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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三家畅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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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大文学观”(杨 义)
杨义:1946年生于广东省电白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所长。主要著作有《鲁迅小说综论》、《中国现代小说史》、《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国叙事学》、《杨义文存》。获得过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敏感的文学也和我们一样,跨进了既属于我们、也属于它自己的新世纪。有所谓“文学三世”: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奉行的是“杂文学”观念;20世纪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把文学祛杂提纯,采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到了世纪之交,文学开始怀着强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和价值的证明,从而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大文学”的观念。
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的人们,为文学由古典阶段到现代阶段的转型,做了许多实质性的脱胎换骨的工作。他们从晚清、尤其是“五四”以来,借用西方所谓Literature的“他者眼光”,对传统文学的家底进行盘点、清理、重组和发现,开创了新文学的局面。他们在文言文学之外发现白话文学,在正统文学之外发现平民文学,在文献文学之外发现口头文学,在中国文学之外发现世界文学。这四大发现把文学事业做新了,做活了,做大了,做得流派纷争、激情迸发、大起大落、悲喜交集。就文学论文学,20世纪的文学已经称得上大视野的文学,论著以千计,创作以万计,可以分出许多学科,可以列出许多体裁。若以字数论总量,20世纪文学的总字数可能超过以往的三千年。
然而,任何“大”都包含着、或意味着“小”。纯文学观念起码隐藏着三个缺陷:一在本体论。当人们引进他者眼光对文学进行提纯处理时,它很可能把一些历史学、文化学的知识排除在文学体验的边缘或圈外。二在功能论。西方观念源于西方文学经验,往往与中国经验存在错位。小说、诗词、戏曲,更不用说骈文、辞赋,中西方都存在着叙事学、诗学原理原则和智慧方式的偏离与歧义,在发生学、形态学和源流学上都有各具千秋的历史发展系统。不经辨析、校正和融合,就轻易地套用西方观念,也就很难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很难从本源上发挥中国文学思维和理论概括的优势。三在动力学。从西方引进的五花八门的文学思潮,包括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具有提供世界视境的巨大启迪作用的,但它们与中国社会发展、人生方式和文化现实之间存在着许多距离与脱节。单纯追慕新潮而忽略中国经验和生命神韵,是很容易产生类似于邯郸学步的负面影响的,这也许是一些不乏才华的创作缺失大家风范和传世素质的一个原因。
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论语·先进》列举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文学”在古人的注疏中,已释为文章博学了。汉代选举制的文学,则指文献经典。这种文学称谓未经近代纯文学观念的洗礼,自然流于驳杂。但提纯的洗礼带有某种人为的阉割性,使文学与整个文化浑融共处的自然生成形态被割裂了,因此在进化中隐藏着某种退化。新世纪的文学观要把传统的博识与20世纪的精纯,在新的时代高度上实行大文学观的创造性整合,催生出一种具有精审的现代理性的文学——文化的生命整体性。尤其是当今世界,科技和经济的全球化浪潮来势迅猛,知识信息在瞬息间就可以在全球超国界传播,文学与高科技缔缘而在愈来愈深的本质层面改变着文学存在形态,包括它的书写方式、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本是以深邃的人文精神为依托的文学,面临着普泛化、快餐化、通俗化和个人化的大狂欢和大尴尬。文化成了文学参与全球流通和竞争的身份证。
中华五千年和多民族的文化,是具有充分的魄力和元气涵养自己的文学之大家风范和大国气象的。在我们以大文学观体认文学与文化生命整体性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到,文学是一个格外聪明而调皮的孩子,往往童心未泯,很难预测它下一步要走到哪里,采用何种步态去走。但既然它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它必然会在大文学观念下返回自己的本性、本位、本体,并开拓自己广阔自由的运思空间,使文学成为千古文明和真实生命的现代倾诉,从而以一批里程碑式的创作,实现新世纪的辉煌。从这种意义上说,大文学观不仅是一种知识构成或知识重组,它更重要的是一种世纪性的文化胸襟。
月有阴晴圆缺 (王春瑜)
王春瑜:1937年生于江苏苏州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合著)、《明朝酒文化》、《明清史散论》、《老牛堂随笔》、《续封神》等。主编过《中国反贪史》、《康熙政风录》、《古本聊斋》、《新编三言、二拍丛书》、《当代学者随笔丛书》、《南腔北调丛书》等。
在这世纪之交,回顾百年来的文化,展望下一世纪的文化,我想起了苏东坡《水调歌头》中的名句:“月有阴晴圆缺”。如果把文化比喻为月亮,“月有阴晴圆缺”,真个是月色迷朦启深思。
在本世纪初叶,有人刚剪掉拖在脑后猪尾巴似的辫子,在美国喝了一些洋墨水后,便昏昏然,“不知今夕是何年”,惊叹“月亮还是美国的圆”。从此,这句忘乎所以的话,成为西方文化至上论、甚至是“全盘西化论”形象的代名词。但是,所有那些俯伏在西方文明脚下的梦幻者,一枕黄粱后,仰望所谓美国的月亮,不过是“影徒随我身”而已。何以故?近百年的中国历史,浸透了西方列强侵略、宰割中国时千千万万华夏儿女的斑斑血泪;载满了华夏儿女英勇反抗、前仆后继、万折不挠的呐喊、厮杀、凯歌。其实,对于某些洋奴来说,西方的主子,何尝向他们提供过平静的舞台,让他们恣情演唱无人喝彩的“月亮颂”?百年历史证明,西方文化至上论,不过是少数人的梦呓。应当指出,这种谬论的前提,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雄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对于数典忘祖者,不值一驳。
但是,百年历史同样证明,东方文化至上论,也是历史的绊脚石。不错,按照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的说法,如果把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的世界第一,按英文字母的顺序来排列,26个字母根本不够用。如果没有中国的四大发明,世界文明史将会黯然失色。何况我国在数学、丝绸、冶金、铸造、燃料、工程、造船、航海、建筑等方面,在当时的世界都有称得上是“大拇指”的发明创造。也许正是这些炎黄族谱中最光彩的一页,使一些国粹派、东方文化至上论者悠然、陶然。同样在本世纪初叶,每当有人介绍西方一种新的科学知识,就会有人鼻子里哼的一声说:这有什么稀奇,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发明了!你说飞机了不起,他就会说墨子早就发明了飞行器,甚至说夏商时有穷氏早已坐过飞船;你说原子理论,他就会说,老子早发明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就是原子。如此等等。这一类人,不过是躺在先人光荣簿上说梦话罢了,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早已落在西方人的后面了!最重要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差不多花了500年时间,终于战胜了封建主,建立起一个新的制度;而我国仍然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参天老树下,坐着“敬天法祖”的旧梦,直至西方列强坐着军舰,用洋枪、洋炮杀来了……往事如烟,已随风逝。近几年来,又有人出来宣称:下个世纪,西方文化将全面衰落,以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将领导世界文化,也就是“西方不亮东方亮”。这不过是东方文化至上论的新版本而已,所幸同样无人喝采。
东西方文化,互有长短,彼此应当取长补短。本世纪已经证明、下世纪还将证明:二种“至上论”,都是历史的残梦。让我们还是高声吟哦:“月有阴晴圆缺”,面对历史,走向未来。
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 (王生平)
王生平:1945年生于辽宁省瓦房店。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研究》副主编。著有《从“同构”到“人化之旅”》、《神人合一与天人合一》等学术专著7部,并主编《世纪存疑——伦理卷》。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再过几天,人类就迈入21世纪了,作为在时间之流、历史之旅中存在、行走的人,有一种主动眺望未来的期盼。它可以以重大节日、时令为界限,也可以以时间之流的任意一点作为开始。前者如“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华夏传统、精神、格言,后者如孔子对历史损益“百世可知”的远虑、预设、自信。我更倾向于兼有二者但又不同于二者的爱因斯坦《写给五千年后子孙的信》,这信认为一代更比一代强,为未来的子孙免受前辈人的折腾、苦痛而欢欣。
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人类每一代都要前进。当年黑格尔、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黑格尔认为,自1806年耶拿战役后,历史已终结,福山认为,终结在西方开其端的民主政制上。但历史不留情地把这种观点甩到一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所谓“第三次浪潮”的“未来学”也始终与“风景这边独好”的当代中国擦身而过,了无关涉。“走自己的路,不管别人说不说”,是人们对祖国在新世纪将展现锦绣前程的坚定信念。
新世纪翩翩而来,我国已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继20世纪人们对我国发展的古今之争与人们对我国如何“走进世界”引发的中西之辨这有关民族自身和“民族间性”两大课题之后,21世纪的未来行程必将深化它们,并给出明确的解答。仅就后一问题而言,在“欧风美雨”与“东学西渐”的碰撞、融合从而“水落石出”后,中西文化的差异渐渐成为中西有识之士的共识:“超越”(西)与“内在”(中),“逻辑理性”(西)与“审美秩序”(中),“一个人生”(中)与“两个世界”(西),“乐感文化”(中)与“罪感文化”(西)……这些并不科学的哲学概括,虽不足以成为实际交往的明显边界,却能够担当文化多样性的标志。“色一无文,声一无听”,在多样性并存的五彩缤纷的未来文化世界中,诗意展现的中国文化远景,我以为既不像汤因比认为的“儒家文化是人类未来文化的代表”,也不一定如把“和合”作为“21世纪的文化战略构想”者那样乐观单纯,而是汲取环球百家之长又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重要的是,这种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新文化,既不会如本位派那样独尊自大,也不像西化派那样低眉顺眼,而是既能抗衡风雨冲刷、岿然屹立,也不盛气凌人、与邻为壑,那将是一种具有“人化自然”与“人自然化”双重优长品格的文化:“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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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00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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