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摘

    说毒品泛滥已成一种急迫的社会罪恶，这不是危言耸听。染上毒瘾的人，不光自己被摧垮了自尊，吞食了前途，还累及无辜，使家庭遭到毁灭。但正以惊人速度蔓延全国的毒祸在一向敏感于社会问题的知识界却几乎是一个盲点，少有人去注意，更少有人问津。结果，问题的紧迫严重与研究上的寂寞冷清成鲜明对比。不过，在这寂寞冷清的问题上也有人功夫下得很深。98年问世的《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一书可证明这一点。

    如书名所示，这是一部研究区域性鸦片问题和禁烟运动的专著。1840－1940年间鸦片肆虐中国。作为境外毒品输入的重要过境线和集散地，加上当地大规模种植罂粟，云南是受鸦片之害最烈的地方。近一、二十年重新开始毒品泛滥，云南又再次成为毒品的重要过境地和集散地。作者注目于这个典型地区的近代鸦片问题和禁烟史，是很有眼光的。在作者笔下，鸦片对云南社会的影响触目惊心。且不说经济、政治、边防上的影响，仅从鸦片已成为当地民众的主要嗜好和交往媒介这一事实，便可知积弊之深广。由此民风民俗，便可理解滇省有识之士何以发出如下警世危言：“今日不禁，恐十年后无可用之兵；三十年后无一健康国民。”但作者着力最深也最有意思之处，是在对云南三次大规模禁烟运动的介绍以及对其成败得失的分析上。

    道光朝禁烟以严刑相加，阻止官民吸鸦片食鸦片，决心固大，但因忽略填补禁烟造成的经济短缺，加上那些只顾自己年度考评而不把长远的国计民生放在心头的地方官暗中纵容种植罂粟，这次禁烟以失败告终。第二次是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这次禁烟始于光绪末年。云南督抚们鉴于滇省社会经济依赖鸦片的畸形状况，不是简单的令烟农和驮夫们“下岗”了事，而是以招商引资、开办实业和推广经济作物等开源节流的有效措施，解决禁烟后遗留的烟农家庭收入、驮夫安置以及地方财政收入问题。至于当时如何进行禁烟宣传，时任富民知县的《劝禁种烟示》值得一录：

    “鸦片害人，你们是知道的……何必丢好好的蚕豆、大麦、小麦不发不种，独种这害人的鸦片呢？呀，你们错了，我劝你们种田的人，仍就在粮食上用工去，去找银钱，也会发财的。等到割了麦子……种些好蚕豆种,点些好大麦小麦种。到明年春上，蚕豆拔得了，大麦小麦也割得了，现钱卖现货,公公正正,直直平平,哪个少得一文,哪个少得一颗,处处行销个个要。不比那鸦片烟，到了街市要上厘金，卖人又要压称……且有一宗最坏的事,今年种烟册上你的名都挂在册子上了……到明年,你若不减产,一定是犯法了……大帅已出告示，你们去仔细看看，我劝你们不要种这害人的鸦片烟，也是好事。都是你们个个做到的，你们也要仔细想想，除饬绅耆劝导你们外，合撰白话告示为你们劝示：你们各村居民，识字的人，念与不识字的人听，记得的人，说与不记得的人听；大家劝喻，竭力禁止。本县劝你们的话也就完了。你们该明白了，勿违，切切特示。”

    这位父母官对治下百姓披肝沥胆地倾肺腑之言，毫无居高临下之势和训示口吻。这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基于对种烟户生计的关注，在开导中指了一条用其他经济作物替代罂粟的的路子。虽然这次禁烟时限太紧，替代措施还来不及发挥作用，出现的收入空白影响了禁烟效果，但着眼于经济替代手段为日后禁烟找到一条稳妥可行之路。

    作者重点评介的是30年代由龙云主持的第三次禁烟。此次禁烟运动，在政治上，它是全国救亡运动的组成部分。云南各界视鸦片与日寇为中华民族的两大敌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禁烟动力。在经济上，当局汲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在全面禁烟之前采取了一整套促使云南经济转型的预备性措施。这些措施既着眼于解决地方财政收入，也着眼于农村基础社会的经济收入，避免禁烟带来的经济真空使那些在经济上依赖鸦片的农户和驮夫丧失生计。在禁烟实施上，种、运、吸三者同步禁止；重防范轻惩罚，惩戒上重官轻民和有步骤、分阶段的递进处罚标准；禁前先调查、宣传和筹备，拉弓不放箭，既给烟民戒烟一个缓冲过程，也不骤然断绝烟商财路，以一缓冲期引导其及时调整经营方向。这些软着陆措施避免了禁烟运动产生过大的社会震荡。结果，仅用了四五年时间就基本上消除了云南百余万亩罂粟种植和百余万人吸毒问题，而且，“通过禁烟完成了部分资金积累，找到了一条适合云南地方实际的发展经济道路，建立起各类近代企业，开辟和发展了新的税源，完成了经济作物的替代，调整了社会的产业结构，实现了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的转型。”

    直到此处，作者始终秉着谨严的治学态度，靠理性分析，用事实说话。对经济替代手段在第三次禁烟成功中起的关键作用的揭示和评价，既是全书的重头戏，也是最独到之处。而对几次禁烟的介绍和得失总结，又不仅对我国处理正面临的毒祸复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还提供了超出禁毒范围的更广泛启示。譬如，怎样对待国情？作者展示禁烟运动前云南民风吸食鸦片已相沿成习；在经济财政上，全省生计又系于鸦片。但禁毒行动表明，对这种状况的清醒认识是制定稳妥有效的禁毒措施的前提，而不是借此延宕禁毒，使“国情、民情”成为藏污纳垢、抗拒采取行动的代名词。又如，作者以翔实的材料说明，鸦片带来的高收入非但未促进云南经济的发展，反因鸦片投机的收入来得容易而刺激了畸形消费，外国和外省高档消费品流入云南，牵动物价轮番上涨和金融危机。

    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作者下笔谨慎，一些重要结论引而不发，把思索空间留给读者。如果就此打住，这本《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无论从学术上还是现实意义上都算得上一部相当成功的著作。遗憾的是作者该停笔处不停笔，硬给全书加上一个破坏其风格的尾声。

    尾声概述50年代初云南禁烟，所引禁烟条例并无超出过去之处，而且引的昆明市禁烟宣传提纲中的政治化结论对过去的禁烟运动明显不公正：“反动派统治时代的禁烟政策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不仅把烟毒用作牟利品，而且把烟毒用来做消磨青年志气，削弱革命势力，从而巩固反动统治的工具。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为人民除祸谋福利的，它的政策是处处从整个人民利益出发，所以与反动派的禁烟政策在本质上根本不同。”作者未作任何分析就把政治化宣传当现成结论接受下来，而且受这种语言的传染，也在万把字的尾声中大量使用起与学术不相宜的政治术语，再加上全然回避50年代禁烟对过去经验的借重，回避过去的经济替代措施为50年代禁烟打下的基础，却以大而无当且自相矛盾的议论去无条件颂扬50年代禁毒，与前面求实谨慎的风格迥异。作者为何要给这本颇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添上这个败笔尾巴，我不想猜测。但无论如何，这本书的学术品格因尾声而大打折扣，是很可惜的。

《中国经济时报》 2001年3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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