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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阔别舞台５年之后，焦晃将重新登上他心目中的圣殿，在话剧《正红旗下》出演老舍。

    这出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倾力推出的新戏，演出阵容中包括了８位一级演员。

    终场了，呆坐着站不起来

    ８０年代，焦晃在上海话剧界被称作“莎剧王子”；前两年，他在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中扮演康熙，再次赢得好评如潮。

    焦晃还未回家，我们先跟他的太太谈了起来。

    “……终场后，我整个人呆在那里，就是站不起来！”焦晃的太太回忆道，当年学生时代，她曾从复旦大学步行去剧场、花几角钱买票看戏，她看的第一出话剧便是焦晃演的《无事生非》。

    “那是真的好呀，看完以后，人兴奋极了，一定要找个人说一说、释放一下才能平静。”一起去焦晃家采访的我的同事说：“真正好的话剧，带给人的享受，是电影、电视根本没法比的。”

    听着听着，竟生出一些嫉妒来。余生也晚，错过了、错过了、错过了《肮脏的手》、《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这些好戏，错过了她们一脸崇敬谈起的，才华横溢、英年早逝的导演胡伟民，错过了焦晃活跃在舞台上的那些年代。

    说起焦晃对舞台的执着，他太太的声音中带着怜惜和赞赏：“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还是通过《雍正王朝》认识了焦晃的演技的。在杭州，一家三口在苏堤上漫步，焦晃总被人认出来，拦住要求签名———他们的小女儿不懂有名气、没名气之类的事儿，光火了：“搞什么搞，阿拉爸爸！”

    浮名乃身外之物，女儿的不买账，也让大人更加清醒。

    现在是焦晃的一段比较好的时期，妻如玉、女儿如花，新搬的家远是远了点儿，但阳台上的篱笆、篱笆下的树，处处显出安定和安稳来。

    在他人生经历不那么平坦的时候、在个人遭遇痛苦和不幸的时候，“舞台是我唯一的世界。”用他太太的话说：“是他生命里的东西。”

    对他来说，每场戏，都是一个有机的、活的整体。“比如说，一个星期演６场戏，外部状态看起来是一样的，可是内部状况、内部感觉完全不一样，有２场会很好，有２场我简直惭愧得要死！有２场一般，外部看上去没大区别，但如果你恰好看到那２场好的，那是比较上算的。”

    焦晃说起演《安东尼》的时候，“中央台来录像的那场，我觉得不满意，晚上回去一夜没睡着。第二天要连演早场、日场、晚场，我想完了，这一晚没睡呀，怎么办？结果呢，第二天早场特棒，我能感觉到，整个剧场里，观众的心在颤抖。”

    “没有一天的戏是一样的，今天我的状态过饱和，你的状态不饱和，都不行，要弄得和谐，完全富有弹性，台上的气氛敏感到极点。演员操纵着自己亿万条情感的纤维，动这个，那个不动，动这儿，那儿打底，突然一干扰、一走神，这个戏的有机性就完全没有了，非常脆弱，要想尽一切方法保护好这个状态。”

    在《正红旗下》，焦晃出演的老舍跟父亲有一段跨越时空的对话：“我想写一部我们旗人的书，可惜没写完……这事儿主要怨我，但也不全怨我……”整出戏充满着张力和悲剧感，显露给观众的是冰山一角，那藏在水下的部分，要靠演员的演技、观众的悟性和彼此的缘分来体会。

    快乐，有时候就是对那没有显露出来的部分的心领神会，一种窃喜。人与人、人与戏，都是这样。

    “我跟胡伟民排戏时，经常是说半句话的，说了上半句，下半句话就晓得了，不要讲了……”两人同属一个创作体系，艺术追求、艺术理念一致。５０年代苏联戏剧教育熏陶出来的精英文化意识，在他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在俄罗斯人心中，剧院如同教堂。在胡伟民、焦晃这些人看来，剧场艺术是神圣的、干净的，不应该被过多非艺术的因素干扰。他们之间充满弹性的交往，是一种心心相印。

    １９９５年出演《背叛》之后，很长时间焦晃没有演话剧。但他说：“演员的创作手段、创作语汇主要是在舞台形成的，影视剧嘛……”焦晃笑起来。

    对出演影视剧，他一直很谨慎。最近他正忙于电视连续剧《中国制造》的拍摄，导演胡玫在执导《雍正王朝》时，和焦晃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拍戏时，胡玫让有些镜头跟着焦晃走，很信任他。焦晃说，这里出个背影吧，碰上有些导演，可能会想，我给你露脸，你不要，却要给个背影？可胡玫是很听得进的，实际上，有时候背影更加有力量。

    “表演不是简单的自我表现，是要从自己的身上长出另一个人来。要用全部的心力来控制，连脉搏、气息都要不一样了，才能把假想的东西变成真实的感受。”

    为了更好地与角色融为一体，焦晃以前从不串戏，“我只干一件事情，演戏时书是不看的，报纸也只看标题，把自己弄得越单纯越好。客人到我家，我给他们倒茶，慢慢慢慢从椅子上把自己拖起来……”无意识地，他在白天尽量保存精力，到晚上在舞台上全部迸发出来。

    琢磨角色的过程，他说：“有什么快乐？苦，苦得要死掉了，苦得过不去了，觉得天要塌下来了，才会有一点点创作的喜悦。”

    在《中国制造》中，焦晃出演一位老市委书记，他特意穿一双厚底高帮的皮鞋，为了增强对人物力度的感觉。“老舍就不一样了，他是个心地极其善良，对生活充满温情的人，他的诙谐也从不刺伤人……”焦晃点起一根烟：“他的线条完全不同，不可以弄混淆……” 上个月，焦晃专程去北京看老舍故居，想找一些感觉。“那天很冷，我在老舍的院子里呆了整整一下午，院子里很多花，客人来家，老舍经常送人家一盆花。我完全想象得到，那天他回到家，怎么又出了自己的院子，前面小院有棵香椿树，他对孙女说：“爷爷走了……”门前有一条大路、一条胡同，我想那天，他一定是从那条胡同走的，而且走得不快，他和胡同里居民的感情挺深……小院门不关，夜深时，路上蹬三轮的人路过，小院里总给他们备着壶茶。”说这些话的时候，焦晃的声音、眼神都变得柔和而温情。

    记者问道：“从７０、８０年代到现在，观众变化很大，有人认为表演也应该有所改变，适应新的观众，你怎么看？”焦晃断然答道：“不，我是很坚定的，永远不会媚俗。讨好观众就是媚俗，有什么创作上、审美上的意义呢？这样能走出什么路来？观众到剧场来，他要看到创作的真实。”

    新观众真的就有不同于老观众的需要吗？今天的年轻人，有几个曾经体验过，看完戏后在剧场里站不起来的那种震撼，体验过达到一种新的审美高度后的幸福？我们真的与过去的观众有多大的区别吗？我们真的再也不需要曾感动过一代人的艺术了吗？

    也许，“现在许多年轻人看的戏太少了，能给他们看的戏也太少。”

    不久前，焦晃遇到这样一件事，有人对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听说我见过你，很激动。他说，他在十几年前看过你演的《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看完之后，跟女朋友在马路上走了整整一夜，他们决定结婚。”———焦晃觉得很欣慰：“那时候马路上，连吃碗面的地方都没有哇。我想那是他人生中很充实的一晚，一定是的。”

    观众的口味真的变了吗？还是舞台能提供的东西太少了？焦晃说：“如果你的话剧，连电影、电视也打不过，人家为什么要特意跑来看呢？”

    不演戏、不上台的时候，焦晃的生活简单、清淡。他喜欢在家里阅读、坐禅。“功夫在诗外”，阅读是演戏基本功的积累，在这方面，他说自己很“死心眼”。

    在《正红旗下》，老舍的角色没有太多的“着力点”，是整出戏的“串线”人物，比较难演。焦晃接这个戏，很主要的，是因为老舍。

    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其实是一篇未完成的遗作，被老舍夫人藏在煤堆里才得以幸存。１３年前，在于是之的动议和鼓励下，经老舍长子舒乙及其家人的授权，北京剧作家李龙云动笔，将这部残篇演绎成了一出大戏。

    此剧的演出阵容，堪称近年来上海话剧舞台之“最强”。除了焦晃，观众还可欣赏到尹铸胜、张名煜等名演员的演出。导演查丽芳，曾执导过《死水微澜》。

    《申江服务导报》  2000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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