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的文坛老友——严文井 ●许觉民

我对文井兄的体质一向羡慕，他爱好游泳，壮年时每年夏季去颐和园，必横渡昆明湖来回。平时也少见他有什么病。岂知到了90年代初，忽见他举步维艰，略走几步便要蹲下片刻始能再行，然而体质仍健康如故。他的居室除了一张单人床以外，占四分之三的空间堆满了书籍杂志，堆成如小山一般，除顶头的若干本可以随意取阅外，下面直到底下的书本已无法检取。我向他要一本他新印的童话集，他说有的，大约压在底里面了。我说向他借一本昆德拉的小说，他指了指那堆小山，说肯定是有的，只不知塞在哪里。我只好望山而叹息。 　　我与文井曾共事有年，他工作在作家协会，兼任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和我是副手。他当社长采用的是“务虚”之法，从不来上班，连个办公桌也没有，只参加一些要紧的会议，平时则听别人的汇报，再作一些原则性的意见让别人参考，日常的许多事都并不参与。他的领导方法我很叹服，到以后我才看出，此法有极好的效应。“文革”时出版社批他这个“走资派”，却整不出多少具体“罪行”，造反派注重的是谁是实干者，实干的才有罪情，才查有实据，才好将之上纲。这类事，文井都没有，只是光头而没有辫子可抓，对他只是空炮乱轰一阵了事，他的受难，自然在作协那边。 　　文井在“干校”，倒是个壮劳力能手，在作协连队里，他担任货运平板车驾车的。在咸宁的丘陵地带，他驾辕拉车运粮运煤，往来不息，遇有上坡时，副手在车后全力上推，他则使劲猛拉，下坡时只见他驾车奔驰而下，急而且险，他应付裕如，可见他的臂力之壮实。我有时在路上见到他，很叹服他有此本领，他摇着头说，每次出车，其实劳累过甚，筋疲力尽，四肢疲麻，倘有口酒喝，便足以解乏了，可惜不可得。人遇此境，哪怕最起码的事，也成为奢望了。 　　但文井是个乐观主义者，尽管在那种逆境中受熬煎，尽管在多次批斗中强迫他自报“三反”分子而感到羞辱，他仍相信那种鬼一样的日子总将过去。在“干校”我见到他时，他总是对我说注意身体罢。我听了全身一阵热，实在是在他人处不容易听到的话。那年炎夏，温度达40余度，各连中有几个患冠心病者相继中暑而亡，作家侯金镜也因劳累突然发病而故。文井曾慨叹不已，连说又走了一个有用之人。他似乎还想说，我知道他还有不少潜台词，可是碍于情况不允许而未能说。 　　干校结束以后，他回到出版社工作，我偶尔见到他，他的神情似乎依然彷徨无措，不断地要应付什么“黑线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压力而烦恼不堪。我当时被扫地出门而另寻栖身处，他见到我反倒羡慕起来，他的位置想躲开那些压力而不可得，只要稍一不慎，还有“二进宫”之危险。这提心吊胆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四人帮”破灭才松口气。 　　文井好读书，英文也较好。60年代初他和我数人东渡日本访问，我见他在休息中总在看书，看的是英文本小说。此后我去他家时，常见他在读英文原版的小说。他对国外的文艺状况颇了然，谈问题时常有自己的见地。80年代起国外现代派文学不断介绍进来，这原是正常的事，文艺界中有些人却不时加以阻拦，认做有害。争论中，文井是颇为愤愤然的，他以为现代派不过是文学流派之别，文学除现实主义以外，还应有别的流派如现代主义诸流派的存在。倘想在艺术上抵制或灭杀某些流派的影响，那只是办蠢事，是永远做不到的。文井对几年来中国文学中出现的现代派作家如格非、残雪、马原等的小说很感兴趣，认为并非任何生活现象和艺术感受的深层表现都只能让位于现实主义，一样的讽刺现实，卡夫卡的小说就较之那种平实的手法更为深刻而有趣，因而关闭自守的狭隘观念是必须打破的。 　　我就认为，一位真正关注文学发展的老作家，对引导后来者的宽大胸怀之重要，让年轻作家在艺术上广取博采，获得艺术的感悟和创造力。我常觉得文井的艺术观和青年人是相通的，并且他在情感上容易接受与青年人的交往。在偶然的场合，他会发现一些很有才华的青年朋友，他把这种发现引为生活中的乐事。我想，文井如今不过头发花白了些，走路费劲了些，他的忧虑无非是失去了美好的青春，他想在青年人的身上找到自己。我以为他的神情中依然有横渡昆明湖的壮心，仍然有驾辕板车的那种气魄，更怀有把童话写下去的心愿。我说，文井兄，你还是个青年。

《北京青年报》 2000年12月19日

返回主页

人民日报社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
E-mail:digest@peopledaily.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