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英若诚：非常想念母亲
在短短的两年里，我的家人曾４次接到医院发出的我的病危通知。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并不感到孤独和寂寞，因为有许多美好的回忆陪伴着我。
我心底有许多话想倾诉出来，却想不起对谁说最为合适，好像身边任何人都无法理解，此时我常常感到一丝委屈和伤感。恍惚中，自己仿佛又像婴儿般回到了襁褓中——我知道了，弥留之际我最想念的人是我的母亲，我的一肚子的话是想讲给她听，也只有她才可以懂得我，了解我要说的一切。
母亲名字叫蔡葆真，祖籍江西，１９０１年出生，１９８９年病逝于北京。
她的一生是饱经磨难的，是坚忍不拔的。母亲出身于封建大官僚家庭，我的外公蔡儒楷曾任北洋政府的山东省长、教育总长兼北洋大学校长。当时家境优裕、门庭显赫，母亲是名副其实的官小姐。我的外公和我的祖父英敛之虽政治观点对立，但这并没有妨碍两位文化人的友谊。
我祖父英敛之“下视官爵如泥沙”，一介草民却创办了《大公报》和辅仁大学。他们俱为一时英才，惺惺相惜，交情至笃，曾指腹为婚，定下了我父母的婚事。
我父亲幼年即留学英国，母亲作为没过门的英家媳妇，很小就被送进天津的圣约瑟教会女校学习，接受西方教育，为的是让他们婚后能有共同语言。母亲在中国传统和西方教育的双重影响下度过她的青年时代，形成了她重视文化、思想开明、乐善好施的品格。
父母婚后感情甚好，然后有了我们兄弟姐妹九人。印象中，父亲始终忙于工作，很少管束我们；母亲信奉“身教胜言传”和“无为而治”，重视家风对孩子的影响，从不训斥和体罚子女。她为数不多的几次谈心，对我的触动终身难忘。
我十几岁的时候桀骜顽劣，曾用弹弓把学校老师的头打破了。闯了祸的我本可以推脱责任，死不承认，以为大不了与其他同学一起挨一顿申斥甚至处分了事。母亲了解到我是真正的祸首，便毫不犹豫地劝时任学校校长的父亲大义灭亲，出布告把我开除了，并亲自到受伤的教师家赔礼。我被送去了天津，进了纪律要求严格的圣路易教会学校。离家时我特别想与母亲说点儿什么，但在她忧郁的目光下我沉默了。我知道自己错了，理应受到惩罚。
在天津念书期间，我还算循规蹈矩，可一件意外的事又把我送到了被开除的边缘。当时我们学生就餐６人一桌，我是我们桌的桌长，负责分发食物。一位家境优裕的同学为了多吃多占，到德国教士面前告状说我分配不公，教士不问青红皂白，严厉地斥责我，还罚我站，不让我吃饭。
我当然不服，据理力争，居然把他气晕了过去。校方杀一儆百，严惩我的忤逆行径，坚决要开除我。我狼狈地回到北京的家中。记得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是罪有应得，已不可救药，唯独母亲冷静地允许我陈述，问清楚事件原委，然后心平气和地告诉我：“我了解你，相信你说的一切！可不管怎么样，你的处事态度实在不可取。”已经绝望的我深受感动，不禁泪水涟涟，母亲的信任对孩子来说是多么重要，它让我觉得世界是那么美好。
学校很快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同意我回校继续学习，我也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态度。“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是流着眼泪把我送走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流泪，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从此我心无二用，用功念书，终于成绩优异，学有所成。
日本人于１９３７年占领了北平。父亲作为著名抗日爱国人士先后数次被抓进宪兵队，受尽酷刑，历时３年之久。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母亲只得靠典当自己的嫁妆并出外教书养家糊口，还要给狱中的父亲送衣送饭，其艰难可想而知。
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也没有中断我们的教育，继续供我们念书。
抗战胜利后，父亲做了北平市教育局长，后又到南京教育部任职，风光一时，母亲则做了官太太。
１９４８年父亲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后北平和平解放，母亲和父亲这一别竟成永诀。母亲因博学多才，工作认真，担任北京市儿童图书馆馆长一职直到退休。因为海外关系和母亲的出身原因，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英家自然深受其害，饱受株连。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母亲以７０岁高龄成为被专政的对象，从家里被扫地出门，住到一间不足１０平方米的小屋里，毗邻厕所。整天干着重体力的活儿，运水泥，清扫厕所。街道干部的一句话曾使母亲难过万分：“你的儿子怎么全是反革命”
母亲因而为她的孩子深深担忧。当时我已被抓进监狱，母亲托人给我送衣物的时候特别转告我：她相信我是冤枉的，决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她要我坚强地活下去，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母亲的信任陪伴着我度过了最无助的岁月，让我在落魄之时得到宽慰和平静。母亲对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始终默默承受，泰然处之，她经常告诉我们，她不是最惨的，还有比她更不幸的人在挣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现在也做了祖父，平时含饴弄孙，倒还热闹。母亲的音容已渐渐远去，她老人家甚至连我的梦境也造访不多。但凡她来过的夜晚，我在她走后再也难以合上眼睛。从当年的深宅大院到不足１０平方米的小屋到落实政策后的公寓，母亲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只要母亲在，连空气中都充满了饭菜的香味。
无论我们多么倒霉和失意，只要母亲在，孩子们就有了一种归属感，就有了主心骨儿。母亲的一生够得上历尽风雨、饱经沧桑，可不管世界如何变幻，母亲从不惊慌失措，她处变不惊、从容不迫，始终是我们英家的中心，是稳定的象征。母亲已故去１０年了，我有多少心里话还没来得及对她老人家讲啊。
儿子英达：喜欢本帮菜
著名喜剧导演英达总被人认为是个好吃的人。
这不只是因为他有点胖，在他导演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新72家房客中》总也少不了吃吃喝喝的镜头，他的新片《中国餐馆》更是少不了一个“吃”
字。
面对记者，英达自称是个美食家，说自己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吃贯中西，吃遍南北”。这话听着有点大言不惭，但一看英达的“肚量”，又觉得此言不虚。
英达祖上是满族，母亲又是一位会做菜的上海人，英达的“吃”经不仅句句来自真传，更得益于他本人的后天努力。对待任何能吃的东西，且先不管好吃不好吃，爱吃不爱吃，先“拿来”食之，嘴里吃完之后还要追加一个用大脑思考的过程，然后才算真正吃懂、消化了。也正因为如此，英达关于吃的想象力极为发达，极其富于思辩色彩，我们且听他从头说起：
每一个胖子都是吃出来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有人说他喝凉水都长肉，这纯属胡说。你不让他吃饭，光喝凉水，他肯定胖不了。吃饭是我最大的乐趣所在，甚至超过拍戏，美食家并非人人能当，他需要能吃，还得聪明。我之所以对吃比较感兴趣，除了家庭因素外，还得益于我在国外念书时的导师，这位先生是个很有成就的人，除了写过很多关于导演艺术的书之外，还写过一些烹调方面的书，他总教育我们，要想做一个好导演，首先要做一个好厨师。而做导演时，你的材料就是演员，你拍的这部戏就是一顿饭。要让不同口味的观众都满意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总觉得“做饭”这个词太一般了，这其实是一门极其尖端的技术，不存在什么“一招鲜，吃遍天”的情况。
山珍海味好吃不好吃？好吃。那是因为你不常吃，从口味上说并不一定真好吃。真正能把那些“卑微琐碎、鸡毛蒜皮”的东西做好吃了，那才是最好的，这需要真正的手艺。
中国有几大菜系，口味各不相同。我最喜欢的还是上海菜或者叫本邦菜，属淮扬菜系。为什么喜欢？我母亲是上海人，从小吃她做的菜，这是一个原因。但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我前面说过的，把最常见的东西做到极致、做到最好，这是上海菜的最大特色。江浙地区被高度开发，人多地少，资源相对贫乏。
有的只是“小鸡小鸭，小鱼小虾”，可是他们偏偏能把这种最平庸的东西做得有声有色，千奇百怪。上海菜不比粤菜，粤菜我也比较喜欢，因为有很多海鲜。广东人把这些东西从海里捞出来，或清蒸、或白灼，甚至干脆生吃，要的是它的本味。味道固然不错，但烹调艺术又体现在哪儿呢？
再比如说一条鱼，你把它交给东北人，他也许放上酱油炖好了再把它端上来。但是如果你把这条鱼交给上海人，他会端上来三个菜：鱼头、肚、滑水（鱼尾）。三个菜做法、口味完全不同，但都极其精致。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话千真万确，各地的饮食与风土人情有很大的关系。
你在北京吃上海菜和在上海吃就完全不一样。也许菜肴本身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地点，氛围会使人们的口味发生变化。这话也许有人不信，既然菜肴本身是一样的，那么吃的感觉又怎会不同？
这个其实很好解释。我们都吃过野餐。大家都觉得野餐的食物是最好吃的，但是如果把那些面包、香肠之类的东西摆在餐桌上，又有几个人会觉得好吃呢？
除此之外，我觉得过去的宫廷菜应该算是饮食中的极品。民间的家常菜虽然各有特色，但是缺乏提纲挈领的东西，而宫廷菜则集各地菜肴之大成。比如“满汉全席”，这本身就是一种兼容并蓄。
有容乃大，饮食是这样，文化也是如此。我现在从不轻易说什么东西不好吃，比如老北京的豆汁，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肯定好吃，只是我还没有吃懂。
（摘自2001年3月8日《解放日报》，佚名）
