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登些什么  官员说了什么 日本如何看中国

竭力美化日本侵略史的野吕田芳成

本报驻日本特派记者  于青 　　近一段时间，几件颇为引人注目的事件使日本成为中国人关注的焦点。一是日本三菱公司生产的帕杰罗越野车，因出现问题而接到中国政府的“禁令”。二是1月27日，90多名中国公民在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遭受日本工作人员的粗暴对待，“噩梦”般地在机场滞留了24个小时。三是2月18日，前日本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美化日本历史上的侵略行为，把它说成是“拯救它国人民于水火”的壮举。四是日本政府日前决定，对歪曲二战事实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不做介入”……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响。那么，日本有关各方是怎样看待这些问题的呢？本报编辑为此对本报驻日本特派记者于青进行了电话采访。 　　编辑：最近在日本，关于中日关系的热门话题是什么？ 　　记者：2月24日，日本《读卖新闻》刊登了一篇文章，其导语颇有代表性，即：“从去年10月中国总理访问日本以来，日中关系又开始出现了感情摩擦。因与中国顾客产生纠纷，日本三菱公司、日本航空公司受到中国传媒的批判大合唱。另外，历史认识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编辑：日本媒体对三菱汽车、日本航空和历史问题的报道有什么特点？ 　　记者：大概是因为自知理亏，日本媒体对中国顾客与三菱汽车、日本航空公司之间的纠纷极少有报道。对于历史认识问题，中日两国媒体都做了较多的报道，出现了“两头热”的现象。 　　编辑：能否谈谈这次成为舆论焦点的经过和新特点。 　　记者：2月18日，前日本防卫厅长官、现日本众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野吕田芳成在秋田县发表演讲时声称，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使东南亚国家获得了独立。他的言论引起在野党的强烈反响，也激起中、韩等国舆论的强烈批评。 　　2月21日，日本《朝日新闻》头版头条报道了教科书问题，指出日本政府确定了“政府不介入”的方针，审定中的历史教科书只要修改个别字句，就很有可能被认定合格。对此，日本《产经新闻》发表署名文章，指责“《朝日新闻》故意诱导国外压力”，谴责“日本媒体煽动中国和韩国等邻国对日本进行批判”。 　　2月22日，《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指出，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主导编写的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的可能性增大；其中一些观点蓄意肯定过去的殖民统治和战争，是无视当时日本国民的痛苦和遭受侵略的人们；这样的内容公然拿进教室，对肩负未来的日本孩子会有好处吗？对此，23日的《产经新闻》 　　发表社论认为，《朝日新闻》社论是在对教科书的审定工作施加压力。 　　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记者会上说，中国要求日本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任何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出台，切实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对此，23日，《产经新闻》在头版头条对朱邦造的话进行了详细报道，并评论说，“朱邦造的发言，事实上是在干涉（日本）内政”。它还分析说，中国方面对教科书问题的批判，是利用森喜朗首相临近下台，加强对日攻势。24日，《产经新闻》再次发表社论，要求外务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接受中国和韩国的要求。 　　编辑：日本《产经新闻》与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的关系暧昧，我们早有耳闻，它发表的那些观点并不新奇。我们也听说《产经新闻》格外关注中日关系，他们一些常驻北京的记者也善于穿凿附会，人们如果信以为真，一定会反对中日友好。能不能介绍一些目前日本人对历史问题的真实看法。 　　记者：先介绍一位国会自民党参议员的看法。他叫武见敬三，50岁，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曾在台湾师范大学、哈佛大学留学，1995年当选参议员，是国会议员中几位会讲汉语的人物之一。他说，他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是，日本的军队进入了中国的领土，造成很多人惨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日本应该谦虚、真挚地进行反省。但是他认为，对历史的认识问题在目前日中两国间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 　　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确立了日中两国在亚太地区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立场，首次肯定了日本发挥的作用。可是，日本国内出现了要求对中国持严厉态度的政治立场，其中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传统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它要求在全球化中意欲强化日本的作用。其代表人物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另一种是市民社会构成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它在30岁以下的日本人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其代表人物是高知县知事桥本大二郎等。他们喜欢在中国人身上找毛病，总是认为是中国人制造了两国关系中的摩擦因素。小渊前首相曾向江泽民主席口头明确表示道歉，在文件中首次写明“侵略行为”，与日本过去的立场相比前进了一步。问题在于日本是否已真正道歉了。日韩两国已在文件中写明了“日本向韩国表示‘道歉’”，而日本还没有明确向中国“道歉”。 　　编辑：表面上看，武见敬三可能还不像是野吕田芳成那样的“鹰派”议员。因为他懂中文，被认为是“中国通”，作为议员，他又是大学教授，他谈论中日关系的时间和空间一定不少，但如果他有一些错误看法的话，将更容易使普通日本人产生误解。 　　记者：再介绍一位前日本政府官员的看法。他叫宫崎勇，78岁，是位经济评论家，曾任村山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他认为，现在，日本确有不喜欢中国的人。一些日本人认为，中国总是揪住过去不放，以此进行对日外交，以换取日本的经济援助。他认为，日本人不应总抱怨“何时能结束道歉”，而是应该经常引用表示“遗憾、谢罪”的话。对于历史问题，他理解日本人的感情，即不愿意总暴露日本过去犯下的罪行，不愿道歉不止。但他觉得，日本人更应理解对方的感情，因为二战悲剧并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并不遥远的事情。 　　编辑：这位经济评论家的观点，一定程度代表了部分日本政府官员和友好人士的看法。 　　记者：再介绍一位与中日关系有更直接关系的人的看法。他叫冈部达味，是位大学教授，现任日中21世纪委员会日方首席委员。他著有《亚洲政治的未来和日本》、《实现日美中安全保障合作》等。他认为，日中之间有许多误解。例如，日中邦交正常化时，田中首相谈到战争时说：“给中国国民添了许多麻烦”，引起了中方不满。这是日语和中文之间的细微差别引起的。在《日中联合声明》中，日方表示，“痛感日本挑起的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害，表示深刻的反省”，这其中的确没有“谢罪”、“道歉”等字眼，但是，这已经是日文中极为真挚的表示谢罪和反省的语言了。他还说，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日本领导人发表了“谦虚地接受历史事实，再次表示痛切反省，由衷地表示道歉心情”。这表明日本已经很有诚意了…… 　　编辑：身为日中21世纪委员会日方首席委员，作为多年研究中日关系、与中国有频繁交流的“中国通”，竟持有如此偏激的观点，听了令人吃惊。可见中日两国虽然一衣带水，即使排除别有用心的因素，距离真正的相互了解还十分遥远。那么，一些普通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也不是很好，这又是为什么？请你实话实说。 　　记者：主要是受媒体报道的影响。因为媒体的报道是日常的，新闻性的，其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就从2月24日一报一刊的报道说起。《产经新闻》在2月24日的报道中说：“根据法务省入国管理局发表的统计，1999年，日本强制遣返外国人约5.5万人，其中违法打工者约4.6万人。违法打工者中，中国人约8000人，比上一年增加了14.6％，仅次于韩国（1.3万人），人数居第二位。”请看报道中的“技巧”：统计结果发表通常都是按数量多少依次而列，而这条消息中先说“第二位”，不知是何居心。再看《周刊东洋经济》2月24日的一篇文章。其标题是《中国撬锁犯，低成本高收益的新行业，背后是日本的暴力集团》。文章说，根据警察厅的调查，2000年日本发生“撬锁盗窃”案约3万件，是1996年120件的约250倍。撬锁犯中80％是中国人；如果不限于撬锁犯，在日本有犯罪行为的外国人中，60％是中国人。可以想见，因为披露的是政府机构发表的数字（先不管事实是否如此），目睹这些消息的日本人肯定会深信不疑，他们对中国人会产生什么印象就不言而喻了。

《环球时报》 (2001年02月27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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