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媳妇·洋女婿——跨国婚姻一瞥

孟晓云

缘分——中国情结     婚姻是一种缘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据记者观察，大凡“中西和璧”的婚姻，洋媳妇和洋女婿多有中国文化的背景，或在中国留学，或学过中文，或喜欢中国文化。这种“中国情结”便是跨国婚姻的桥梁。     洋媳妇麦瑞是加拿大人，八十年代初到中国留学，在语言学院读书时与一位中国小伙相识相爱，并结婚生子，随后与丈夫回加拿大。1994年她选择回中国的一家大的跨国公司发展，在北京安了家。问及为什么选择中国，她的回答很实际：一是在这里自己的潜质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二是为了8岁的儿子。麦瑞认为，儿子应该了解自己的来源，他是半个中国人，只有在中国才能学好中国的语言，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这一切对他将来立足世界有好处。     洋媳妇，洋女婿留在中国的是少数，大部分生活在国外。不少留学生出国留学，与“蓝眼睛”相爱结婚，定居海外，两年前记者去欧洲采访就遇到了好几对。     中国姑娘刘继红在瑞典留学时，认识了在瑞典皇家工学院做博士后的英国人尼古拉斯·克拉克。克拉克对刘继红一见钟情，而含蓄的刘继红一开始还有道道“防线”。一次晚餐拉开了他们恋爱的序幕。席间，克拉克的英国绅士风度，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对中国历史了解之多，都令刘继红感到轻松、愉快并有些惊讶。特别是当他从衣兜里掏出中、英文对照的“杜甫诗集”并讲述他中国之行的故事时，古老的中国文化把两个年轻人的心拉到了一起。     “黑眼睛”对欧洲的“蓝眼睛”们有着别样的诱惑。瑞典的中学教师奥克爱上了在斯得哥尔摩大学读博士学位的上海姑娘沈幼琴，也是源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奥克向记者展示他的书柜，里面全是中国精品，毛主席像章，瓷器，双面绣，布老虎……他承认自己有中国情结。     幸福——在平淡之中     “中西和璧”的家庭与中国普通家庭一样，拥有一份普通的日子。     尚斗斗给记者讲述了她和古兰德先生的婚姻故事。1997年她在清华大学教书，他是她的学生。他们双方都有过一次婚姻，尚斗斗离婚，带着6岁的女儿生活；而古兰德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美国赴北欧读书，一去就是16年。他第一个妻子是丹麦人，因病去世，留下了两个幼小的孩子。研究中国教育的古兰德决定到中国北京发展，于是就有了与尚斗斗的相识相爱和他的第二次婚姻。     1999年，尚斗斗一下子成了3个年幼孩子的母亲，他们分别为10岁、9岁和6岁。古兰德在一家大的网络公司工作，尚斗斗辞去了工作，每天早上送走3个孩子上学后，她就开始操持家务，买菜，做饭，熨衣服。晚上她去进修法学硕士课程，让自己更加充实，也为今后在社会上立足积蓄力量。问她走进家庭是否有失落感，她说没有，她要接受第一次婚姻失败的教训，把家的基础打好，否则心会游移。古兰德非常珍惜他们的感情，尊重妻子的意愿，工作再忙，每天也要打几个电话给妻子，倾听她的感受。     尚斗斗在“五人世界”中，做妻子，做母亲，活得很自在，很投入。每天相夫教子学功课，过平凡的生活，做单纯的事情，从中体验着安宁、美好和幸福。     用平常心解读跨国婚姻     爱情是不分国籍的。他们和所有普通家庭一样，因为相爱走到了一起。改革开放以来，跨国婚姻日多，人们也逐渐用平常心来解读这一现象。     尚斗斗的感受是：“我与古兰德的爱情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怪异的，如同一个北京人和一个广东人结婚一样；不同的是两个人的老家相距遥远，一个在中国河南，一个在美国西雅图。”尚斗斗说，改革开放前大家是“笼中鸟”，跨国婚姻像是“怪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西和璧”的婚姻多了起来，更多的人不再用猎奇的眼光，而是以平常心来看待。现在我们一家五口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没有人看我们，但是回河南老家，还是有不少人“围观”。     与英国人克拉克结婚的刘继红，对跨国婚姻是这样体验的：“我认为，无论是否跨国婚姻，爱情都是最重要的。为了某种目的，利用某人的优势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都不会是成功的婚姻，都无法保持相爱的温度，甚至会导致婚姻的破裂。我与‘洋人’相处多年，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感受最深的是，双方必须相互理解，承认不同生活背景的文化差异的现实，相互尊重对方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把对方看作是最好的朋友而不是‘附属品’。爱的发生和延续都存在于这个基础上。”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1年02月06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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