迁后到团结湖儿子家来住,以前的邻居都很少联系了,一个人心里实在是寂寞。 C只需“常回家看看”吗? 主持人:“空巢家庭”里的老年人有一对矛盾的渴望,一方面想让儿女们常回家看看,一方面又在生活上不愿让儿女们操心。从这种矛盾心理的折射中,我们有时会沉入对我们的家庭生活方式和我们整个老年人生存群体的深深思考中。 薛华:中国文化中的“天伦之乐”其实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我现在才明白。对一个人来说,这是必需的生命体验。在现代社会中,不要以为老年人有吃有喝就该知足了,我们更应走进他们的内心情感世界,否则,人怎么可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呢?我们只看到了“空巢家庭”,却没有看到老年人面对的是“空巢社会”,他们只是被当做一个弱势群体而被人同情(没有地方表达自己)没有充分的空间去展现自我和实现自我。 岳秀珍(北京燕山石化迎风一里)我和小儿子一起住,逢到过年过节或遇头疼脑热的事儿,儿女都会回来看望。我们老两口现在的身体都还不错,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等老得走不动了,或许会需要他们。其实,是否一起过并不是问题,儿女能够关心老人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有首歌唱的,“常回家看看”,这已足够。我对子女没有太多的要求,我希望能够在子女身边安享晚年,而不是敬老院。“空巢家庭”中的老人需要的不只是生活保障,还需要心灵的慰藉。 D把“爱巢”筑在现代社区 主持人:北京的老年人群正在从老龄迈向高龄时代,传统的家庭养老体系正在一步步地解体,而新的社会养老体系却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这个转型期正是很多老人和关心老龄事业的人感到困惑的地方。很多人期待的和我们正在规划的“空巢家庭”解决方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空巢家庭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对北京的一百多万老人来说,自发和志愿是一种照顾他们的补充方式,进敬老院也不是很多老年人愿意的事儿,即使在北欧的福利国家,进养老院的老人才占5%。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借助一种有机运作的市场化体制,这恐怕是我们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程勇:在中国的特定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对“空巢家庭”来说比较好的养老方式是“居家养老,加强社区建设”。北京在这方面已做了一些良好的探索。比如,清华大学的老年人社区里,一些“空巢家庭”里安装了呼叫器,老年人有什么事可以通过呼叫器求助社区服务中心;新街口地区是一个老街区,在这里,一个普通家庭帮助一个空巢家庭,是一种邻里互助的方式。 我刚才提到了针对老年人的社区建设要跟上来,通过市场化的抚养机制(如社区家政)、儿女的照顾和志愿者服务等方式,多管齐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红柳(全国助老工程宣传部):这种市场化机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就是社会力量。我们的“居安服务”很有代表性。这是继潘家园社区呼叫服务的一次重新整改。它以智能化的呼叫服务为纽带,以社区服务为依托,集医疗急救报警、治安防盗报警、家政呼叫服务、网络特色服务、老年优待服务、社区文化娱乐服务等于一体,只要老人需要服务,按一下呼叫网络终端上的按钮,主机就会通过服务网络成员单位,向居民提供服务。民政部已建议在全国社区服务较好的城镇进行推广。 万敬坤:“空巢家庭”问题的解决方案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力发展老年公寓。很多城市将进入独生子女时代,他们在照顾双方父母上会有很大困难,这就需要大量各种档次的老年公寓的存在。这种老年公寓不是指简单意义上的敬老院。它需要配套的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生活护理等多方面的服务。老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选择不同水平的公寓,但都可以获得一种舒适而有乐趣的生活。 徐祖哲(北京信息产业协会秘书长):说到“空巢家庭”,不能不谈养老院。北京作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无论是专业的养老院,还是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现有的数量实在太少,供给远远小于需求;相关的服务人员大多未经过专业培训,很难说合格或称职。同时,北京目前好一点的养老院收费太高,这需要相关的法律配套(比如《遗产法》)。老人的主要财产可能就是他们的住房,如果有相应的《遗产法》保护,在老人想到养老院居住而又无足够费用时,老人可以授权养老院把房子出租,以租金作为入住费用。此类老人产业属服务性事业,应由企业兴办,国家可酌减税收。 萧永利(西便门小区):近三分之一的北京老年人家庭是空巢,靠政府拿不出那么多钱,靠儿女们常回家看看,也不是一呼百应的好办法,靠谁呢?我想到了居委会。居委会对基层情况很了解,而每天在家的人主要是老年人,所以,居委会应审时度势,调整工作重点,结合全社区建设,把包括“空巢家庭”在内的老年人服务工作管起来,建立一种社会化的管理体系,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策划/杨秀梅 采写/王正鹏 叶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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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2000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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