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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残酷的。苏联在欢庆战败德国法西斯的胜利时，面临
的同样是极为残酷的事实：战争期间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高
达47.34亿卢布(1940年价格)，约合8.93亿美元；人员死亡在250
0万以上，当时的人口在苏联不超过1.7亿，在俄罗斯只剩下了96
00万；直接的和间接的军事支出在1945年占国家预算的54.3％。
这是些可怕的数字。战争已经把苏联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
、道德的、文明的)破坏得太多太惨重，而人民对未来的希望又寄
予得太多太美好。
战争曾使力图封闭的苏联的国门开启过，但胜利又使它关闭
了起来。对许多和越来越多的苏联普通人来说，他们只听到一种
声音，只意识到一件事：战争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
度的无比优越性，这种优越性还要显示下去，苏联虽然已经成了
世界一流的强国，但还会再强大下去。一种对成就的自豪感，强
国地位的不可替代感和对光明前途的希望感充塞着这个国家的一
切宣传领域和空间。所以，人民只能面对自己眼前的事，而眼前
的事却越来越不妙。胜利的喜庆并未能阻挡住一场狂暴的自然灾
害的到来。
1946年从春播到夏初，滴雨不下，一场半个世纪未见的严重
旱灾席卷了苏联欧洲部分的大部分土地。夏收大面积减产和绝产
，而秋播一再推迟，甚至无法播种。粮食奇缺，物价飞涨，饥民
流亡，浮肿、霍乱和各种疾病流行，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死亡人数逐日猛增。人民赤手空拳根本抵挡不了这骤然而降的灾
害的袭击，自然就只能期望政府的救援。当各地纷纷向莫斯科告
急，请求紧急调拨国家储备粮来救荒时，中央政府一直不愿公开
承认所发生的灾情。甚至当乌克兰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亲自向斯大
林报告灾情时，斯大林依然愤怒地斥责他是“心肠太软，受了骗
了”。
而事实上呢?无论是政府还是斯大林本人，都是心里有底的。
他们毕竟站得高，看得远，对这场灾难虽然没有预测到，却是看
得清清楚楚的。但他们有其他的考虑，有比对这灾害更重要的考
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不可动摇、苏联威信和威望的不可
亵渎。于是，他们正是从这个角度对这场灾害迅速作出了另一种
反应：立即封锁消息，有关旱灾的一切情报都成了国家的绝对机
密；不得因为这场灾害影响国家对粮食的采购，因为国家的威信
和实力都需要依靠这种粮食来支持，于是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
”时期使用过的强制征集粮食的办法，迫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把为数可怜的总收成的52％上交给国家；战争结束后粮食依然是
凭证供应的，但在这场灾害之年的秋天却开始取消了2800万工人
及其在农村的家属的粮食凭证供应，而到年底没有粮食凭证供应
保证的农民数就达到了一亿人。
国家领导人的这种决策就把本已因为战争的破坏和经济的严
重衰退而处于十字路口的国家推向了更深的危机边缘。如果不这
样做，而是减赋轻罚，宽厚待民，加之以各种救援和财政措施，
不仅灾情的严重后果会缓解，而且可能会促使一个农业复兴和振
兴高潮的出现，代之危机出现的就将可能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新时
期。然而，苏联领导人没有这么做，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措施，在
十字路口作出了另一种决策。为什么?
苏联领导人自有自己的考虑。他们虽把人民封闭于国门之内
，但他们自己的目光却是时刻关注着国外的。这时，他们一直盯
着国外科技发展的新动向，尤其是美英法的原子能的研究和利用
情况。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新科技的发展将在国际局势的发展和
变化中起重要作用，同样也会左右国内的政局。所以，这时对他
们来说，政治决策中的第一位因素并不是国内的灾情、贫穷和经
济的衰退，而是国外的科技发展，尤其是原子能研究和利用上的
进展情况。在这片土地上，长期以来，影响深远地流行着一种说
法和做法：为了国家的荣誉和强大，人民应该勒紧裤带作出牺牲
。所以，在这些领导人看来，为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苏联，即使国家面临了这样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依然得服从国
家的总体利益和总体安排，依然得要勒紧裤带。
人民有人民的需要，领袖有领袖的公务。对领袖来讲，在这
十字路口的当务之急就是在研究和利用原子能上绝不能落后于西
方国家，社会主义苏联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只能取得胜利。因此，
这时斯大林对政治决策中科技因素的考虑就首先集中到一点上：
原子弹何时爆炸?当然，斯大林的这种关心与其说是对西方的原子
弹的，不如说是对苏联自己的原子弹的。
事实上，还在战争进行期间，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就组织了
强大有效的情报网，收集到了美英法研究原子能的准确资料。他
在1942年3月10日给国防委员会的报告中就详细谈到了以汤姆逊教
授为首的英国铀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贝利亚在情报中提到了铀—
235，10公斤铀—235相当于1600吨TNT，一个铀弹价值326000英镑
等准确的资料。他还报告了有关铀的其他数据。这份报告留给斯
大林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正是贝利亚的工作使斯大林作出了决
策：要尽快将铀—235的原子能量用于军事目的。一个广为流传的
故事是：在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上，当杜鲁门告诉斯大林美国有
了一种力量异常强大的炸弹时，斯大林竟对此毫无反映。于是，
人们就说斯大林根本就没有理解这种通报的重要性，进而得出结
论苏联此时还没有开展对原子能的研究。
人们忘掉了斯大林是个极其精明的领袖，而他的精明又常掩
盖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言谈里。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的装
聋作哑显然是一种老谋深算的伪装。事实上，在贝利亚报告的6个
月后，苏联国防委员会就颁布了《关于组织有关铀的工作》的命
令，责成苏联科学院(由约飞院士负责)恢复对利用铀的原子能的
研究，并要他们在1943年4月1日前报告制造铀弹或者铀燃料的可
能性。又两个月后，即1942年11月27日，正当斯大林格勒血战不
止时，国防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开采铀》的决议，责成有色冶金
人民委员部在1943年5月1日前要在稀有金属总局所属的塔巴沙尔
“B”工厂生产出4吨铀盐，并要在同年的第一季度制订出年生产
能力为10吨铀盐的铀企业的计划。
1943年2月5日，国防委员会又命令在科学院系统内成立2号实
验室，由40岁的物理学教授库尔恰托夫负责。这个极其秘密并享
有各种特权的实验室的任务就是制造实验用反应堆，随后是制造
能从天然铀矿中提炼出钚—239的工业用反应堆。为了建立这个反
应堆需要约50吨纯天然铀矿，于是国防委员会于1944年12月8日作
出了在中亚建立开采铀矿的决定。这个同样是极其秘密的企业就
叫6号联合企业，属内务人民委员部九局，由当时的副人民委员扎
维尼亚金直接负责。
所以，当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面对杜鲁门和丘吉尔装聋作
哑时，实际上他已胸有成竹，他的敏锐的目光已经盯在了世界科
技进展的最关键点——原子能的研究和利用上，他的战后的决策
已经作出——要急速在原子能的研究和利用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并以此来左右历史发展的进程。
原子弹何时爆炸?对斯大林来说这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所以战
争一结束他就全力推进和加速这方面的工作。
因而，在1945年8月中旬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
弹之后，斯大林实际上立即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尽管这种反应是
绝密的。
苏联领导作出了在最短期限内实现国家“第一号计划”，即
“铀计划”的决定。1945年8月20日，国防委员会作出了第9887号
决议——《关于国防委员会下属专门委员会》的决议。设立这个
委员会就是为了对加速铀计划的实施进行全面的监督和领导。该
委员会的主席是贝利亚，其成员有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万
尼科夫、扎维尼亚金、库尔恰托夫、贾丕才、马赫涅夫和别尔乌
辛。战争结束不久，一些苏军战士在德国的苏占区和美占区的边
界上发现了极其大量的明黄色的“油漆”，后经专家确认是100吨
浓缩铀。这批“战利品”在1945年底被运回到苏联的埃利克特罗
斯塔利城的12号工厂(正是在这个工厂里，还在1944年12月就炼出
了重达一公斤多的纯金属铀锭)，后来这些浓缩铀在那里被加工成
用于反应堆的铀件。这一工作就是在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下，由扎
维尼亚金亲自处理的。
为了直接领导有关的工作，还在苏联人民委员会下设立了第
一总局。局长是被解除了弹药人民委员、专任此职的万尼科夫上
将。第一副局长是扎维尼亚金中将。其他的副局长是来自国家计
划委员会、反间谍总局和有色冶金及化学工业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一切和铀的研究与利用有关的秘密工业企业和实验室都归这个
局领导，其中有生产铀矿开采设备的48号工厂、开采和加工铀矿
的6号联合企业、生产金属铀的12号工厂、以放射化学方法生产钚
—239的817号联合企业、以气体扩散方法浓缩铀—235的813号联
合企业、以电磁分离同位素方式浓缩铀—235的412号工厂、1号、
2号和3号实验室以及2号分实验室等。
1946年4月8日，苏联部长会议作出了第806—327号决议，将
2号分实验室改组为11号联合企业。这个联合企业的任务十分单一
和明确，就是生产核弹。从此，11号联合企业就成了苏联核弹制
造的中心。这是个极端保密的中心，许多年来都不为外人所知。
在莫尔多瓦自治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高尔基州接壤的地方有一个
叫萨罗沃的小村庄。1946年6月2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作出决议，将
它划属11号联合企业，从此时直到九十年代，萨罗沃就成了11号
联合企业的真正的核中心。而萨罗沃村本身却从此从苏联的地图
上和一切资料上消失不见了。
所有这些工厂和企业都位于乌拉尔的大山之中，11号联合企
业的总部在高尔基城南部的阿尔扎马斯—16(在苏联，就像保密企
业编号那样，有编号的城市也是绝密地点)，在苏联原子弹的制造
中起了重要作用的817号联合企业在车里雅宾斯克—40，等等，乌
拉尔地区是斯大林在二十年代就看中的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地点
，当时他反对人们把新企业建在乌克兰西部和波罗的海沿岸，就
曾反复说过：要建就应该建在乌拉尔地区。所以，斯大林早就看
中了乌拉尔的大山能够屏蔽一切，能够把国家绝密的东西隔绝于
人们(国内的和国外的)的视线和听觉之外。
斯大林做到了这一点。他的“高速工业化”的一系列丰碑都
是屹立在乌拉尔山的崇山峻岭之中的。站在战争已经结束、新时
期尚未到来的十字路口，斯大林终于作出了加速对原子能的研究
和利用，以备战争之需的决策。而到了这时，这决策就在所有这
些绝密的工厂、企业和实验室里全速进行。
尽管斯大林曾严厉命令要在他指定的期限内完成原子弹的制
造工作，而事实上直到1949年8月5日，817号工厂才完成了组装原
子弹所必须的一切零件的制造工作，并进行完一切必要的试验。
8月8日，所有的钚零件都运到了萨罗沃的11号联合企业的核中心
。在10—11日夜间，在严密的监视和控制下开始“PДC—1”钚弹
的组装工作。这是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从它开始试验到全部组
装完成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
这时，工程兵部队早已在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城以西
约170公里的荒漠草原上建起了一座巨大的试验场。试验场中心区
围有高达37.5米的钢筋水泥隔墙，1300台物理测量仪器和9700架
测量核辐射的指示器在试验场的各处随时准备启动。一切都是经
过准确的计算和严格的设计的，甚至连原子弹爆炸时的风速都“
掐算”得很准确：爆炸时只能刮西北风，不能让风向西方泄露苏
联有了原子弹的秘密。
1949年8月26日之前，以贝利亚为首的政府要人来到了试验场
。到8月29日凌晨4时，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但天色突然阴
沉起来，风速达到了12—15米/秒，下起了雨。苏联第一颗原子弹
的试验不得不推迟到7时开始。接着，一切顺利，在云层高处聚集
起来的蘑菇云表明“原子弹何时爆炸”的问题已经解决。
斯大林的决策完全实现了。在先全力解决国内问题和先全力
解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竞赛问题上，斯大林选择了后者。他认
为后者决定着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左右着世界格局的定位和
变化。斯大林一生都把对国际局势的权衡放在决策的首位，尤其
是在历史上的变革时期。他现在又这样做了，而这种决策就使战
后站在十字路口的苏联迅速走上了一条不顾一切情况、动用一切
国力，与美国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核竞赛的道路。所以说是力量
悬殊，就是因为苏联的对手经济实力雄厚，科技研究和利用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而且有了多年和平发展的基础和经验。苏联相比
之下要贫穷和落后得多，而战争又使它越发的贫穷和落后。在这
种情况下，要取得一种“你有的，我要有；你没有的，我也要有
”的地位，就得不顾一切情况，就得动用一切国力，即使是发生
了半个世纪不见的大旱灾也不得不在所不惜。
在战后的最初几个月，曾经开始作缩小军工生产的努力。苏
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在1946年1月曾向苏联部长会议提交过一份军工
转民用生产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军工生产将要比1944年缩小
400亿，民用生产将要从1944年的38亿增加到128亿。尽管军工生
产和民用生产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如果照这样做下去的话，
国民经济的发展会柳暗花明，峰回路转的。然而，只是在1946年
的几个月中有这种趋势，而到了年底，到了1947年，所有的“重
工业”的生产又重新在备战的轨道上迅速运转了起来。
虽然，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在1947年12月通过了
一份决议，要求在国民经济中采用新技术。但着眼点却放在军工
生产上，尤其是放在以核竞赛为目的的原子能的研究和利用上，
因此，所有的新技术在苏联这片土地上也就被缩小和隔绝了起来
。当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掀起一个又一
个的新科技高潮时，苏联却颠着脚在军工新科技的这一条道上蒙
着头猛跑。所以，战争的破坏、经济的衰退、大旱灾的严重后果
和人心的背离都在渐渐地，但十分顽强地腐蚀着苏联的国家机器
，阻碍它正常的和顺利的发展。在事隔半个世纪后，再来看斯大
林的这一决策，也许就能从传统的庄严中看出失误和荒谬来。
有了原子弹，国家就会强盛和强大起来了，这不就是最大的
国家和民族利益吗?我想这是从纯武器的角度看问题的。国家的强
大，民族的兴盛，除了原子弹和其他武器外，还应当有更重要的
东西，那就是人民生活的日益改善和富裕，发展生产的物质基础
的日益扩大和雄厚，人民的日益向心和同德。如果不是这样，如
果只有经济的日益衰退，只有抵挡不了任何灾害的人民的日益贫
穷，原子弹，或者比原子弹更强大的武器能救得了这个国家和民
族，能救得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吗?苏联日后的发展和它的最终解体
也许最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摘自2001年第1期《书摘》，作者：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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