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看IT业的“民主革命” 成帅华  张秀英

高科技革命，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展开的没有硝烟的战斗。在这场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各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争夺最为引人关注。信息技术前进的一小步，在一个国家往往可以有动一发而牵全局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将是持久而深远的，所以说，信息技术革命是世界高科技革命的定音锤。     于是，几乎每个国家都想在世界信息技术革命中分一杯羹，都想圆自己的硅谷之梦。     他们中的一些已经成功了，一些还没有。这并不令人遗憾，也更不意外，因为在这个行业中的人较任何其他行业的人们都更懂得优胜劣汰、时不我待的道理，成功能让你小心翼翼地高兴几天，而要是失败，也没什么大不了，或许你是明天的大赢家———痛苦和希望天生共存在一起，你必须承认这一点。     纵观目前的信息行业，虽然还不到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可是，谁都闻到了十足的火药味儿。因为信息技术越来越显示出这样的倾向：它是智力的大比拼，智力具有分散性的特点，所以谁都可以在掌握一定的技能和知识的基础上，凭着一股子闯劲儿和创造力，产生出某种无人匹敌的东西，并且迅速转化为财富。     亦因如此，“求新”和“求变”，是信息行业追求的目标，是怀揣着硅谷之梦的穷小子和各国政府奋斗的宗旨，是高科技革命的核心。     轰轰烈烈的民主化：     “革新能够而且的确在随处发生”     以上的道理若用一些敏锐的业内人士的话概括就是———高科技信息产业革命的新特点就是它的不断民主化。顾名思义，民主化意味着某种平等，有话大家说，评判的标准只有一个：谁的技术更新、更有价值和最拥有前景。民主化的结果必然是集思广益，促进整个行业的巨大发展。民主化的口号是：“革新能够而且的确在随处发生”。     信息革命民主化最显著的外在表现力是什么呢？是全体人类对它的无比信心。     即使是在一个没有任何传统技术优势、缺乏大量成功的高新企业代表的地方，人们对信息科技革新的信心仍然不会有丝毫减退。     因为，经验固然重要，但没有国界的产业民主化进程却永远势不可挡地向世界每一个角落发起冲击，任何时候起步对于任何人、任何国家来说都决不嫌晚。     我们看到，在各个民族实现振兴经济大业之时，以发展高科技、尤其是信息产业来带动全局的构想已经赢得公认，“革新能够而且的确在随处发生”的理念在全世界已经变成行动。     我爱你，“诺基亚”     看看这民主化进程在那些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掀起的波澜吧。     诺基亚，世界无线技术王国，如今已变成了信息行业权威的代名词。甚至在爱沙尼亚———一个曾经隶属前苏联、人口仅为一百五十万、没有外国投资、没有一家国际性科技公司、也没有哪怕一所世界级别的工程院校的弹丸小国，年轻的一代也在规划着他们的发展蓝图，他们期待着爱沙尼亚的“诺基亚”。     米利斯·纳夫塔，一个标准的爱沙尼亚小伙子，因为迫于生计，每天奔忙于住地塔利恩与两个工作城市———斯德哥尔摩和伦敦之间，尽管这种日子枯燥乏味、叫人疲惫，但是，纳夫塔似乎对此全然忘却，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让塔利恩塑造一个诺基亚的神话，一个曾让赫尔辛基从依赖外国资源生存的小城成长为所向披靡的世界无线技术之圣地“麦加”的神话。     别小看这样的梦想，纳夫塔给自己提出的是一个所有爱沙尼亚年轻人都在思索的问题：“我们怎样找到我们的诺基亚？”     也许，纳夫塔并不能回答自己的问题，但是问题的本身似乎已经向我们昭示了什么。     信息科技的民主化是一次运动，它已经和正在到处证明潜在的绝不仅仅是可能，它会随时爆发，并将成为完全的现实。     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的新技术革新研究员安那利·萨克瑟里安教授所说，“当前的世界无处不存在革新的可能性，即使是在从前那些被新技术所遗忘的角落”；“不管你是谁，具备最起码的教育背景你就能上手，革新———正在民主化”。     民主革新：超越硅谷     提起信息技术革命，人们就会想到硅谷：一个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北部的狭长地带，连接圣·约瑟城和圣弗朗西斯科的地方，在过去30年间，通讯技术和电脑技术从这片土地上腾飞，并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不管高科技革新怎样民主化，毕竟，不可否认的是，硅谷肯定是一条成功的经验和经得起考验的范式。     因此，大多数人和大多数国家仍然十分注重对硅谷的研究分析，以降低自己盲目上马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那么，硅谷的模式究竟是什么样的模式呢？     通向硅谷———     自古华山一条路？     硅谷的发展模式奠基了传统的高科技信息技术革命所必须具备的种种条件，也可以被称之为是“正统”的“经典模式”。     这一模式包含的要件有：在研究和教育事业上巨大的公众投资；风险基金的强大支柱；以及最关键的———多多益善的高素质专业人才。简言之，就是以各方面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抢占先机，以压倒一切的态势获取收益。这一经典的硅谷模式基本可以用来解释20世纪50－60年代苏联的崛起、日本在70－80年代创造的奇迹、美国在二战后延续至今的地位，以及亚洲四小龙的虎虎生机。     今天，人们仍然用极大的热忱怀念着这些过去的辉煌，对他们的成功有口皆碑，从未失败的硅谷模式的说服力是世界性的。     受到挑战的经典模式     但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民主化运动开始挑战硅谷的经典模式。既然革新随处可以发生，就会有新的模式不断产生并且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事实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以绝对优势取胜的科技信息发展模式显示的是一个国家的技术实力，对那些国力昌盛、拥有庞大高科技工业队伍的大国———如美国、日本、德国———而言，是确实可行的。但有如此实力的国家为数实在不多，屈指可数，而大多数国家则需要更加注重自身的实际情况，另辟蹊径，寻求经典模式之外的路径。     另一方面，科技信息革新“苟日新，日日新”的新特点又日益将老的观念抛诸脑后，给后来者以发展空间，渐渐地，所谓的绝对优势模式也越来越不能保证一国技术的霸权地位，小国、小地区、甚至小人物，都开始越来越敢于向老牌强手挑战，向过去时和现在时说“不”。     于是，我们看到，大公司的日子不太好过了：名声显赫的微软公司，眼睁睁看着芬兰的一小撮人把免费的Linux操作系统堂而皇之地变成Windows合法的对手，只能挤出一脸的尴尬笑容；而日本的消费者电子公司（Consumer－ElectronicsCompany）尽管拼了命地在各销售地给产品打补丁，并且摆出一副对下一代产品无限投资，实际上他们在国内的电子技术革新已经陷于停滞。     而与老牌正规军的命运恰恰相反的是，一批新近崭露头角的黑马，开始跻身于世界信息科技革新的最前沿，至少在个别专属的领域，开始拥有了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概念。下面几个例子颇具有说服力：“即时信息”这个电子邮件中最重要要素，完全是以色列人的智慧结晶；“Gnome”———当今最棒的用户界面之一，来自墨西哥城；蒙特利尔，是世界电脑模拟技术的领头羊；爱尔兰，已经成长为国际生命科学技术软件服务中心；瑞典，不愧为电子商务的加速调节器；新加坡———世界数字音响的头号种子选手……这些咄咄逼人的小字辈，用自己已有的成绩宣布了信息技术革新新模式的诞生和革新民主化理念的巨大胜利。     信息技术民主化的水准差别：     不平衡仍然存在     要正确认识目前信息行业的现状，光是列举一两种模式，恐怕是不够的。民主化的特点并没有掩盖各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当前信息产业就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是发展水平上参差不齐，要全面把握，你不得不承认所谓“水准差别”。     No．1的权威     像微软这样的“巨无霸”，在当今信息行业的地位在短期内仍然无人能望其项背。原因太简单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人力资源、为世界同行业制定标准的权威优势，等等。他们的力量向所有的国家和民族辐射，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信息业的大船就会迷失方向。技术上落后的小国，虽然可以在几个别的技术或者项目上争取优势，但是，只要核心的技术掌握在这些权威的手中，这些个别的优势就会被全局上的依赖和服从所淹没，丧失自主性，受制于人。     对此，发达国家的学者自有一番道理。他们认为，No．1们的霸权地位是他们长期投入和积累的结果，小国既然没有投入过一分一厘，没有经历过失败，而更多的是分享了现成的胜利果实，那么他们自然应该符合逻辑地为下一次进步付出代价。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学院院长、著名研究员胡伯特·马克如此评价说，“革新的民主化已经给了劣势国家一次机遇”，“他们现在的任何发展从根本上说都是无本生意”，所以先进国家从落后国家获利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的公平”，因为“我们是在他们还在扯后腿儿的时候进步的”。     落后国家的“一声叹息”     转过头来，姑且承认正当获利是“某种程度的公平”，胡伯特·马克又是否研究过信息业巨头获利之丰，而同时穷国被盘剥之严酷呢？在许多最需要信息技术的地方，在世界的多数不发达国家中，前进一步已经步履维艰，如果在支柱型产品的发展上再长期被压制、被剥削，他们会永远被信息行业的主流拒之门外，甚至永远不会有机会领略高科技信息技术的风采。     以柬埔寨为例，常年的战火纷飞导致的恶果是经济的全面崩溃，柬埔寨是目前世界上为数极少的国内移动电话多于固定电话的国家之一（前者的数量是后者的四倍之多），而这种状况已经严重地窒息了电脑网络通讯的发展。为了能够分享一些电脑数据，许多公司都不得不借用自行车或卡车等交通工具在整个城市间来回穿梭拷贝磁盘。显然，在这样的国度，“真正的革新并不容易”———留给柬埔寨最大的网络提供商“大池塘”（BigPond）的也仅仅是这样的“一声叹息”。     此一时彼一时———     得意与失意的辩证法     当然了，穷国的现状并不能用来博取信息业巨头们的可怜的一点同情，世界领先的技术中心绝对不会因此而放弃他们的垄断地位，绝对不会因此放过任何一个盈利的机会。而硅谷的吸引力仍然日盛一日，无数的信息技术的才子仍在源源不断地流向这块神奇的土地，他们可以为了成为“硅谷人”而无视高涨的房价、令人发狂的交通状况以及越来越洛阳纸贵的风险基金……     另一方面，民主化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又开始造成日益分散的多个高科技研发中心，逐渐与硅谷等原有的高度集中的中心分庭抗礼、形成竞争态势。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和十分光明的前景。Cisco公司的专家西蒙德·沃尔德就认为，在分散中心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看到了更多的希望，而那些发达国家的垄断者们则变得越来越谦虚了，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不毛之地很可能是明天最重要的技术中心，谁又能不对他们表示尊敬呢？     看看菲律宾吧，它可以算是亚洲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全国只有不足2％的人口有条件上网，但是那儿的穷学生就能制造出令你大跌眼镜的“爱虫”病毒，叫全世界人侧目。而你更万万想不到，他们在电脑科技上的造诣基本上是无师自通，要么从因特网上的“免费教师们”那里得到一知半解，要么最多也是就是旁听一下附近学费极其低廉的技术学校的少许课程，然后他们一伙三五个聚集在一起，自信地搞起自己的“工作吧”，在网上拉客户，成功了就继续，没生意就迅速散伙———这种“不可思议”的成长经历在菲律宾的青年人中已经相当普遍。     中国———     卧虎藏龙、笑傲江湖？     人们说，菲律宾或者爱沙尼亚都太小了、太穷了，有点像“扶不起的阿斗”，这种国情并不适宜于分析其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甚至根本不足以引以为鉴。的确，相对于经济发展迅速、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的发展中国家，窘迫的菲律宾青年的举动简直就是小打小闹。对于中国来说，当然不必使自己向他们看齐。     在高科技革命中，尤其在信息技术的革新中，中国到底该怎么走好，怎么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呢？     回答问题的角度有许多，这里主要提出一条：发展民族科技是当务之急。在发展民族科技的过程中，发展核心技术的任务更是重中之重。中国有“中关村”，“中关村”诞生了第一批中国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但是缺乏规模效应，就是因为我们的确缺乏自己的支柱型产品和核心技术：如集成电路、电脑操作系统等等，这是我们在整体上还不能脱离微软、英特尔的关键所在。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核心技术具有核心的地位，它的突破能引起大范围周边技术领域的连锁反应，推进整个高科技产业的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华为公司在80年代自行研制成功C＆C08交换机在国内通讯行业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的开创性技术成果立即扩展到移动通信、接入网等重要技术，不仅为华为带来了20世纪末230亿人民币的丰厚回报，同时也使得中国电信行业的整体水平迅速向世界领先水准靠拢。所以，我们可以预言，如果政府继续大力支持对核心技术的开发和研究，华为式的奇迹就会不断涌现。     而且，进一步的成效是，在核心技术成熟起来之后，我们就会从拥有个别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而晋升到掌握某些世界先进技术、系统的标准的地位，这虽然在现在还有点言之尚早，但它的实现是一个可以预见的自然的结果。今天，中国信息技术的发展最大的障碍还根源于我们受制于别人制定的规则和标准，我们没有权利超越这些标准，人家的标准一旦变化，我们的某些研究就不得不中断或者改弦更张。所以，从长远来看，用中国标准取代欧洲标准、美国标准，是我们为中国的民族科技发展制定的高级目标。     当然，发展高科技的核心技术，是从大方向上着眼。与之相匹配的，是我们对优势项目的倾斜。有人评价说，中国的电脑业什么都在搞，可是没搞出什么像样的拳头产品。这话也对，不过，游击队总会变成正规军，只要是专注的搞，就一定会搞出自己的东西来。中国现在的摊子铺得很大，还没有真正挖掘出自己的潜能，中国急需尽快找准方向，集中精力打一场歼灭战。世界高科技革命的民主化将给中国带来什么？中国将为世界高科技发展贡献什么？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庞大的人才队伍，是实现中国高科技之梦的必要条件。中国并不强迫自己走一条硅谷的路，中国能且一定能走出属于中国特色的光明大道。      《国际金融报》 (2000年12月19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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